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皇城台
考古揭示，石峁古国是以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为基础，骨器、纺织、青铜冶炼等多种手工业并存的高度发达的史前社会经济组织系统。
对石峁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分析表明：4000 多年前的石峁是处在一个以草原为主，兼以耕地、野树林和灌木丛共存的地理环境中。草原上生存着羊、牛、马、兔等各种食草动物，小片野树林和灌木丛则活跃着梅花鹿、狍子和野猪等。在家养动物中，猪、牛、羊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实用动物群的 95. 67%，暗示石峁人除了大量饲养家畜外，捕猎野生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
从石峁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情况观察，他们应该同时从事着畜牧、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其中以羊和牛这两种草原性动物的畜养为主，占 56. 92%；其次为代表农业生产食物剩余的猪，占 38. 75%；狩猎仅占 4. 33%。
在与石峁邻近的木柱柱梁遗址中发现我国最早的山羊骨骼，其生活时间为公元前 2000 年左右。从年龄结构分析，石峁人养山羊的目的是产肉兼产奶。在同时期地理位置偏北的朱开沟遗址 和偏南的陶寺遗址 都发现的是绵羊。陕北龙山早期的横山贾大峁、高家洼和红梁遗址均发现了绵羊和黄牛，尽管数量不多，但应是陕北地区乃至全国发现最早的绵羊和黄牛。
绵羊和山羊约在公元前 8000 年左右驯化于现在的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等地区 ，“随后向东北扩散，公元前4300 ～前 2900 年到达乌克兰地区，然后经欧亚草原继续东传至哈萨克斯坦，公元前 2500 ～前 2000 年继续向东，然后通过两条线路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一条是向南通过黑水河进入甘宁地区，一条继续向东到达河套地区。这两条线路和青铜传播线路在国内几乎接近一致。黄牛的起源和传播路线与绵羊相似。从目前榆林几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分析：黄牛和绵羊比山羊略早到达陕北地区”。
经对榆林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 10 处考古遗址或地点出土的大植物遗存进行分类鉴定和研究，结果表明，公元前 3000 ～前 1800 年，榆林地区的旱作农业始终是以粟、黍为主。考古人员又通过对石峁遗址已有农作物遗存进行新的量化分析研究，进一步揭示出，石峁遗址中粟占据农业生产的主体，而其他同时期小型遗址则一直是以黍为主。“这暗示石峁先民与邻近小型聚落先民在作物选择中存在明显差异，作物呈现‘城乡差异’”现象。
石峁城址脚下流淌的秃尾河
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曾经对石峁遗址出土的收割工具如石刀、陶刀等和加工工具如石杵和石斧等，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检测到 711个淀粉粒，表明这些石器主要是用来收割小麦族植物，可能包括小麦、大麦及野生小麦族草类，或狗尾草的茎叶。
相关科技人员曾分析测试了出土于神木县大保当木柱柱梁遗址 和神疙瘩梁遗址 人骨及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发现粟、黍这两类小米仍然是这两个遗址先民的主要食物，肉食消费程度较低。对神疙瘩梁动物骨骼测试显示，猪的食物与人相同，但黄牛和羊以野生植物为食，初露草原畜牧经济的端倪。以粟、黍为主的旱地作物农耕经济的繁荣为陕北及周边地区龙山时代以来文明化进程骤然提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植物考古研究表明，老虎山文化石峁等诸多遗址自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仰韶时代晚期至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夏代早期始终保持着较为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种植习俗，以种植粟和黍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其中，粟在农业种植中起主导地位，黍则是一种辅助性粮食资源。
此外，该地区至迟在公元前 2300 年后已开始逐步转变成较为成熟的农牧混合生业形态模式，至夏代早期即完全确立并继续发展。
有关人员曾在石峁附近采集了一个龙山时期剖面，结合前人已经做的方滩、哨滴沟、锦界和柳家湾等四个剖面的粒度和孢粉数据，进行粒度和磁化率的分析——方滩等四个剖面均处于毛乌素沙漠地区，距离石峁咫尺之遥，因此可以用来反映石峁的气候背景。
