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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沃斯国际论坛上,中国向全世界做了一个表态:有人说中国要搞计划经济,这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我们在世界论坛上要做出不搞计划经济的表达呢?

因为计划经济意味着一种自循环的封闭模式,对世界贸易的需求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交换关系,你可以靠举国经济打开别人的市场,而别人未必能进入你的市场,市场的竞争机制就彻底扭曲了,这当然是任何一个贸易组织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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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计划经济在国内也是难以接受的。

中国的民营为什么会失去信心?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在国内体现为国营扩张与垄断,从而收窄了民营市场竞争的空间,在市场地位上出现巨大的差异,赚钱效应已经走到了边际。

当然,专家不这么看,他们从来是为政策做注脚,关于民营失去信心的原因,清华的魏杰教授提出了两个”理解偏差“。

他认为民营失去信心,是因为民营的小老板们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而且有两个基本的偏差。第一个偏差是对”共同富裕“的理解;第二个偏差是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理解。而这两个政策在中国都是深入人心的,政策一出台,舆论的浪潮一下子就把当年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横扫得无声无息了。最近有人提出停止对民营的“喊打喊杀”,于是,人们又反过来质问:谁打压民营了?请拿出证据。这还真拿不出证据,因为舆论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法律上也没有“喊打喊杀”罪,但是,要谈感受,相信每一个民营企业家都清楚自己是谁。

至于民营失去信心,是因为对政策的理解不深刻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了,也许是看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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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偏差:共同富裕。

达沃斯论坛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解释说共同富裕只是一个长期目标,前提是要先富裕,这个解释只能说明,现在不急着“共同”,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目标,还是要共同的。

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追求,一定是共享未来,问题是怎么个“共同”?让冒着破产风险的投资人与懒汉共同吗?那肯定不公平,那谁还会投资,谁还会有信心?所以,不是民营的小老板智商不在线,理解不了政策,而是政策的表述缺少量化的标准。严格地说,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它本来就是一个口号,让老百姓多点幸福感,实际操作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条文,谁也没共同出一分钱。那民营为什么会出现理解偏差呢?这是因为,这个口号的提出,代表了一种政治理想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代表了一种长期性的方向,民营的信心当然会受到影响。

富人不应该出血吗?太应该了。

富人的富离不开政策,也离不开劳苦大众,为什么不可以多尽一些社会责任?但是,世界的本质是平衡,穷与富的平衡也要有尺度,这个尺度不是武大郎开店,大家一般高,平衡的本质恰好是差异,是差异中的公平,没有差异的平衡是伪命题,也根本做不到。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没有资本的流入,就富不了;而要资本流入,就要让资本有赚钱效应,你共同的越多,资本的赚钱效应越低,资本就会逃跑,也富裕不了,更不要说共同富裕了。所以,共同只能是体现于制度层面,是国家的责任,不是企业主的责任,企业主正常纳税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至于上缴的巨额税收怎么用,是不是用之于民,那是国家的事,比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把共同的责任都加在企业主的头上,那不是民营的理解有什么偏差,而是政策的解释与执行有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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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偏差,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就是反私人垄断,这本身没问题,任何国家,不管你姓资还是姓公,都要反垄断,因为,如果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垄断必将弱化市场竞争,失去创新能力,且会造成对行政的逆向干预,这当然要反。

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存在私人资本的垄断或资本的恶性扩张?比如教培,没见谁能垄断这个市场,是不是一种恶性扩张,这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教培是合法经营,执照是工商局批的,没有不纳税,现在统统转入地下,反而不纳税了。合法的经营,一纸行政命令就取消了,它的影响会出现伸延,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只要政策认为你是多余的,是恶性扩张,是资本垄断,不用通过任何法治化的形式,也不用考虑合法经营者私人财产的损失,都有可能被取缔,这真的是理解偏差吗?还是在执行过程中少了一些法治经济的理念?是执行偏差?

老胡的观点是认为出现了执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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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提出“防止私人资本无序扩张”,民营是很难理解的,又比如平台经济,如果有问题,也应该从法治经济入手,而不是民营做起来了,就说它是垄断,让国家资本混改,书记入驻。在民营的感受中,做大了就是垄断,那又如何对未来建立起信心?

民间资本之所以失去了信心,不是因为理解偏差,而是政策在执行时,行政权高于市场规则,缺少法治化的程序,民营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财富遭受到了损失,这就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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