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期间,国内各领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一系列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行列之中,作为教书育人的教育领域,其所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

这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在于,以给国家输送人才为目的的高考出现中断,使得本应该在校园内努力学习知识的青年们,转而上山下乡,错过了大好的青春韶华,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当然,这个时候高考被中断,并不就意味着中国的教育事业就此完全中断。

事实上,在这特殊的十年时间里,还是有部分人通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形式,完成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梦想。

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制度最早衍生于上海。那个时候,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高考被取消,培养人才的途径被中断,没有人才的不断涌入,社会就缺乏新鲜的血液。

因此,在1968年,上海机床厂为培养工程技术人员,解决技能型人才匮乏的困局,便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选拔机制。

到了1970年,国家层面有感于上海的做法,于是决定以清华、北大为试点,恢复开办大专院校,通过缩短学制的办法,从工农兵中推荐学生入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刚需。

在国家颁布这个制度后不久,首批工农兵学生正式开学,在当年北大招生当中,首批工农兵学员2665人,而其中,初中生占主要成员2142人。

试点取得成功后,从1970年到1976年,全国各高等院校总共招收了七届工农兵大学生总数达94万人。

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尽管高考这条门路被中断,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模式,也为国家输送了不少人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快,单纯的“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和社会的发展了,并且,尽管在前后六年的时间里,国内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但仍旧无法满足国民生产的巨大用人缺口。

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条件实在太过于严苛了。

要在这个人才选拔制度下进入理想中的大学,首先,被推荐者必须身家绝对清白。一般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不仅个人要在思想政治上表现突出,而且最好是“又穷又苦,又红又专”的工人子弟、青年干部、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

简单地说,能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人员,一般都属于“红五类”成分,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等。

其次,要通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就必须满足年龄不超过20岁,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还要通过本单位委员会的集体表决推荐,最后通过政审合格后,方能进入大学。

这样一来,就造成不少所谓的出身稍微存在瑕疵的青年,或者年龄超过20岁、无人推荐上大学的人最后不得不眼巴巴地放弃自己的大学梦。

这显然不利于人才的选拔和流动。

也恰恰是因为“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制度以上的缺点,以及无法满足长期以来国内对人才的巨大缺口,因此,这个制度在推行六年后又被废止。

可废止之后,高考又没有恢复,那么这样就造成了人才的选拔成为了很大问题。

所以,在那段特殊的历史结束后,恢复高考,尽快向社会输出人才,便成为了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公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敏锐地指出:

“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接着,邓公又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1977年7月21日,邓公正式复出,并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为把“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理念摆在突出位置,当年的8月4日,他邀请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等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干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邓公表态:“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邓公已经下令要恢复高考了,只不过此时,在恢复高考的路上有不少阻力。为解决这个问题,邓公先后两次指示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

然而,恢复高考远比原先预想的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在谈到恢复高考的具体问题和实施方法方面,不少与会的领导干部抱着以前的思维惯性,意见始终无法统一。

就这样,半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会议仍旧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当时,有一首打油诗生动描绘了会议的状况:

招生会议两度开, 众说纷纭难编排。 虽说东风强有力, 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尽管这首打油诗只是戏谑之语,但从中不难看出,恢复高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人害怕犯错,不敢向前迈出宝贵的一步。

这样的结果就是,从邓公下令恢复高考,到两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已经都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恢复高考的工作却被人故意拖延迟迟不肯向前推进。

这令素来行事风格雷厉风行的邓公十分不满。为此,邓公找来教育部几位相关负责人,严厉批评道: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了,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那就走人。

邓公的这席话虽然不长,但却内涵十分丰富,口吻也十分严厉。作为教育部门的几位相关负责人,自然懂得此话的分量。

因此,在再次收到邓公的指示后,教育部门立即根据邓公制订的“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的原则,很快,顺利地将恢复高考的工作推行了下去。

自此,恢复高考尘埃落定,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无数莘莘学子的命运从此一举扭转,中国迈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