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大外交智库创始人授权，“秦安战略”平台独家原创刊发，转载自公众号“库智交外大”，作者武子渝，《智本青析》实习评论员。
自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太空政策1号》，正式批准阿尔特弥斯计划后，美国再次登月的任务便紧锣密鼓开始推进。该计划中实施第一阶段任务的阿尔特弥斯1号原定于2022年8月29日发射，但却因火箭在发动机冷却时出现发动机故障，发动机没有到达预定的温度而取消任务。进一步的检测修缮工作当下正在进行。除此受世界瞩目的全新登月太空项目之外，纵观不论是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太空战略》或是2022SSIB报告都始终将国家太空安全视作国家安全的核心。而对于另一个航空航天强国中国来说，太空必然也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进行科学探索的主阵地。2019年，中国成为第一个登陆月球背面的国家，2022年前后，中国自主建设的空间站即将完工。这一突破性工程使美国逐渐将中国作为其实现太空领导权的威胁，将太空探索建设作为两国竞争博弈的新战场。那究竟两国太空政策与规划有何特点？今后太空是否会成为中美博弈主战场？本文将从国家探索与开发太空的直接目的开始展开介绍。
一、太空开发探索价值
（一）占据战略高地，维护国家安全
太空安全为其他安全领域提供支撑，并且与其他安全领域相互融入、相互促进，是国家安全的关键节点与要害之处。谁掌握了太空，谁就掌握了国家安全的新阀门。自冷战爆发以来，美苏迎来了卫星时代。天空本身对于地面作战具有极大优势，对太空进一步向更高更远的开拓会带来更广更全面的视角。运用卫星增加了战争及军事行动透明度：可通过全球定位系统（GPS）提高目标的锁定和打击精准度，通过对天气及环境的检测和预测辅助军事计划制定，获取敌方情报。同时通过对地面情况进行控制和预警等多方面作用来弥补军事覆盖缺陷，对地面作战提供全面支持。如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美国皆重点运用侦测卫星及天基对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从此世界上发生的战争从机械化逐步向信息化转变。
（二）提高生产生活效率，造福社会
天气预报系统能够向农业种植生产活动提供信息预警，太空基础建设对于制造业提出新的要求，可推动材料、化工等多领域的协同创新，全球定位系统（GPS）在后勤保障、物流、民用等领域展现直接的优势，将间接带动经济产业流动，数据处理及信息交互。“太空经济”拉动基础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并催生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商业太空行业的兴起。马斯克在2021年成功实现太空旅行轨道项目后，背后可窥的潜在商业及社会价值蓬勃而无限。
（三）刺激探索创新，创造发展机遇
太空探索的另一极大价值是科学意义。对地球外一切未知探索，包括对月球，其他行星环境的认识和对可能性生命的发现。正如本次美国的阿尔特弥斯1号登月计划便是对后续着陆火星的铺垫，为获取火星信息及开展空间实验作准备。太空实验室、地球与太空其他星球的“联动实验”研究都开拓了对多样或类地环境的认知，同时激发下一代对太空的好奇与创新。
二、中美太空政策与规划
中美两国的太空战略皆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对重点研究领域与项目有清晰和明确规划。如中国航空航天为推进航天治理以及发展空间技术，明晰其产业与重点培育能力的目标。美国也具体提出了10个太空重点能力建设，包括太空态势感知、太空控制、导航定位授时、侦察情报监视、卫星操作、太空运输、导弹预警、核爆探测、卫星通信、环境监测。以关键领域的突破为重，支持商业太空的兴起，形成自身合作路径。两国倡导在遵循联合国的框架下实现太空议题探讨，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并共同反对太空武器化。
（一）中国太空政策与规划
1、 以太空事业作为构建人类共同体一部分
中国太空基础建设、研发新科技项目、探索外太空历史环境的目标在服务国家安全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上，将与全人类共享发展成果。中国在航空航天发展愿景中强调其角色是外空科学治理的倡导者和人类文明的开拓者，旨为建设现代强国、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而做出努力。
2、 自主研发为主，合作突显整体战略意义
自2016年中国航天进入创新“快车道”以来，中国表现出从基地设施到尖端技术一以贯之的发展战略，在空间科学主题下部署长期计划。对于领域化探索，神舟系列于1999年发射神舟一号进行运载火箭性能测试，2022年神州十四号完成了空间站的平台工作及科学实验；嫦娥探月卫星于2007年发射到2020年完成月球采样；中国自主建设的以天宫系列为主的太空空间站也完成在即。中国以后来居上的姿态对多领域开展基础建设及阶段性探索，如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气象卫星、地球资讯卫星等建设成果都使其他太空强国滋生危机感。
