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8年10月底，从上万的北京基层女警中，千挑万选，其过程不亚于一次选美，终于选出了三姐妹。她们便是天安门广场的第一批女交警。
同年11月26日，三姐妹正式上岗。一时间，女交警成了“大明星”，风光无限，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在跟踪拍照，以及行人驻足观看。
三姐妹第一次上岗
1957年8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吕展，在局党委会上，向与会者展示了一幅他从苏联带回来的一张大型宣传画。
只见，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位苏联女交警正在给一个在马路上玩耍的儿童敬礼。一经展览，局领导一致认为，苏联老大哥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于是，市局就下达了一条指令，那就是全体交警在纠正违章的时候，必须要先敬礼。
这项举措很快便赢得了北京民众的称赞，毛主席得知情况后，也非常高兴地说：“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勤务员，老百姓违反交通规则，警察敬礼纠正，好！”
以此为例，北京市公安局举一反三，又决定尝试使用女交警上街指挥交通。这个设想申报上去，经过转阅，公安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妇联均表示赞成。
由于是第一次，为了稳妥起见，局领导决定先从基层派出所的女民警中，挑选出三名有一定公安经验、品貌端庄、年龄在18岁到22岁之间、身高达1.6米以上，梳着长辫子的女民警。
消息传到女民警们的耳朵时，大家都非常高兴。能够成为首批的女交警，是何等的光荣！被选拔出来的女民警，要到市局交警训练班实训一段时间后，通过具体表现，最终裁定能否上岗。
1958年10月，海淀分局大钟寺派出所的卢学珍、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的叶淑珍、东城分局小甜水井派出所的钟华，通过层层考验，最终被选拔了出来。接着，她们经过了1个多月的艰苦训练，然后被编入了东城交通一中队一班，班长叫丁先锋，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老交警。
11月26日，三姐妹一大早，穿戴整齐，乘坐一辆车抵达了素有“中国交通第一岗”之称的天安门中华路交通岗。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顺序，卢学珍第一个手持红白相间的指挥棒，昂首挺胸地走到岗台下，与在岗台上的男交警互相敬礼，然后，她上去，男交警下来，整个换岗的过程极为流畅、自然。
卢学珍从表情到手势，都透着大气。当年，长安街远远没有如今这么宽敞，而且是无轨电车、汽车、人力车、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混合使用在一起。卢学珍不用丁班长任何提示，就顺利地站完了一班岗。
轮到叶淑珍了，她虽然有点儿紧张，但手势还算干净利落。不过，等到下了岗台后，她才发现，手心里冒出来的汗水早已把棉手套弄湿了。
最后上场的是钟华，她站在岗台上，只觉得眼花缭乱，甚至握着指挥棒的手都在微微发抖。好在“保驾”的丁班长在岗台下遥控指挥着，这才完成了这一班岗。大冷的天，钟华却紧张得满头冒汗。
第一次上岗时，给三姐妹都留下了很是深刻的印象。不过，随着后来在岗台上指挥的次数增多，那种紧张、无措的情绪便少了许多。三姐妹还去了中山公园、新华门岗、南池子岗、北池子岗等地方，做了宣传展示性的交通指挥。
一时间，三姐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们跟踪拍照。有时候，她们在岗台上站岗，男交警还要在岗台下为她们执勤，不然热情的“观众”，就会把她们团团地围住。可见，当时的女交警是多么地受欢迎。
武汉向北京取经，快速成立了女子交警班
武汉局领导从北京回来，决定成立女子交警班。与北京的三姐妹心态有所不同，武汉的女民警显得比较不情愿。
当时，接到通知的梁翠仙（当时在局十三处工作），回忆说：“我一听，心里老大不愿意，去当交警站马路？多丢人现眼呀！虽说当时妇女思想一天天在进步，但女人不该抛头露面做事的旧观念，在我的身上还有印记。我就跟处长说，我宁愿下农村，也不当交警。处长听笑了，说处里已决定了。我当时已是中共预备党员，看处长这样坚定，口里说，服从组织分配，回家一晚上没睡好觉。”
另一名来自治安处的科员彭能元，也有自己的想法，她“怕这次来交警班，会被人误以为犯了错误。因为别人会想，不然怎么会让我站马路当交警。”
而来自局三处的邱益英，没有前两位那么多顾虑。解放前，她为了逃避包办的婚姻，从老家来到武汉的这位新洲姑娘，对共产党使她得以解放无限感激。她参加工作后有很强的报恩思想。
到了1958年9月14日这天，邱益英身为一名女交警的自豪感更加油然而生。因为这一天，毛主席接见了她们。其他女民警的想法，也是从此刻起，有了极大的转变。
当天，24岁的邱益英突然接到了汉江区妇联的会议通知，对着装有要求，要着上白下蓝的交警制服，腰间系武装带。晚上7点，礼堂广播突然响起：“毛主席要来参加今天的晚会！”全场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
