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市民在宁夏银川市新华商圈步行街逛街。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整体而言,今年消费处于历史低位,这一点无论是和去年数据亦或是更长时间段数据相比均成立。今年年内消费增速大致呈现先降后升的“类V型”曲线。虽然消费增速自二季度开始有所回升,但回升的基础并不十分稳固,消费的疲弱也导致其对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都有所下降。”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静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发布中国宏观经济《疫情下的中国消费:现状、成因及未来走势》分析报告(下称“报告”),作出上述表示。
国家统计局11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271亿元,同比下降0.5%,低于9月3个百分点,为6月以来最低。分三大需求看,2022年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52.4%、27.4%、20.2%。与上年同期相比,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大幅下降25.1个百分点,表明消费仍在恢复过程中;净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则上升12.7个和12.4个百分点。
报告认为,消费疲弱的原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层面原因。从宏观层面来看,导致消费疲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收入增速的放缓,既有绝对的放缓,又有相对于GDP增速的放缓,二是消费场景的受限,三是消费者信心转弱。
具体而言,疫情发生之后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出现了大幅下滑。今年虽然三季度数据较二季度有所反弹,但整体仍处于历史低位。另一方面,相对增速的放缓。除2020年3月份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从2013年后开始持续地低于GDP实际增速。报告认为,在低增长背景下,一旦居民收入赶不上GDP增速,可能引发“低增长-更低收入-弱预期、弱消费-低增长”这样的恶性循环。
其次,报告认为与防疫政策有关的消费场景受限以及社交半径缩小也在客观上抑制了消费。
再次,消费的疲软还与居民的弱预期有关。今年一季度后,消费者信心出现断崖式下降,尤其是对就业的信心,今年3-4月消费者就业信心指数一举从116.1跌至79.4。
从微观层面来看,多种居民收入来源均承压,收入结构恶化。居民不同来源收入变化也可以看到,被看作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压舱石”——工薪收入出现了“压不住、跑不动”的特征。疫情不仅会影响整体收入和预期,还会对不同群体产生异质性影响。“这集中表现为低收入群体承受着疫情带来的更大冲击,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会进一步抑制国内需求。”
疫情之所以对低收入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报告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行业特性来看,低收入群体往往更多从事高接触类行业,这也是导致这部分群体受到更大疫情冲击的原因。而在以往的经济衰退中服务业一般相较于制造业周期性更弱,因而所受冲击较小。在这些高接触类服务业中,分布了大量的低技能、低收入群体,这也是此次疫情对于低收入群体造成更大伤害的重要原因。
其次,此次新冠疫情兼具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衰退双重属性,两者都会推动自动化进程,由此不利于低收入群体。
再次,除自动化因素外,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普及也更加不利于低收入劳动力需求。考虑低技能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大部分难以实现居家办公,因此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模式普及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关于未来消费的走势,报告认为制约当前消费的因素有多种,这其中部分原因与疫情管控相关,预计将随着疫情的消退而逐渐减弱,因此可认为是短期影响。但还有部分因素是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深层次、结构性影响,这些影响即便在疫情结束后也可能长期存在,而这些变化是更需要政策关注的。
报告认为,高接触类、社交类消费品的颓势,大概率会随着疫情消退、防疫政策的精细化而较快结束。需要政策额外关注的是疫情带来的一些长期问题,主要有居民收入增速的放缓以及信心走弱;收入分配恶化问题;中小企业的退出、市场结构向大企业进一步聚集;疫情期间发生的自动化替代过程,这很可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就刺激消费的建议,报告认为,一是提高疫情防控精准性,畅通经济循环;二是出台部分“以工代赈”项目以及标志性项目,改善就业状况及市场预期;三是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四是继续持续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讨论环节,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认为,“地方所有的稳增长决策都是围绕着基本建设和招商引资,基本没有稳消费的相关措施。所以,要在中国长达二十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稳投资的惯性下,彻底地转变决策观念,让学界、决策部门和社会认识到稳消费的重大意义,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滕泰表示,只有稳消费才能稳增长。目前消费在经济增长结构中已然成为核心因素,过去二十年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已经过去,基础建设投资已经饱和。所以如果还用稳投资的办法来稳增长,那就会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滕泰认为:“稳消费的核心就是提高居民收入,一种思路是提高当期收入,也就是给居民发消费券或者发钱,其中发消费券的效果可能比发钱好一点。另一种思路是提高财产性收入,比如让股市繁荣起来,大家赚钱了提升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振华认为,提升消费需求的根本是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当前发放消费券是提升短期消费需求的重要举措。
在具体措施上,毛振华建议,一是消费券应全额、无条件且以货币形式发放。
二是消费补贴金额应由中央财政支出。
三是建议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采取以电子货币为主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或涉及到部分人群缺乏电子支付工具的问题,但是并非没有解决办法,建议可考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
四是向全体居民无差别发放消费券,辅之以专门的捐赠账户。
五是消费券的使用不应有其他绑定条件,但鼓励商家提供额外优惠。
六是要认识到发放消费券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其挤出效应。

毛振华提到,发放消费券后,或出现部分居民将本该用于消费的金额进行储蓄的情况。“但正如报告所言,发放消费券后,香港、新加坡的边际消费倾向均在80%左右,也就是说,发放100元的消费券大致能拉动80元左右的消费。”此前中国内地发放的与打折券类似的消费券边际消费倾向也在50%左右。
在此情况下,挤出效应相对而言是较低的,而发放消费券将会对在短期内提升消费,进而提振经济、改善民生,缓解疫情冲击,特别是对服务业、零售业以及文旅产业修复带来较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