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
作者：郭建龙
（本文节选自全书第五章“世俗化：民主制也无法解决的难题”）
三个国家的世俗化命运
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三个国家，恰好诠释了世俗化的重要性。
从欧洲直到南亚的路上分布着三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自古以来，欧洲的人们要想从陆路到达印度，这三个国家都是必经的。现代人们到达土耳其，会发现这里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世界，虽然现在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想让土耳其回归宗教，但走在土耳其街头，依然能够感觉土耳其的世俗化成果是持久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的女孩子昂首阔步地走在街头，不用担心所谓的头罩问题。人们的思维也更加现代，对现代事务完全不排斥。
而在伊朗，这里的女孩子们上街都必须佩戴头巾，否则会被风纪警察抓起来。这里的毛拉们仍然是政治的一部分，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画像挂在了各处。不过伊朗比起阿富汗依然要好很多，阿富汗的年轻女孩除非把自己装进布袋一样的袍子里，否则是很难上街的。三者的差别在街头就一目了然了。
然而从20世纪的上半叶直到70年代，这三个国家却都处于世俗化的努力之中，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它们你争我赶，试图并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但由于领导人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最终得到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土耳其闯过了世俗化这一关，到了今天，即便领导人想要退回去也是阻力重重；而伊朗则虽然依然不情愿地转身回到了宗教的统治之下，却也保留了一定的世俗化成果；至于阿富汗则没能守住世俗化成果，不得不回到了传统的轨道上，令人扼腕叹息。
三个国家追赶西方文明的改革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真正结出成果都是在20世纪。
先看土耳其。土耳其在19世纪就有苏丹领导的改革尝试，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发生时，土耳其还是一个大国，因为整个中东地区都还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而在欧洲部分，许多东欧的土地也是土耳其的领地。历史上的土耳其统治着从非洲直达中东，再囊括了东欧、希腊的大片土地，是仅次于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罗马帝国的超大型帝国国家。如果土耳其能够较早改革成功，也许它就能保持更多的领土。
然而，土耳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痛定思痛，下决心进行彻底的改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土耳其到这时几乎处于亡国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地逐渐被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族侵占。东欧的斯拉夫人、巴尔干人和希腊人，原来都是奥斯曼的属民，也开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非洲的埃及也已经在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的领导下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只有亚洲的阿拉伯地区和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更加悲凉，由于站错了队，土耳其和德国人一起并肩战斗抵抗英法等国，一战结束时，它莫名其妙成了战败国，并且是待遇最差的战败国。
德国和奥匈虽然战败了，毕竟它们还属于基督教内部的国家。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本来就是异己，欧洲国家对它瓜分起来没有任何怜悯之意，完全是从利益考虑。于是，在英法等国的主持下，土耳其剩余部分被瓜分。
按照胜利者的计划，两个高加索小国被分离出去；而原来的阿拉伯领地则被分给了英国和法国，在英国分得的土地上现在变成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而在法国分得的土地上如今变成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些还是土耳其帝国的外围，更让土耳其人绝望的是，就连他们生活的土耳其本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土地）也将被瓜分。这个国家的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将脱离土耳其，成为一个国际共管的城市；小亚细亚南部地区被分给了意大利，而希腊则将土耳其的海岛全都拿走，甚至想要占据爱琴海岸地区。