作为一名基层的女交警能亲眼见到毛主席，让坐在第10排的邱益英感觉自己“像在腾云驾雾一样”。
随后，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子，在第4排座位，居中坐下。晚会开始了，上演的是湖南戏《刘海砍樵》。中场休息时，省妇联主任通知邱益英到小会议室开会。
令邱益英想不到的是，她在小会议室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用一口湖南话问她：“你几时上的岗啊？”、“指挥交通有没有困难啊？”。邱益英一一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
最后，毛主席握着邱益英的手，笑着说：“你不简单喽。干得好喽。以后在工作上好好克服困难喽。”谈话完毕后，毛主席还邀请她一起合了一张影。对于毛主席的关怀，邱益英始终牢记于心。
周总理看到三姐妹后，下达了一项指示
话说，中国交警制服的质量，为什么是中国警察中最好的？这还得从周总理对北京首批女交警的特别关注说起。
那是在1959年的一个春天，叶淑珍像往常一样，正在北京饭店门前的岗台上指挥着交通。这个时候，队长跑过来，对她说：“小叶，要注意一点啊，一会儿中央首长的车要到北京饭店来，你一定要保障首长的车顺利通过。”
叶淑珍立正，敬了一个军礼，大声回答说：“是。”
没过多长时间，首长的车队缓缓而来。此时，叶淑珍比以往更加流畅地挥动着指挥棒，使首长的车队畅通无阻地进入了北京饭店。
中午时分，队长高兴地来叫叶淑珍，他说：“周总理说了，让指挥交通的女交警到北京饭店吃饭休息。”叶淑珍激动地回应：“是吗？没想到，周总理那么忙，还惦记着我们呢？”
接着，队长又说：“小叶，这回可好了，你们该有高级的衣料穿了。刚才周总理说了，给这些女娃娃做合体的衣服嘛！”
原来，刚才从叶淑珍岗台前面经过的是周总理的车队。叶淑珍是看不到车里的周总理，但周总理却看到了她。尽管叶淑珍精神抖擞，动作优雅，但她身穿着一件肥大的警服，看上去实在是不美。
周总理一进入北京饭店，便对身边的人说：“刚才岗台上的那个小姑娘交警的肥裤子太不美观了，天气马上就变热了，她们是北京，乃至中国的门面。警服应该得体，女交警夏天执勤的时候，可以穿裙子嘛！”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立即着手研究为女交警改进制服的方案。经过多次的开会讨论，最终决定使用当时最好的东方呢布料给女交警做夏装。
整套夏装的构成是，上衣仍然是白色的，但要做成裙服，短小、收腰，裙子也还是蓝色的，并配了咖啡色进口的长筒袜，另外还有一双黑色的双眼系带的牛皮鞋。
因为东方呢产自上海，皮鞋当时也是上海产的样式最新潮。所以，设计组立即给上海打了一通长途电话，订购了一些布料和定做了皮鞋。
1个月过去了，三姐妹领到了她们的夏季制服。穿上身后，她们对着镜子左照右照，简直有点儿不敢认自己了。
新制服解决了，三姐妹的大辫子又成了问题。三个人的辫子一个比一个长，当初挑选她们时，就本着整齐划一的原则，长辫子也是条件之一。当时，留着长辫子是未婚女子的时尚，但站在岗台上指挥交通时，长辫子就显得有点儿碍事了。
三姐妹听说要剪掉辫子，心里都不太乐意。卢学珍和叶淑珍内心虽然不舍，但嘴上倒也没说什么。钟华就忍不住说了出来：“一个姑娘家，烫了头发，不就成了中年妇女了吗？”
结果，钟华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最后，她也只好乖乖地坐下来，含着眼泪剪掉一头长发。
接着，交管处又为她们每个人购置了一辆绿色的女式自行车，“品牌”就此打造成功。
三姐妹完成使命，退出女交警行列
1959年6月的一个早晨，即在三姐妹上岗执勤的八个月后，又有166名女交警同时出现在北京街头。她们与男交警一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经受着严寒、酷暑、风吹、雨淋的考验。
1960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要酷热许多。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全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整日站在岗台上指挥交通的女交警们，体力明显会感到不支。
当时，在岗台上的154名女交警，竟然有8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炎、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市局将这一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了北京市委和公安部。
不久后，周总理也知晓了这件事，他说：“这些女交警都很年轻，正在长身体，长期和男同志一样站岗执勤，对于她们来说，确实是超负荷了。”
就这样，当年的10月15日，北京市的女交警全部从第一线上撤了下来。除了42名被安排在交管处机关和中队科室工作外，其余的都调离了交管局。
三姐妹中，卢学珍被留在队里做内勤，叶淑珍到劳改局当了一名管教干部，钟华则到北京公安总队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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