在太空合作选择上，与俄罗斯、欧洲国家的合作重在新兴技术的开发与资源共享，以合作科研、工程筹建为主。在与金砖国家以及非洲国家达成合作中，表现出服务于原有战略框架的目的，如2020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在非洲构建的遥感卫星网络是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太空援助计划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数据共联。截止到2022年，13个非洲国家共建成48个卫星，其中6个是中国援建，1个为美国援建。而在中非合作建设项目中，主要形式为中国援建，非洲承担投资经费，因此中国也在援建项目中有所收益。
3、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权责清晰的组织系统有利于上下协同发力。在逐步完善的航天法制建设中，中国航天局制定下发的各项政策与管理办法都明确其适用范围、管理模式、涉及机构的职责任务、成果管理细则。遵循于国家统一管理，以严格的规则条例进行职权约束，实现自上而下的分级和统一主体的监管。在有序性组织中突显出计划的渐进和透明化的单元式成果。与美国两党及其不同职能机构的松散架构相比更具效力及定力。
（二）美国太空政策与规划
1、谋求并维护美国引领太空开发建设的主导地位
美国太空政策一向坚持美国优先，美国利益为首的原则。2010年，美国白宫颁布的新版《太空政策》、2011年《国家安全太空战略》、2012年《国防部太空政策》、2018年《国家太空战略》、2021年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的发展重点，以及美国国防部在今年8月30日发布的2022年太空政策等太空政策规程皆明确强调美国对太空领导权的掌握，点明具体实现路径。美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掌握最为先进甚至垄断性的太空技术，以最大规模和最完善的太空基础建设来保证和强化自身的主导力量。自冷战以来，美国与苏联上演了名副其实的太空博弈，双方以竞争为出发点相互追赶。但自苏联解体后，美国以政府主导的太空事业虽仍呈现蒸蒸日上态势却因缺少竞争推动力而有所懈怠，甚至出现了商业太空更为迅猛的发展势头。而俄罗斯、中国的后来居上给美国增添了十足压力，使其政策突显出的目的已不仅仅局限于保障国家安全，更是对太空资源的谋求。美国牵头打造的国际空间站禁止中国宇航员进入，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闭的规定都与美国在太空政策中体现出的敌对态度相应。与此同时，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也表明美国对自身技术的自信，美国的太空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的追赶尚需多年。
2、 着力建设太空联盟体系，发掘新盟友
美国体系霸权主要是通过构建联盟来实现的。但该体系不仅仅局限海陆，还要构建和维护以海陆为基础的太空联盟。在2022年国防部外交政策中反复提及的：扩大并积极参与和美国盟友、伙伴在空间安全的防务协作，并充分利用政策、战略、能力、信息共享和行动方面的机会，将盟友纳入其计划、行动、训练、演习甚至是情报活动中。美国的核心目标是建立空间上的全方位盟友体系。其中，以北约国家为代表的盟友与美国正共享着国际空间站等太空设施，逐步将太空合作提升为北约的一大工作重心。2022年4月，北约盟军司令部首次参加了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斯普林斯举行的美国太空研讨会，强调北约新发布的总体太空政策和国际军事合作的重要性。紧密的联盟体系为美国提供了一个与其盟国和商业服务伙伴合作的平台，以鼓励合作，增强互操作性，并确定集团行动，任务和活动中的空间支持，为美国增添了安全感。今年2月22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和英国七国联合发布了《联合太空作战愿景2031》，呼吁加强合作。 太空联盟对象基本为美国传统盟友，以相近的意识形态与互补的利益作为前提进一步稳固美国体系。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也先后在“太空”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停止太空合作。如暂停与俄罗斯共同执行月球任务等方式对俄进行威胁，将太空升级为美国及其盟友对抗俄罗斯的又一集结场。
3、 重视程度高，但政策决策出现分歧
2019年，为消除美国国防军事部门与国家情报机构的职能重叠，出现工作低效问题，政府设立太空司令部，利于明确目标及内部分工。以太空司令部为基，下一步将建设独立太空军来构建海陆空+太空的军事体系。由于内部结构分工不够明确的问题，容易出现多重命令，多重指标而降低任务聚合力，使话语责任分散。在政党层面，美国两党的太空目标及政策也并非一致。政治思维的差异及原政治目标具有延续性等因素都容易造成政策制定的分歧，从而影响政府对NASA项目和太空军队建设的投资。例如2014年，当民主党主张竭力探索小行星时，共和党却执着于完成小布什所提出的“行星计划”重返月球，造成目标设定上的低效。当两党意见不统一时，众议院有关太空政策或法案也常出现频频否决的情形。尽管两党都对太空开拓雄心勃勃，但政党分歧使决策者不得不融合两党的不同利益而折中，或因认可度和支持率无法达到预期而降低整体效率。