如果按照这样的瓜分，土耳其将变得大约只有现代土耳其大小的1/3，并且还是最没有价值的土地，可谓结结实实的亡国。
这时，土耳其人才意识到不改革就是死亡的道理。于是，他们聚集在英雄凯末尔（后来称阿塔图尔克）的旗帜下，将希腊人、意大利人击败，在丢失了外围的情况下，保卫住了本土，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和南方海岸。如今到土耳其，人们会发现南方海岸目视距离之内的小岛，竟然都不属于土耳其，反而属于希腊，他们会感到无比惊讶，但考虑到历史上土耳其曾经差点连海岸都保不住，可以说，这已经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也正因为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历程，土耳其人感激将他们从深渊中救出的阿塔图尔克。正是这种遭遇，让阿塔图尔克获得了在别的国家无法获得的权威，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改革。哪怕人们心里并不赞成，却不敢忤逆他，更不敢阻挠。毕竟如果不是阿塔图尔克，这个国家都不存在了。而在伊朗和阿富汗，虽然国王们也在进行改革，但由于他们的权威不够，改革受到了更多的掣肘。
如果阿塔图尔克是一个野心家，完全可以通过人们的拥戴变成一个新的苏丹，但他是一个强烈的共和主义者，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主义者。
从1923年10月29日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阿塔图尔克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世俗化和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甚至不惜采用实质性的独裁，冻结了多党制，规定总统可以连选连任。他也不吝于利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审判、流放、封报馆，只要能维持土耳其稳定和按照既定轨道前进的事情，他都会去做。
在这种实质性独裁下，他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可以总结为六大主义，分别是：共和主义、世俗主义、平民主义、改良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后两者的内容较直观，在这里我们只解释前四项。
所谓共和主义，是指虽然他保留了独裁的权力，却有意保留共和国的架构，人们在他死后能够较为顺利地过渡到多党制和共和国。为了保证共和国不会被野心家所劫持，回到君主制或其他乱七八糟的形式下，阿塔图尔克对土耳其的法律系统进行了重大改革，按照西方观念重写了刑法、民法和商法。司法改革打击最大的是土耳其的宗教势力。
所谓世俗主义，是指除了对法律系统改革之外，阿塔图尔克还在生活方式上针对伊斯兰宗教势力进行打击。他担心未来教法势力会成为阻碍土耳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试图在自己活着时用强力将其击碎。在他采取的措施中，有的也非常可笑，他倡议禁止土耳其的无沿帽子，男人如果戴帽，必须戴欧洲式的宽边帽。穆斯林典型的特征大胡子和面纱也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另外，为了与西方合拍，土耳其采纳了公历体系，不再使用伊斯兰历，休息日也改为周末而不是星期五。此外，在保护妇女权益上，阿塔图尔克也大踏步前进。他授予了妇女选举权，并规定男人不能再按照穆斯林法娶四个老婆，只能娶一个。他强迫达官贵人的妻子抛头露面，并鼓励她们从事各种工作，或者参加政治。他废止了许多苦行团体，没收了他们的庙宇，关于伊斯兰的教法课程也全部被清出了公立教育体系。
所谓平民主义，就是土耳其的平权运动。在废除了外国的特权之后，阿塔图尔克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但是，如何保证所谓相同的权利呢？如果经济基础和教育问题无法解决，那么所谓的平权就是空谈。所以，在经济上他注重占土耳其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免去了什一税，也减少了其他税收。而在教育上，他大力推行义务教育，消灭土耳其占总人口80%的文盲。在教育中，他甚至将土耳其的文字系统都改掉了。在之前，土耳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系统，阿塔图尔克按照拉丁字母系统创立了新的文字。1928年，所有的政府文书都不得再用阿拉伯文，全部改用新土耳其文。所有的报纸必须使用新文字。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文盲，大家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学习文字。这一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当精英和平民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重新学习语言时，各种资源迅速到位，书本、报纸出现了惊人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文盲率的大大降低。土耳其摆脱了阿拉伯文字后，也从阿拉伯浓郁的宗教氛围中摆脱了出来，更加贴近于西方。
所谓改良主义，就是要避免革命和暴力，采取改良主义的做法，不断地改革，利用小步慢跑但是不停歇的方法来化解应力的积累。
通过这一系列激进化的改革，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准西方的国家。虽然它的人民大部分还是信奉伊斯兰教，但政教分离的原则却建立了起来，土耳其的政治是建立在西方化宪政之上的。
