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的赵红卫老师曾在陕北延安地区的延长县冯家塬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九年多,他在冯家塬结婚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学。在陕北插队期间,赵红卫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退休后才带着他的陕北婆姨回到了北京。说起当年在陕北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赵红卫还记忆深刻,那一幕幕难忘的回忆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

赵红卫的父亲是一名国家干部,因为对当时的政策有意见,当着部委领导的面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被停职回家反省。赵红卫就是在他父亲停职反省期间,到陕北延长县插队落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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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卫是1969年1月28日到达延长县冯家塬大队的,他被分派在冯家塬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一起被分派在三队的还有三名男知青和三名女知青,他们七人都是同一所学校的同学,他们都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

冯家塬三队一共四十多户人家,总人口179人,因为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一个生产队就有五六名光棍。条件好一些的生产队要安排十名以上的插队知青,冯家塬三队安排了七名插队知青,就已经让三队的冯队长很为难了,知青们第一年的口粮虽然由国家供应,可知青的住处却难住了冯队长,知青们来得这么急,到哪去居住呀。

冯队长当即召集社员们来开会,乡亲们的意见是暂时安排北京知青到社员家中借住,吃饭就像以前招待上级下派干部一样,也让知青们轮流到老乡家吃派饭。就这样,知青们的吃住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大家经过商议,冯队长决定让三名女知青暂时住在他家,他家大女子和女知青们的年龄差不多,可以同住一孔土窑,同睡一铺土炕。四名男知青分成两组,赵红卫和张彬到老光棍陈德明大伯家借住,另两名男知青去老光棍冯继良大伯家借住。

在冯队长家吃完第一顿接风晚饭(一人两个玉米面馍和一碗菜汤),赵红卫和张彬就跟着陈德明大伯去了他家,有四名年轻后生帮着把行李(两个装衣物的大木箱子)也送到了陈大伯家。

陈大伯当年五十多岁,身体不是太好,可能是旱烟抽多了,一个劲咳嗽。陈大伯家有两孔土窑,靠里边的那孔土窑是冷窑(窑里没有土炕,不能烧火取暖),里面堆满了农具烧柴等杂物。靠外边这孔土窑是陈大伯居住的土窑,窑里的墙壁黑乎乎的,已经看不出墙壁的本色了。窑里也不宽敞,一铺不大的土炕也就勉强能睡下三个人。陈大伯的被褥黑乎乎的,褥子和被子卷在一起堆放在靠炕头这边,炕上一张破烂不堪的苇席用旧布补了好几个补丁。看看灶坑和脚地,明显是刚刚打扫过。

几名后生帮着把两个大木箱子放在靠窑掌的脚地上,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赵红卫和张彬犹豫了一下,就打开木箱子,抱出各自的被褥,靠着陈大伯的铺盖卷铺在了土炕上。昏暗的油灯下,看不出陈大伯的表情,他苦笑着说:“哦(我)家就这条件,让你们北京娃娃受苦了。”

第一个晚上,赵红卫和张彬睡得很香,土炕虽然很硬,甚至有点硌得慌,但热乎乎的,倒也感觉很温暖。最主要的是经过三四天的旅途奔波,他们太疲劳了。

赵红卫和张彬的第一顿派饭是在陈大伯的三弟陈德亮家吃的,主食是玉米面蒸馍,玉米糊糊,有咸菜和辣酱,没有菜。看着陈德亮家简陋的生活环境,再看看他一家五口人吃的都是菜团子(玉米面和萝卜缨子一起蒸的菜团子),赵红卫他俩心里很难受。来陕北插队之前虽然想到了陕北的贫穷,却没想到陕北乡亲们的生活竟然这么苦。

陈德亮大伯当年四十三岁,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就是陈德明大伯。陈德亮的二哥叫陈德友,当过兵,退伍后到煤矿当了工人,他们一家人都在矿区生活。陈德亮的婆姨是他的姨表妹,他家有三个女子,没有男娃。大女子叫陈秋荣,当年十七岁。二女子叫陈春秀,当年十五岁。三女子叫陈改改,当年十四岁。别看陈德亮家的生活条件不好,可他家这三个女子都长得很漂亮,一个个都如花似玉的。特别是他家三女子,刚十四岁,就出落得亭亭玉立,水水灵灵的,乡亲们都说陈改改是下凡的仙女。

在陈德亮家吃了一天派饭,赵红卫就和陈改改熟悉了,因为陈改改读过两年书,会写字,也能大概听懂赵红卫和张彬说话的意思,她就成了个小翻译,大家交流起来也就顺畅多了。

三天后,赵红卫身上起满了红肿的痘痘,奇痒难忍,用手抓挠,越抓越痒。赵红卫害怕了,赶紧和张彬一起去了公社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看了一下赵红卫身上红肿的痘痘,说:“虱子咬的嘛,可不敢再挠了,挠破了要感染哩。”医生给开了一点止痒消炎的口服药和红药水,就打发他俩回来了。

