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风”迹象出现在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中期的意大利丝织艺术品时,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看似“巧合”的现象,这些现象与“中国风”迹象出现的时间段几乎是重合的,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运动迹象。

这些迹象又在差不多的时间段里消失,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里出现的现象,大都在同一时间段出现,也都在同一时间段消失,那么这些不同领域发生的现象之间是否有关联呢?

中世纪晚期“中国风”迹象的出现与消失,是巧合还是暗合?

1368年以后,中国的丝绸暂时退出了亚欧贸易的舞台,而从中国到达西方的贸易通道关闭了近两百年。

元朝的衰败也导致中国与中亚的腹地的联系被切断了,蒙古人控制了陆路,明朝就只能退回到海路这条唯一开放的路径。

但是,自明朝开始,开启了“海禁”这项闭关锁国的政策近两百年,明朝海禁严格禁止人民对外通商贸易,限制外国人到中国进行贸易。

1368年以后,中国的丝绸暂时退出了亚欧贸易的舞台,而在中国丝绸退出欧洲市场的时间里,精致的波斯丝绸仍然持续不断地在供给意大利的丝绸加工业。

15世纪中叶一本关于丝绸工艺的著作对描述来自波斯的丝绸品种leggi和talani加以赞美之辞,而15世纪意大利的丝绸加工中心——威尼斯,及其它丝绸生产中心无疑都被来自波斯的丝绸原料所占据了。

而中世纪“中国风”迹象在意大利丝绸出现的时间在13世纪的中晚期,至14世纪中期逐渐就开始淡化了,随着意大利哥特式艺术潮流发展到极致之后,这种中世纪晚期出现的意大利丝绸装饰风格很快就被新的风潮所淹没。

中世纪黑死病的爆发以及元朝的结束、蒙古王朝的更迭,都使得亚欧贸易的路线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在殃及欧亚大陆的鼠疫来临之前,14世纪的欧洲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的迹象。

14世纪20年代晚期,佛兰德斯的纺织业出现了困境;14世纪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早期,意大利的银行业开始呈现经济萎靡的状态,包括一些大型银行出现破产的现象;而有关蒙古帝国境内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文献记载,从14世纪30年代晚期已经开始减少,截至14世纪中期几乎完全消失了。

而此时,瘟疫还并没有袭来,或者说还没有被发现。

13世纪欧洲北部的香槟集市兴起,在14世纪中期,也消失殆尽了。

13世纪,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它连接着北方陆路甚至更为重要的印度洋海路,当两条路线同时充分发挥作用时,特别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时,世界贸易路线是完整的。

而13世纪世界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彼此共存、相互协调的文化体系,迥异于西方的各社会组织支配着这一体系。

所以,元朝中国,包括印度洋贸易港口的南方地区与包括中亚陆路的北方地区完全统一起来,则整个地区都趋向繁荣;而当明朝这些贸易路线开始封闭的时候,中国及同属于13世纪世界体系的其他地区也会随之衰落。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是因为各个地区是如此的紧密相连,一个地区的衰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地区的衰落,尤其是当在彼此相邻的地区之间达成“合作关系”的时候。正如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对13世纪对亚欧大陆之间关系的理解:13世纪贸易伙伴之间的共性远远大于差异;但凡有差异出现,西方总是处于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