阿塔图尔克去世后，他的接班人伊诺努又开放了党禁，从而完成了从实质性独裁向西方式民主制的转变。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独裁，也有人认为这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毕竟只有他有足够大的威望，推动整个社会不加反抗地执行着所有改革指令，换成另外的人，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必定无法如此彻底，一旦回潮，可能所有的成果都保持不住了。
阿塔图尔克之后的土耳其共和国并非一帆风顺，他去世后，保守势力依然试图恢复伊斯兰传统。在土耳其20世纪的政治中，一直是左右两派之间不断地斗争，左派是坚定的世俗派，却在管理经济中失利，这是因为他们总是试图采取一部分计划经济的做法，用政府指导经济；右派是发展经济的能手，却总是试图恢复宗教传统。两者之间的斗争让土耳其社会和经济摇来摆去。但阿塔图尔克培养了一支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理想的军队，这支军队平常对政治是旁观的，可是只要有一方偏离了阿塔图尔克的既定方向，军队就会将这一方利用军事政变推翻，从而保持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成果。
直到21世纪，随着现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执政，才将军队势力镇压下去，作为右派的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地试图将土耳其拨回到宗教轨道。但是，由于土耳其的世俗化已经存在了近百年，即便埃尔多安动了不少手脚，土耳其的世俗化依然是伊斯兰国家中最成功的。
阿塔图尔克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成果鼓舞了与土耳其接壤的伊朗，以及与伊朗接壤的阿富汗。这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也都有心进行同样的改革。只是由于缺乏榜样，国王无法全力与国内的保守势力作斗争。随着土耳其的成功，两个国家找到了榜样，于是紧锣密鼓地跟随着，加速了改革。
当时，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汗的岳父马哈穆德·塔齐（Mahmud Tarzi）恰好在中东看到了土耳其的改革，将之介绍给了自己的国王女婿。阿曼努拉汗立刻决定按照土耳其的模式，准备利用一代人的时间，在政治、教育、司法领域都有所突破。他甚至请来了土耳其顾问进行指导。
根据土耳其经验，要想改革，必须首先有一支忠诚和强大的军队作为支柱。阿富汗也进行了对位改革，辞退了年老和思想落后的军官，清退杂牌军，并在阿富汗建立了新的募兵制度。之前，在村子里选谁去参军，是地方官员决定的，但阿曼努拉汗则引进了一种抽签机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根据身份证号码抽签决定，这就避免了军队和地方官员的联系。
稳定了军队之后，阿曼努拉汗推出了阿富汗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阿富汗实行世俗制度，所有宗教都获得平等权利。伊斯兰宗教法官曾经是阿富汗强大的司法支柱，宪法规定世俗制度的同时，必须将审判权从宗教人士手中收回。作为对应，国王创立了新的司法系统和立法系统，宣布保护普通人权利，并授予了妇女相当的社会地位。
仅仅从条文上看，土耳其和阿富汗的某些做法甚至不比西方差。在西方的20世纪初期，妇女的选举权和社会权利也没有达到平等，在英国和美国，女性选举权都是经过了几轮斗争才获得的。
但在阿富汗宪法的实施阶段，国王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如果改革，必须花钱，要想花钱，财政改革又必然成为突破口。阿富汗最大的问题是特权阶层太多，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却享受着免税的特权。国王取消了大量的津贴和特权，规定土地征税也是平权的。在财政支出方面，阿富汗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校，特别是规定了妇女受教育的权力。
在阿富汗的西面，就在阿曼努拉汗开始激进改革时，伊朗也以特殊的姿态加入了现代化的狂飙。
伊朗的改革是和一个叫礼萨汗（Reza Khan）的人相联系的。1921年，礼萨汗武力取得了伊朗卡扎尔王朝（Qajar Dynasty）的领导权，将国王架空，同年，礼萨汗控制了议会，两年后，担任了帝国首相。1926年，礼萨汗被议会选举为新的国王。礼萨汗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夺权，是因为1879年波斯国王为了军事现代化，模仿俄国建立了一支新式部队，称为波斯哥萨克旅（Persian Cossack Brigade）。这个部队就如同是伊朗的北洋军，逐渐控制了政局，不过最初旅的指挥官都是俄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撤走，作为本土职衔最高的军官，礼萨汗就顺理成章地控制了波斯哥萨克旅。
从礼萨汗上台开始，阿富汗的现代化突然出现了一位竞争者，双方仿佛进入了心照不宣的比赛之中，成为世界上当时最急于发展的两个国家。
