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群众出版社,石丽珊著《中国首席大法医——陈世贤》

1957年春,一支南昌市的建筑队在城郊的下沙窝施工的时候意外地挖掘出了一批约七十余块人体骨骼遗骸,其中有两条小腿骨上还留有生锈的脚镣。于是施工立即停止,经南昌市公安局法医的现场鉴定,这些骨骼全都死于枪击,因为现场还发现了大量子弹弹头,经鉴定这些子弹也不是我军制式子弹头,初步判断这里是一处国民党反动派枪杀革命志士的刑场遗址。

这个结果惊动了南昌市委和江西省委乃至中央,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大量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新中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难觅尸骨。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寻找烈士的遗骨,让他们的遗骨入土为安成了新中国相关部门的一件重要工作(该项工作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由刘少奇同志牵头主抓)。因此,这批有极大可能是烈士遗骨的遗骸被发现毫无疑问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党史资料以及缴获的国民党旧档的相关记载,相关部门确认这里就是国民党时期的一处刑场,而旧档明确记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国共产党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同志于1935年8月6日在这里英勇就义的(1935年1月29日,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囚于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同志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换句话说,方志敏烈士的遗骨极有可能就在这批被发现的遗骸当中。

得知此情况后,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江西省公安厅和南昌市公安局尽快确定这批遗骨的真实身份,尤其是从中找出方志敏同志的遗骨。

然而,无论是江西省公安厅法医室还是南京市公安局法医组的条件都有限,自知无力完成如此庄重的任务,于是乎他们将这些遗骨放入一个褐色的帆布箱运往上海,向位于上海市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求援,请他们对这些遗骨进行鉴定,检测其中是否有方志敏烈士的遗骨。

按道理说,当时最有资格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治安处技术科科长兼法医研究所主任的赵宪章,但此时这名法医权威早已经忙得脚不沾地,因此他推荐了他的学生——时年只有23岁的法医研究所法医陈世贤。当时的陈世贤是法医研究所开办的法医班第二期毕业学员,因为成绩优秀而留所任教,是所里公认的年轻才俊,也是赵宪章的得意门生。但是,让这么一个“嘴上没毛”的愣头青来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很多人是心里打了个问号的。

不过,赵宪章对自己的学生十分有信心,再说还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年轻人就得有历练的机会,不能因为所谓的“事关重大”就不让年轻人独当一面,否则怎成大器?正是以赵宪章为代表的中国新中国老一辈法医专家的这种大胆启用新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行事方法,为新中国的公检法单位培养了包括陈世贤在内的一大批法医人才。此时的赵宪章肯定不会想到,他大胆推荐的这位年轻人,会成为未来的公安部法医室主任、共和国的首席大法医。

言归正传,在接受师傅给的如此重任后,年轻的陈世贤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郑重的接过了这个装着烈士遗骨的帆布箱子,打开后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七十多块骨头一块一块地取出并进行个体分类。然后利用下班时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方志敏同志的史料,史料明确记载,方志敏在国民党反动派严重属于“重刑犯”,当时的“重刑犯”是必须要戴手铐和脚镣的,且国民党留下的关于处决方志敏的记录中明确记载着方志敏到刑场时是戴着脚镣的,这一点在方志敏落入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留下的照片中可以得到证明,在这些照片中的方志敏无一例外统统戴着脚镣。

其中几块颜色发黑的小腿骨、大腿骨、肱骨(上臂骨)和三块颅骨残片(这三块残片拼成了一个不完整的颅骨,骨质剥蚀较重、无光泽)引起了陈世贤的注意。因为南昌的同志们说,这些骨头是随着镣铐发现的。经初步检测,这些骨头同属一个男性个体。

个体确认了,牺牲的地点和脚镣的细节对上了,那这些和脚镣一起被发现的遗骨会不会就是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呢?虽然从情感上陈世贤很想下这个结论,但是法医的职业道德不允许他贸然下这个结论,他要为烈士的遗属负责,要为南昌的同志负责,更要为历史负责。