三、太空升级为中美主战场的可能性
如今，大国对太空探索开展地如火如荼，安全困境持续带来危机和不确定性。美国作为太空开拓者之一自冷战结束后一直掌握着太空领导权和主导权，但自20世纪末期，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突破性进展开始引起美国的警觉，冷战博弈的思维被再次付诸于太空领域。美国太空研究专家曾指出，太空就是新的大国博弈场。美国在其政策分析报告中直接将中国视作其太空对手，并强调美国瞄准中国的必要性。然而，中美在太空真的构成了博弈吗？在此可以与冷战期间美苏太空博弈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美苏所处的冷战格局在今天的中美之间并不存在。美苏以意识形态划界，将世界基本划分为两个阵营。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标，因此各个领域出现的竞争是零和的。冷战期间冷热战交织，使导弹在战争中的无限优势对战争至关重要，谁占据制高点就意味着胜利，太空武器化是目的也是结果。1957年，苏联发射的斯普特尼克1号使其在博弈中略胜一筹，进而正式打响了太空竞赛。美国与苏联之间摩拳擦掌，相互监视，你追我赶，不让分毫。这是由冷战时代敌对的特征所决定的，各自体系的安全关键直指卫星，双方利益明确，不过多关注太空开拓对社会生活或科学探索的影响。尽管事实证明太空竞赛时期的成果确实为科学做出莫大贡献，但对美苏来说只是附属价值。在技术方面，相较于当时的太空能力，若将今天或将来任何技术武器化，杀伤力不可设想。因此，任何可能引发的太空摩擦不仅是两国的损失，更会对地球及整个社会环境形成巨大危害。
其次，中国本身并未直接表明掌握太空领导权的目的。中国重防御与强调战略性合作会成为此后长时间的主基调，两国维续的基本稳定关系不会轻易引发任何太空领域的矛盾或冲突。美国关注太空对其联盟体系的意义，即在一般性的目的之外强调打造“牧羊人”的角色。以太空优势拉拢盟友应对来自崛起国的威胁。在政策中明确指出来自“中国”的威胁，表现为决策者及国内专家的立敌意图。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的恐惧，另一方面来源于“以敌立志”，坚定国家建设太空的决心。而中国自主研发的太空技术项目在于最基本的保障国家安全以及为集中构建的中国战略框架服务。在这一方面更多是出于应对性防御，对机制综合效益的考虑。因此，中美关系于摩擦中会长期保持稳定，不会轻易激化矛盾，更甚于任一方都无法负担损失的太空区域。
除中美两国之外，其他国家及非国家主体，如国际组织的态度及作用也不可忽视。从两国太空合作框架中可以观察到，不论是欧洲发达国家抑或是亚非发展中国家都参与进了整体太空项目的合作之中。中美之外的国家并不是封闭的，其本身开展广泛合作与交流是灵活的、开放的。但就北约内部在构建太空协议时提及的“应对潜在对手”这一立场，与北约作为冷战产物，以军事目标立群这一性质有关。但联盟内的独立主权国家并不会直接拒绝与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这符合他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对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组织，发挥出的是钝化矛盾，减少摩擦的作用。通过贯彻自身组织价值观，在国家之间起到桥梁的沟通作用，搭建对话和讨论的平台。包括中美在内的国家都倡导维护联合国在外空事务中的核心作用，遵循联合国《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四、结语
太空的探索与开拓关乎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经济、社会以及人民日常生活。每一项技术的突破或设施建设的进展都代表着国家综合实力。而对于中美两个航天航空强国来说，各自太空政策及规划中所体现出的目标、合作伙伴选择、组织模式虽有区别，但也在多个方面呈现出相同点，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推动商业太空与国家太空项目的结合，抓住关键领域进行攻坚，共同服务于人类事业。在中美竞争上，太空并不会真正成为双方博弈的主战场：中美关系保持整体稳定，如今对太空的开拓双方并不都以超越对方为导向，且并非都以敌对态度看待对方的太空发展。国家太空探索目的多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也十分关注自然科学探究以及社会经济价值。同时，双方都清楚的认识到，外层领域出现的摩擦会是完全恶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最终受益，而是整个世界共同承担无可逆转的后果。最后，在看待中美太空建设的规划部署上，其他致力于推进太空技术创新发展的国家以及倡导和平进行外层开发的国际组织等活跃的非国家主体都能为中美合作提供桥梁，从而避免太空成为博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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