与阿富汗国王遇到的问题一样，礼萨汗也没有足够的权威进行改革。阿塔图尔克救国于倾覆，从而获得了必要的威望，但阿富汗和波斯国王却没有这样的优势。阿富汗的阿曼努拉汗的做法是废除与英国人之间的一个小条约，这个小条约签订于一战之前，要求英国人支付给阿富汗国王一笔钱，同时阿富汗让渡一定的外交权给英国。废除之后，阿富汗国王可以宣称，是自己领导阿富汗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从而在国内获得了一定的尊重。礼萨汗也依样画葫芦，废除了一个类似的条约，从而将自己装扮成了波斯的大救星。
为了改革，首先要结束伊朗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制服各地的部落首领。礼萨汗采取了激进的军事行动，一一把部落势力降服，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集权的另一个问题是财政。为了击碎国内势力，礼萨汗不惜雇佣了一个美国人来管理财政。
然后，他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土耳其式的改革。伊朗的教士阶层成了牺牲品。礼萨汗在立足未稳时曾经和教士有过妥协，而一旦站稳了脚跟，立刻开展了世俗化的运动。他的皇后不戴面纱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听说有教士批评他这么做时，他立刻穿着军装皮靴、开着车赶往了清真寺，当着众人的面用鞭子抽打批评他的人。到了1935年，他干脆废除了社会上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
除了对习俗的改变之外，礼萨汗还加强军队，宣扬民族主义。礼萨汗宣扬的不是伊斯兰教，而是从伊朗的古代史里寻求养料，他不断地宣传伊朗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继承人，推行波斯语，压制其他少数民族。
阿塔图尔克在土耳其为了去除阿拉伯影响，把土耳其的文字彻底从阿拉伯字母改成了拉丁字母。伊朗没有这么彻底，还是采用了阿拉伯字母，但仍然尽量将波斯语中的阿拉伯元素去掉，形成更加纯正的波斯语。
他大力发展教育，建立了许多现代学校，并且，他把学校教育体系向妇女开放了。
在经济上，礼萨汗也像阿塔图尔克一样是个国家主义者。他相信通过国家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包括建立基础设施、国有企业。这些措施导致了伊朗官商的发展，成了人们未来批评他的把柄。
阿富汗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就如同是在竞赛一样，既然你发动了改革，那么我一定要进行更多的改革。他们的目标都是阿塔图尔克式的，一定要完成现代化，保持国家在世界棋局上的独立性，使得古老的国家能够焕发出生机，不被欧洲集团所淘汰。
然而，这两个国家始终没有取得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所取得的改革环境。它们开始改革狂飙时，面对的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都很大。土耳其之所以改革成功，除了国内的服从之外，在国际上，由于它是依靠与英、法、意、希多个国家打仗，才避免了被瓜分，国际势力面对土耳其总是感到心虚，加上阿塔图尔克真诚地学习西方，使得西方对土耳其的改革更加接纳，没有产生太多的压力。但对于阿富汗和伊朗，就不享有这样的地位。
简单说，阿曼努拉汗的改革毁于国内，而礼萨汗的改革受制于国外。
1929年，阿富汗国内一支极端保守性力量在一个号称哈比布拉汗（King Habibullah Kalakani）的流氓无产者的领导下，攻克了喀布尔，造成了阿曼努拉汗的流亡。哈比布拉汗所打的旗帜就是反抗改革，他对阿富汗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之后，另一位王室后裔纳迪尔沙（Mohammed Nadir Shah）击败了哈比布拉汗，重建了阿富汗王权。但阿曼努拉汗这个首要改革者的失败，却预示着阿富汗无法清除保守势力，也无法完成世俗化的重任，这个缺陷直到20世纪80年代再次爆发出来，导致了最保守的“圣战者”和塔利班。
而对于伊朗来说，最大的问题却来自于外部。礼萨汗是一个不擅于处理外交关系的人，在他的后期，由于石油问题屡次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甚至在“二战”期间试图与德国人亲近，牵制英国人，这触及了国际关系的底线，于是他在1941年被推翻了。
在他之后，伊朗王位让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也就是伊朗的末代国王。
作为伊朗历史上最坚决的改革国王，礼萨汗塑造了伊朗现代化的基础，却因为国际问题，表明他既无法在国际冲突中置身事外，也无法清理国内的保守势力，这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伊朗突然间回归宗教，它的世俗化也失败了。
民主救不了世俗化
当一个国家世俗化没有完成时，其余任何的改革措施都可能因为宗教保守势力的阻挠而变味儿，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在这样的国家即便想实现民主，依然有可能因为大多数人赞同宗教，而导致利用民主规则将宗教强加给社会。
这一点，就像当初希特勒在魏玛共和国的上台，希特勒虽然完全敌视共和国，但他却是利用共和国合法的宪法规则而上台的，是德国人民最终在他的蛊惑下，通过选举让他上了台。只是上台之后，他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摧毁了共和国体系，从而建立了极权国家。事实上，世界上许多保守势力都试图采用同样的方法，首先利用合法规则上台，再利用权力摧毁这个规则本身，达到长期控制国家的目的。
2014年5月，埃及人兴高采烈地选择了一个军人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作为总统，并授予他巨大的权力，让他几乎拥有了独裁的力量。