回到陈德明大伯的土窑里,赵红卫和张彬打开手电检查被褥,还真在被褥上发现了虱子,可能是赵红卫挨着陈大伯的原因吧,张彬被子上就发现了一只虱子。赵红卫和张彬又检查陈大伯的被褥,这一看不要紧,他俩的头皮都发麻,陈大伯被褥上不光有很多虱子,还有白花花的虮子(虱子产的卵)。张彬把陈大伯拉过来,问陈大伯:“大伯,你这被褥上咋这么多虱子,你不怕虱子咬吗?”“啊呀!不怕你俩娃娃笑话,咱冯家塬缺粮缺柴缺水,就是不缺这(虱子),家家都有虱子,账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嘛,哦(我)们这都不怕虱子咬哩,虱子也不咬哦(我)们。”陈大伯说完,很无奈地笑了笑,他的笑容还不如哭好看呢。

之后的日子里,陈大伯也特别注意卫生,只要有时间,他就在自己的铺盖上捉虱子,也脱下自己的衣服捉虱子,他捉虱子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不怕虱子咬,他是为了不让虱子叮咬北京知青。

三个月后,赵红卫和张彬他们才慢慢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环境,也能和虱子跳蚤和平相处了。可赵红卫并不打算和虱子跳蚤和平相处,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消灭虱子跳蚤,撒六六粉,喷一六零五(一种剧毒农药),还用上了火烧和热水烫,即使这样还是没能灭绝这可恨的虱子跳蚤。直到队里为知青们修建了新窑洞,知青们都搬到了新修建的窑洞里居住,大家才算摆脱了虱子跳蚤的困扰。

因为在陈德明大伯家借住了两年,陈大伯的小侄女陈改改又经常给陈大伯送好吃的,赵红卫不光和陈大伯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和陈改改的关系也像亲兄妹一样亲了。

1972年秋天,县里招聘一名文教干部,大队把这个人人都羡慕的招干名额给了赵红卫,结果赵红卫却没能通过政审,县里说他的父母都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县里的干部也没说清楚。赵红卫开春刚从北京探亲回来,也没听说他父母有啥问题呀,只是他爸还在停职反省,也没说有什么重大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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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招干进城的机会,赵红卫心里难受了很久,他很想写信问问父母到底有啥问题,可他又不忍心,他怕伤了父母的心。

第二年秋后,为了改善冯家塬大队常年缺水的情况,在北京知青的提议下,大队书记带领全体社员展开了一场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会战。腊月初八那天,陈德亮大伯正在泄洪沟里垒石砌坝,沟坡上突然滚下一块大石头。在旁边挑土的赵红卫看到了这危险的一幕,他不顾个人安危,猛然冲到陈大伯身边,一下子把陈大伯推出去很远。陈大伯得救了,那块石头却在赵红卫的脚上滚了过去。

赵红卫的左脚大脚趾粉碎性骨折,脚上好几处骨折,小腿骨还骨裂了,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冯队长才用架子车把赵红卫拉回家。因为不能走路,赵红卫只能天天坐在土炕上看书,去趟茅房都需要人帮忙。

眼看快到春节了,大队书记说水利工地就放三天假,大年初三就开工。考虑到赵红卫一个人在知青点没人照顾,陈德亮大伯就硬是把赵红卫接到了他家,他说赵红卫是他的救命恩人,做人不能不讲良心。赵红卫实在不愿意在陈德亮大伯家住,一是他家不如知青点的居住条件好,再一个是他不想麻烦人家。看着陈大妈和她家三个女子百般照顾自己,赵红卫心里既温暖又很是过意不去。可盛情难却,自己还不能走路,他也只能暂时住在陈大伯家了。

过了阴历的二月初二,赵红卫拄着拐杖能走了,他就回到了知青点,给陈大伯家添了很多麻烦,赵红卫心里非常不好意思。

半年后,赵红卫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后来又去县医院复查了两次,县医院的骨科专家说落下了后遗症,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好端端地成了残疾,赵红卫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

1975年春天,陈德亮家的大女子陈秋荣和邻村的一个后生订婚了,订婚前,秋荣她妈当面问赵红卫:“红卫,你要是喜欢秋荣,就让秋荣嫁给你做婆姨,让她伺候你一辈子。”赵红卫摇摇头说:“我一个残疾,配不上秋荣姐(陈秋荣的生日比赵红卫大)。”

那年秋天,冯家塬大队在泄洪沟上游修建的小型水库成功蓄水,乡亲们再也不用为人畜吃水愁肠了,赶上天气大旱,水库里的水也能为抗旱保苗发挥一定的作用。水库的成功蓄水,大队书记把头功记在了北京知青的头上。

1976年秋天,冯家塬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名额,经过知青们和大队干部开会研究,大家都同意让赵红卫去上大学,因为他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左腿还落下了残疾。可最终赵红卫还是没能通过政审,原因还是出在他父母身上,县知青办负责搞外调的工作人员说,赵红卫的父母都是走资派。