从法医学上讲,要确定遗骨的身份,遗骨主人的身高是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然而历史上却没有留下关于方志敏烈士身高方面的记载,只是笼统记录方志敏是个“大个子”,其余的再也找不到任何只言片语。陈世贤想到自己在法医班第二期学习的时候曾经在一本教材上读到过“根据瞳孔间距可以推算出身高数值”的方法。于是他做了个大胆的推算,方志敏烈士祖籍江西上饶,地理上属于南方地区,这一地区的成年男性的平均瞳孔间距为6.5厘米,随后就以这个数值为已知数,根据江西省委提供的一张缴获的国民党时期拍摄的方志敏烈士被俘后的立姿留档照上推算出了方志敏生前的身高估值。

身高估值有了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确定遗骨符合这个身高估值,法医学上根据骨头估算身高的方法一般是根据长骨(为骨的形态的一种,呈长柱状者,如股骨、胫骨等)的骨长进行推算,但是此时手头的长骨全都不完整,两端骨骺已经损坏,无法按照常规的方法进行推算,苏联专家对此也表示无能为力。

陈世贤突发奇想,能不能根据骨干的长度来进行推算呢?这个设想在当时看来太过超前,连陈世贤自己都没有把握,毕竟在骨骼检验方面他也是个“菜鸟”,图书馆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资料。好在上海人才济济,陈世贤带着疑问来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向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人类学家、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吴定良教授求助请教。

在听取了陈世贤的想法后,吴定良对此很感兴趣,认为这位年轻人的想法很值得研究,于是立即组织复旦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生利用校内已知的男性骨骼作为测量样本进行了大量的对比测量试验,最终证实根据长骨的骨干来测算骨主人身高的方法是可行的,并总结出了测算用的一个回归分程,帮助陈世贤解决了大问题。陈世贤正是利用了这个回归分成,根据送检遗骨长骨骨干进行测算,得出了骨主人的估算身高区间值和根据方志敏烈士瞳孔间距估算出来的身高值区间两者有重合区间的结论。使得遗骨的鉴定工作前进了一大步。

在又一次地查阅史料中陈世贤得知:方志敏烈士曾经在一次行军途中坠马受伤,造成鼻骨骨折,于是就对送检的呈深褐色的不完整的颅骨进行检查,果然发现这块颅骨的鼻骨有骨折变形和骨痂。另外,这块颅骨的眉弓凸出,颞骨乳突发达,前额方阔且坡度较大、眼眶较方。根据这些特点,再对比江西省委提供的方志敏烈士的正面照片,陈世贤认定这块颅骨属于方志敏烈士,苏联专家随后确认了这一点并在鉴定报告上签了字。至此,一共有九块遗骨被确认为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其中五块由陈世贤鉴定确认,四块由苏联专家鉴定确认),于1958年7月交给江西方面的同志送回南昌。

当烈士的遗骨由火车送至南昌火车站时,江西省和南昌市的党政军领导悉数到场迎接,装有遗骨的箱子覆盖着党旗,由解放军战士抬下火车,经隆重的烈士遗骨安放仪式后被暂时安放于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

毛泽东同志对找到方志敏烈士的遗骨感到十分欣慰,对于江西省委省政府在南昌北郊梅岭修建方志敏烈士墓(今方志敏烈士陵园)的提议第一时间给予批示同意,1965年烈士墓修建完工后,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了“方志敏烈士之墓”的墓碑题字。

1977年8月6日,也就是方志敏烈士就义42周年的忌日,方志敏烈士的遗骨从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移出,被正式下葬在方志敏烈士墓。当为烈士送葬的车队行驶在八一大道时,早已得到消息的南昌市民、干部、部队官兵和学生聚集在八一大道两旁,送方志敏烈士的忠骨最后一程。最终,装有烈士遗骨的汉白玉小石棺按照江西当地的习俗由八位中壮年江西汉子抬挑上陵墓安放,至此烈士的英灵终于入土为安。在这历史性的时刻,不应该忘记在20年前,曾经有一个23岁的年轻法医为确定方志敏烈士的遗骨所付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