而在三年前的2011年，埃及人刚刚推翻了另一位独裁者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将这位独裁者关进了铁笼子进行审判。在不到一年前的2013年，埃及人行使了真正的民主权力，选择了一位真正的民选总统穆尔西（Mohamed Morsi），并欢庆埃及进入了民主时代。可是，不到一年后，正是国防部长塞西组织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穆尔西。如果按照正常的理解，埃及人应该为了挽救民主而反对发动政变的塞西，不想许多埃及人不仅赞同推翻穆尔西，还支持塞西担任总统。
于是，经过了三年的颠簸，埃及人推翻了独裁的穆巴拉克，又行使民主权利选择了穆尔西，最后又欢呼着欢迎另一位军人塞西推翻了民选总统，让埃及再次回归了强人统治。埃及的政局在绕了三年的大弯之后，又回到了三年前。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又是为什么呢？其最重要的秘密就在于埃及是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社会，而强人政治虽然有独裁的一面，却又代表着世俗化的方向。
在1952年之前，埃及是一个君主国，这个君主国的国王也试图进行改革，并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体，却由于国内保守势力足够强大，加上国王本人奢侈浪费导致国家的破产，一直无法完成改革任务。
到了1952年，埃及人终于等不及国王的改革了，一群军官在纳赛尔的带领下发动政变，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总统制。
在纳赛尔的统治下，埃及和当年的土耳其一样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思路，在社会上引入了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大力打击埃及的宗教保守势力，如果这样的政策持续得足够长，就可以完成世俗化的重任。但不幸的是，纳赛尔在经济上却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而在外交上则强硬无比，与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国家硬碰硬，并和新生国家以色列（也是邻国）成了世仇。埃及在国际关系上的地位严重恶化，经济的衰退使得纳赛尔无法将改革成果持久化。
纳赛尔没有完成世俗化任务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萨达特（Anwar Sadat）由于缺乏足够的威望，只能在世俗化政策上向后撤退，在外交和经济上也不再激进。他的政策纯粹出于维持政权的需要，但依然无法平衡国内各个势力，最终萨达特被刺杀身亡。
继承萨达特的穆巴拉克出身行伍。此时的埃及已经不再稳定，必须靠一个强力总统将国家强行捏合在一起。穆巴拉克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他娴熟地操纵着政治。在他的统治下，埃及的宪法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每一次穆巴拉克都能在选举中获得连任。
作为交换，在经济上他默许了私有制的发展，这让富裕阶层都拥护他，但这也让他成了腐败的象征。
而在社会上，穆巴拉克是一个世俗派，在他的领导下，埃及依然坚持着世俗化方向。可另一方面，由于他也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像纳赛尔那样强硬，在事实上他又默许了各种宗教势力的继续存在，无法做到彻底清除宗教对社会的控制。
正是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底层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宗教潮流：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这个组织成立于1928年，最初它只是一个类似于慈善机构的组织，与天主教举办的各种慈善组织区别不大。它们扎根于贫穷地区，为穷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医药和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又主要根植于《古兰经》，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带上了浓厚的宗教激进主义色彩。
兄弟会从纳赛尔时期就受到了严厉的打击，然而它又在历代总统的统治下都幸存了下来，甚至发扬光大。这得益于虽然总统们都热衷于实行世俗化，打击兄弟会，可是政府对底层人民缺乏关怀和帮助，底层人民在需要的时候还是只能在兄弟会处获得帮助。
到了穆巴拉克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却又足够发达。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还走出了国门，传染了周边阿拉伯的大部分国家。穆斯林兄弟会本身还算不上武装化激进组织，但从兄弟会这个母体中，又分裂出若干极端分支，不管是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还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后来的“伊斯兰国”，都曾经从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结构中汲取了营养，甚至有的团体直接来自兄弟会。
