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父亲和继母从威县回来对我们说:他总是心慌,时常感到头晕,我们也并不在意。因他在战争年代就患有胃溃疡、气管炎、关节炎等慢性病,当时已经是快70岁的老人了,心脏不好也属正常现象。

不久,父亲在石家庄去了一家医院,一系列检查过后,医生问他家属来了吗?他不明白医生为什么要问家属,医生说,明天你再来详细检查检查。父亲在回去的路上醒过点味,他拐到了另一家医院。等我知道时,他已经去了四家医院。父亲点着自己的胸脯说:“他们说也就还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问:“你信吗?”他摇摇头。

确诊父亲是脑血栓、动脉血管硬化,已是这年的深秋,灰蒙蒙的天空中刮着黄乎乎的风。但父亲一直很平静,他曾对我们说,不相信自己还能活两年,我们也不相信。父亲坚持每天晚上煎中药,然后一声不吭地喝下一大碗黑药汤。

后来,父亲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在我陪床的那些日子里,每当输液到深夜,他会对我说起一些他能想起的事。父亲说:“想想我这一辈子,16岁当学徒工,18岁扛枪打仗,1938年入党,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而且活到现在,不能不说我命大。”他看着输液瓶里流下的滴滴液体又说道:“解放战争后期著名的三大战役,我就亲身参加过两个,是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一次战斗中子弹把我帽子打飞了,也没擦伤我皮肤,我命大!”我忽然觉得父亲其实很伤感。是啊,他一定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动荡不安、兵荒马乱的时代,想起了投身革命的义无反顾和几分悲壮情怀。

那是1920年10月,父亲出生在威县章刘村,这是冀南平原一个百十来户的村子,刘姓为大户。父亲11岁在本村读私塾,12岁至15岁读初小。。他所说的16岁当学徒工,是在北京南各庄福记杂货铺。两年后,抗战爆发,终有一天,日本鬼子把军刀架在父亲脖子上,做出要杀头的姿势。因受到屈辱,父亲愤然辞职回村参加了八路军,时年18岁,个子还没有步枪高。

父亲曾经有过两次被捕、七次遇险经过。在即将人头落地的情况下,也毫无惧色,铁了心跟党走,老百姓叫他“刘坚决”“坚决刘”。1939年10月的一天,阳光满地四野无风,父亲和另外两名同志化妆到潘村(可能是今日潘固村)侦察敌情。他走着走着,手枪露出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看到黑洞洞的枪口,急忙说:“兄弟,你这烟袋锅子真好。”父亲立刻把枪往衣服里掖了掖。这次侦察,如果没有群众掩护,不但他性命难保,更严重的是党交给的任务不能完成,计划要落空。战争年代,父亲就是这样一次次遭遇险情,又一次次在枪林弹雨中机智逃脱,九死一生。

1990年6月,父亲双目患白内障,只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点亮光,腿和胳膊不听使唤,头脑反应迟钝了。那时候,他也许意识到这些基本能力的丧失,并不是一般肌体障碍,而是生命濒临崩溃的一个信号。

有一天中午,父亲语无伦次地对我说:“再有两年就可能研制出更先进的药了。”我似乎看见父亲的两眼闪烁着亮点,我安慰他说:“现在全人类的医学技术发展得非常快,都正寻找攻克各种顽症的途径,也许用不了两年。”父亲略带着微笑地说:“我是等不到那一天啦!我死后不要让同志们向遗体告别,大热的天,又是暑假太辛苦,丧事从简。他说完这句话,把头扭向窗外。

父亲病故于心肌梗塞,没有等到他希望的那一天。

■文/改编自《梦里开花的青草》(刘春美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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