那年年末,有人给陈德亮家的二女子春秀说媒,春秀她妈又当面问赵红卫:“红卫,你要是喜欢哦(我)家春秀,就让春秀给你做婆姨,让春秀伺候你一辈子。”那次赵红卫哭了,他说:“大妈,以后不要这样说,我一个残疾人,配不上春秀妹子。再说了,我也不想一辈子扎根农村,以后有机会,我会离开这里的。”第二年春天,陈春秀嫁给了一队队长家的大小子。春秀出嫁那天,赵红卫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陈春秀出嫁后,陈改改经常到知青点来看望赵红卫,给他送一些好吃吃的,陪他说说话,有时也拉着赵红卫去她家吃饭。在旁人眼里,赵红卫就是陈改改的哥哥,没有人会往旁处想。

到了1977年夏天,在冯家塬三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就赵红卫和张彬两个人了,两次煤矿招工,张彬都没去,他说宁肯在冯家塬当一辈子农民,也不去当煤矿工人。当时赵红卫父母的问题还没解决,赵红卫也很想回去看看,他姑妈说再等一等,等他爸的问题搞清楚了再回去。

那年中秋节,陈改改把赵红卫和张彬拉到她家吃晚饭,也把陈德明大伯叫来了。那天改改她妈烙了糖饼,煎了鸡蛋,还包了羊肉馅饺子。吃罢晚饭,陈德明大伯笑着对赵红卫说:“红卫,你看哦(我)侄女改改长得多俊样啊,干脆你给哦(我)家做个上门女婿吧。”“还做上门女婿,不做上门女婿红卫都不愿意,人家北京来的知青,咋会看上咱农村女子。”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一向温和的陈德亮大伯说话也不客气了,他好像有些生气了。

看看坐在旁边的张彬,赵红卫脸红了,他磕磕巴巴地说:“大、大伯,不、不是的,我配不上……”“不要找借口嘛,哦(我)家三个女子你一个也没看上嘛,哦(我)们上赶着,是你不同意嘛。你要是同意,就娶了改改嘛,哦(我)们都没意见。”陈德亮大伯可能是真的喝多了,他说话很直白,声音也很大,改改捂着脸跑到外面去了。

看着一脸惊恐地改改她妈,再看看坐在自己身边的张彬和陈德明大伯,赵红卫没再犹豫,他红着脸说:“大伯,只要你没意见,我愿意做你家的上门女婿。”

那年秋后,赵红卫娶了漂亮的陈改改,他住到了改改家,做了陈德亮家的上门女婿。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很甜蜜,岳父岳母待他就像亲生儿子,比儿子还亲。特别是改改的温柔和贤惠,让赵红卫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美好和幸福。

也是那年的十二月份,张彬参加了高考,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张彬就金榜题名,圆了他的大学梦。赵红卫因为他父母的问题,他没去参加高考,失去了一次上大学的机会。

1978年春天,赵红卫接到了他爸的来信,信中说他恢复了工作,他妈也恢复了工作,他们家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那年夏天,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赵红卫参加了高考,顺利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赵红卫的岳母不干了,她说啥也不让赵红卫去延安上学,还哭着说:“改改都怀上了,你再去上学,要是到时候不回来了,哦(我)家改改咋办呀?你不能走,你要去上大学,哦(我)就不活了……”

看着泪流满面的岳母,赵红卫心里也很难受,上大学是他的梦想,改改是他的心尖子,哪头他都不会放下的。改改看她妈说啥也不让红卫去上大学,她就去找来了大队书记,大队书记笑着对改改她妈说:“啊呀,红卫是啥人你还不知道嘛,你放心让他去上学,赵红卫要是不回来了,哦(我)就把哦(我)的头割下来。”在大队书记的劝说担保下,赵红卫顺利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当年年末,陈改改生了一个白胖的男娃,取名赵望京(赵红卫提前就为娃娃取好了名字,他说一定会生男娃),改改她爸妈都高兴地哭了。只可惜赵红卫的母亲有病,他赶回北京去了,改改生娃娃,他没能守在改改身边。

大学毕业后,赵红卫被分配到延长县的一所重点中学当了老师。他家娃娃五岁那年,陈改改也被招工到县里的毛巾厂当了一名工人,端上了公家饭碗。因为娃娃需要照顾,改改她爸的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赵红卫就把岳父母都接到了城里,他们都在城里一起生活。1989年,赵望京的户口迁到了北京,赵红卫把儿子送回了北京,让赵望京跟着爷爷奶奶在北京读书。

到了2014年,赵红卫的岳母也去世了(他岳父是2012年初冬去世的),赵红卫就带着他婆姨回到了北京,住在了父母留下的那栋房子里。

回到北京后,忙碌惯了的陈改改实在是闲不住,赵红卫就买了一辆面包车,联系了十几家饭馆,赵红卫两口子天天一大早就到批发市场为饭馆买菜,他俩只象征性挣一点运费。饭馆用的粮油也是赵红卫两口子负责采购,他俩也是只挣运费,不加差价。饭店省了钱,赵红卫两口子有事做,真的是互利双赢。赵红卫说再干一两年就不干了,这也是他婆姨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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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卫老师讲述完了他在陕北插队落户的往事和生活经历,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说做人就要像陕北老乡一样,淳朴善良做事凭良心,只要不做昧良心的事情,什么时候心里都踏实。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