当穆斯林兄弟会致力满足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时，代表了世俗化的穆巴拉克政权却在30年的执政中变得越来越腐败，失去了民心。
到了2011年，北非国家突尼斯一个小贩由于受到了政府不公正的对待，自焚而死。他的死亡引得人们纷纷上街，形成了一次席卷全国的革命。突尼斯的革命还打开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对于政治的不满，于是，激烈的抗议活动如同一阵旋风一般掠过了几乎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包括埃及。
对于埃及来说，突尼斯小贩之死很能引起人们共鸣，因为在埃及，警察同样粗暴和不公，甚至比突尼斯还严重。最初只是少数人策划在1月25日全国警察日这一天举行抗议活动，不想这一天的抗议迅速扩大，变成了全国性的声讨。
人们更没有想到，存在了30年的独裁者竟然变得这么不堪一击。最初穆巴拉克想对抗议进行武力镇压，但他发现社会抗议的规模太大，选择了一定的妥协，不仅任命了新总理，还承诺进行改革，并表示在当年9月的选举中不再参选。独裁者的软弱让人们更加兴奋，于是，到了2月11日，埃及军方表示不再支持穆巴拉克，这位统治了埃及30年的强人倒台了。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军方采取了配合的态度，赞同在未来实行民主制，并制定了民主化的路线图，规定了在未来两年内进行选举，制定宪法。可以说，到这时，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善意，希望埃及的未来走向光明。但一个社会却并非是善意就可以维持的。
人们在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将穆巴拉克赶下台的主要是年轻人所代表的智识阶层，但是，这些人都过于年轻，他们善于搞街头运动，却不善于组织选举，对治理国家更是一窍不通。很快，这些“倒穆运动”的主力军就在选举政治中靠边站了。
能够有效组织进行选举的只剩下两方势力，一方是穆巴拉克所代表的精英阶层，这些精英阶层虽然促成了穆巴拉克的下台，但是，对于埃及社会的方向却有着共识，那就是埃及必须走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不能退回到宗教社会去。这些精英阶层由于长期执政，对于政治组织也很有经验。但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与穆巴拉克切割，因为人们认为穆巴拉克政权太腐败了，所有参与者都不是无罪的。但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有着无数的缺陷，但都是希望将国家治理好的。
除了这一方之外，另一方就是底层人民的代表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在埃及的社会中更受欢迎，不管是没有文化的普通人，还是有文化的青年人，因为这些青年人在年幼时大都受过兄弟会的帮助。可是，兄弟会也有一个大缺陷，这个组织是和宗教势力相联系的，它们虽然不提倡暴力，却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参与，让埃及回归到一个宗教社会，人们不是受到世俗法律的制约，而是受到《古兰经》条文的指导，世界也不再是进化的，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所谓总统也不再是一家独大，而是必须接受另一个组织的领导，而这个组织是一种保守的宗教势力，与现代化进程是背道而驰的。
到了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就表现出不可阻挡的势头，当年11月，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席位。第二年总统大选，精英阶层依然不甘心将权力拱手相让，推出了原穆巴拉克政府的总理沙菲克（Ahmed Shafik）与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尔西对决。沙菲克虽然出自穆巴拉克政府，但为人正直，经验丰富，依然是一个好的选择，他和穆尔西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却以微弱优势失败。这样，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就上台了。
回头来看，穆尔西的上台的确是合法的。埃及2013年的选举具有普遍性，也是透明和公平的，埃及人只要愿意，都可以上街投出自己的选票，也正是因为穆斯林兄弟会之前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在埃及的底层社会，让它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它的上台的确反映了当时的民意。
然而，依靠民主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就真的能够代表现代化的潮流吗？事实上，它首先想解决的反而是埃及的世俗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埃及过于世俗化，背离了安拉，这才是埃及衰弱和不公的所在。