分析结果表明：石峁遗址存在时期，气候最适宜期已经结束，并且正朝向夏季风减弱，平均粒径增加的趋势发展，毛乌素沙地也开始沙漠化。但是，就在气候总体变干冷的大趋势中，公元前 2100 ～前 1800 年，粒度呈现了一个较小的谷值，“表现为一个短暂的夏季风增强，气候回暖的过程。……但是，其暖湿程度要比全新世最适宜期差，是在总体变凉干趋势中的回暖”。
石峁古城南城墙遗址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正是 4000 多年前石峁古国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得以兴旺发达的大背景所在。此后，陕北及其北面地区进入寒冷期。石峁古城也在这一时期被废弃。除了存在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业经济形态外，石峁古国还分布有众多种类不同的手工业作坊区。
2016 年 9 月，考古人员在石峁古城皇城台遗址台顶弃置于西北角包墙的大量兽骨中发现了完整的骨针“制作链”，包括骨料和磨制毛坯、钻孔毛坯、残次品、成品、砺石等遗物，在约30 立方米的土方内，仅骨针数量就超过了 250 枚，还有骨锥、骨铲、骨片（饰品）等器形，各类骨器总计逾 300 件。骨针“制作链”相关遗物的发现，说明皇城台顶部偏向西北某处可能存在着制骨手工业作坊，骨针、骨锥、骨铲等是其主要产品。
石峁遗址皇城台下还发现了几件铜器和制作铜器的石范。石范均残，有“一范多器”和“一范一器”两类，器形可辨者有环首刀、直背刀、锥等。铜刀仅存尾部，刀背很直；铜镞完整，双翼有銎；铜锥完整，器形细长。其中最大的一件铜器约有 7 厘米见方。依据形状判断，应该是一个制作环柄刀模具的后半部分。这表明，石峁在 4000 多年前曾经存在过冶铸铜器的活动。
石峁所出制作铜器的石范
据对出土的青铜刀成分分析，有砷铜合金和锡铜合金两种情况。这两项青铜冶炼技术分别起源于今天的伊朗与伊拉克一带，应该是由中东通过中亚从北方欧亚草原传过来的。
制骨手工作坊和铜器冶铸作坊在皇城台被发现，说明皇城台不仅仅是贵族的活动区域，也是当时先进工艺技术的手工业作坊区。
后阳湾地点一处房址之下发现了一件被打碎的双鋬鬲。发现时，两个鬲套是扣在一起的，里面散落着一些附有纺织物残片的肢骨和肋骨。考古人员对骨骼鉴定结果显示，这些遗骨反映的是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而附在婴儿肢骨和肋骨的纺织物残片，原料为苎麻类纤维。这说明石峁人至少在 4000 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人工纺织，或许他们已经开始有意种植苎麻。
细心的考古人员还发现，婴儿骨殖上部残留的织物残片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紧贴骨殖，经纬较为细密，上层则显得比较粗糙，这一现象表明石峁人已经有了内外衣之分，同时也说明石峁所处的地区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北麻南丝”的滥觞所在。
石峁所出铜刀
石峁文化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包括牙璋、刀、铲、牙壁、环、斧、钺等，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千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峁遗址和同属石峁文化的新华遗址中，出土了较多数量的半成品玉器，而且许多玉刀、玉铲、玉圭等都是由体型较大的同类玉器改制而成，多数没有开刃，周边还保留着片状工具的切割痕迹，这既暗示了玉器在石峁文化先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这些先民从事着与玉石器制造或再加工的相关工作。
此外，石峁文化遗址还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等，说明在石峁古国存在着相应的陶器、石器等手工业作坊。
——摘编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本书是一部用考古学资料揭示先夏及夏代早中期历史发展脉络的史学著作，曾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不同于以往学人关于夏代区域性、碎片性的论述，作者置这段历史于同时期以西亚、中亚为世界文明核心舞台发展的背景下，以其高瞻远瞩的全局性目光、严谨缜密的思维逻辑和通俗明快的语言，用国际国内近几十年所取得考古学成果，第一次系统、完整而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夏人兴起、迁徙、建城、建国、定都、扩张等一系列发展行为的脉络足迹。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长安街读书会推荐干部书单（经典篇）“2022长安街十部好书”等推荐榜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