在穆斯林兄弟会执政之初，埃及的经济状况由于革命造成的混乱，已经跌到了非常糟糕的地步。埃及是个旅游大国，旅游业吸纳了埃及10%以上的劳动力，随着革命的爆发和形势的不安定，外国游客们纷纷避开了埃及，旅游业大受损失。除了旅游业之外，国外对埃及的投资也在持续减少，导致原本每年6%—7%的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埃及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达到了13%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埃及的大部分女性是不工作的，她们并没有被计算到劳动人口之中。
埃及下层人士收入大都在数百埃镑（当时埃镑与人民币汇率大约为1∶1，两年后埃镑贬值为1∶2.6），如饭店、旅馆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在300埃镑，且非常不稳定。埃及也是个贸易赤字国，急需要美元等硬通货来保证进口。但进入革命时期后，埃及的外汇储备出现了大幅度缩水，2011年1月，外汇储备还有360亿美元，到了穆尔西执政时期，已经缩水到了150亿美元。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穆尔西上台后，决定他能否长期执政的是经济，他必须迅速与各界达成谅解，创造一个和平的条件，解除管制，促进民间经济发展。只有经济恢复，埃及才能稳定下来。
但不幸的是，穆斯林兄弟会却对经济完全缺乏经验，无法应对财政赤字、外汇下降、经济收缩、失业等诸多问题。他们的执政目标根本就不在经济上，而是放在了政治斗争上。
为了长期执政，穆尔西政府排挤反对派、加强集权。穆尔西解职了支持他上台的军方代表，试图抓住军队的控制权，不想却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更麻烦的是，一上台，穆尔西就以将埃及宗教化作为己任，试图废除埃及几十年的世俗化成果，将教法的内容加入宪法，以取代世俗性法律。用宗教取代世俗，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司法和立法体系，于是穆尔西又将手伸进了司法和立法环节，让曾经欢呼他上台的人们开始担心埃及会变成另一个塔利班。
经过一年的执政，许多埃及人都已经意识到，穆斯林兄弟会的统治不会带来和平与发展，反而会将埃及仅存的世俗化成果破坏掉，将埃及在20世纪的发展归零。到这时，不管是军方还是精英阶层，都已经开始讨论怎样才能让穆尔西下台了。
但是，由于民主选举的神话，穆尔西又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特别是那些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大学生们。他们见证了埃及的民主选举，相信穆尔西的确是合法上台的，按照程序正义原则，穆尔西不应该随便下台。他们依然指望穆尔西能够信守承诺，带动埃及的发展。而事实上，埃及却距离发展的初衷越来越远了。
2013年6月，为了应付越来越失控的局面，穆尔西决定免除埃及的17名省长，以此来对付他的反对者。这次明显违宪的举动终于让人们不再沉默，于是埃及又爆发了被称作“6月30日革命”的第二次革命。
一年前选举穆斯林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希望促使穆斯林兄弟会和穆尔西下台，并提前举行大选。这次革命中，人们组织了敦促穆尔西下台的签名活动，一共收集到了2200万埃及人的签名，相当于埃及总人口的1/4还多。
革命的收场，是穆尔西亲自任命的国防部长塞西宣布接管权力，组建了临时政府，将穆尔西赶下了台。于是，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民主政府失败了。埃及经过了短暂的临时政府时期，又通过选举，将强人塞西选为总统。塞西的执政风格再次回到了穆巴拉克的轨道上，以强权压制反抗，但是，至少在军方的领导下，埃及没有完全滑入原教旨之中，穆斯林兄弟会把埃及带入宗教社会的企图失败了。
通过埃及革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还没有完成世俗化的国家，即便实行民主制，依然无法打破传统带来的束缚，在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领导下，很有可能会倒退回与世为敌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其实出现了不止一次。在许多情况下，民主制并不必然带来好的结局。除了埃及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也是在合法的选举中最终选择了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班牙，激进的左派政府也是在选举中上台的，他们立刻实行了激进的计划经济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灾难，以至于自由派不得不聚集在极端右派佛朗哥将军的旗下，用暴力将激进派政府击碎。之后，佛朗哥将军又实行了数十年的独裁。与西班牙类似的还有阿连德和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左派的阿连德依靠选举上台，之后立刻采取了“推翻桌子”的激进改革，如果不是皮诺切特用暴力回应了阿连德，那么智利也将陷入泥沼无法自拔。
与埃及类似的还有伊朗和阿富汗，这两者都通过革命或者内战，拥护了极端宗教保守派的上台。随后，那些曾经拥护新政权的人们，却发现已经摆脱不掉新政权的压榨了，从而将国家彻底带入了原教旨的轨道之中。
本文节选自《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作者郭建龙，天喜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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