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磕邻里噪音七年，从包容到反击全记录|卧室|噪音|安静|老师|音响

说起住房噪音，我应该有话语权，作为一名长期遭受邻居各种低素质噪音行为的受害者，我已经在反噪音之路上奋战了七个年头。

在写这篇记录之前，我看过不少噪音困扰当事人的投稿，除了感同身受大家的相同经历，我另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通过本文完整地记录下来，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有用的参考。

我是一名高学老师，从教十余年。2014年8月，我在县城中心地段购入了这套房子。我和家人满怀喜悦搬进新家，我也由此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因为之前我家是住在小镇上的，离学校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为了方便工作，我经常住在教师宿舍，买了新房后，我总算告别了宿舍生活。

这个小区离我上课的学校直线距离不足五百米，附近还有一所幼儿园和小学，买房之初我就已经知道附近不少老师也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我住了一年后，对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包括左邻右里住着什么人，只要是我见过面打过招呼的，我都能清晰地记得他们是做什么的，住在几楼，其中就包括了我的楼上邻居——方老师。

方老师是一名小学教师，年纪约比我小五六岁，他有个儿子，是买房那年出生的，自从他家孩子会下地走路，我家的噪音就来了。我记忆深刻的就是2015年的中秋夜，楼上从晚上十点开始拉凳子，反反复复地拉到十二点。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很像打雷的拉凳子声音，隆隆的“雷声”在我的头顶翻滚蔓延，从客厅到卧室，从卧室到阳台，从阳台到另外一个卧室，周而复始。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声音，于是上楼去敲了门。方老师与我有几面之缘，开门后我们稍微寒暄了几句，出于对方老师的尊重，我十分谦逊地提出了自己的困恼，希望不要再拉凳子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早些休息吧。方老师听完我的话，先是向我道了歉，然后朝房间里喊道，别闹了，楼下叔叔嫌吵，快去睡觉吧。这时从房间走出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老人是孩子的奶奶。

我看方老师的态度诚恳，就没再逗留，赶紧下楼准备睡觉了。但是我才躺下没几分钟，楼上又开始吵闹，一阵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还有弹珠撒落在地板上的弹跳声。我瞪大眼睛盯着天花板，那一刻心中是五味杂陈的。

这里我犯了一个错误，也许很多人都像我一样，第一次上门沟通噪音问题，都会泛泛而谈，比如说时间不早了，不要再吵闹了云云。但实际上，这些正在制造噪音的人，并不会认为自己正在打扰他人，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通情达理只是表面的客气，如果想要在沟通中起到直接有效的减噪效果，一定需要加以措施的执行，比如凳子上贴上防滑垫，如果没有措施，他们根本不可能马上改掉臭毛病，有了防滑垫，至少他们再拉起来的时候，不会像打雷那般惊悚。

自从我发现住房噪音问题后，一直试图寻找更有效的沟通办法，除了自己出面去提醒楼上，物业、居委会也都找过多次，他们有时耐心，有时敷衍，有时对我表示同情，有时又对我颇有微词。找得频繁了，他们就只剩下三个字：没办法。

在2015年至2018年的三年间，我亲自沟通已经遭到了楼上一家的不少白眼，他们渐渐地开始不理我，最后是连门都不开了。那段时间，我始终把解决噪音问题寄托于他人，渴望物业居委这些人替我去“说情”，而我自己则经常陷入“愤怒”与“包容”的两个极端。

一回家刚坐下，就能听到楼上叮叮当当的声响，我回家只想有一方安宁之地可以放松疲累的大脑，每每想到这里浑身每个细胞都是愤怒的，但真正到了杀心四起之时，包容的一面就站了出来，仿佛在我耳边说，大概住房都会有这样的噪音吧，忍忍吧，这就是现实生活，不如意是常态。我就是在这般撕裂的状态下，坚持包容了三年。

2018年寒假，楼上一家的作息变得极度不正常，晚上竟然折腾到十一二点。在我本该进入梦乡的时候，来自楼上房间砰一声的巨响，让我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彻底失眠。此刻，我的家人也同样被惊醒，随后间隔几分钟又是一声巨响，地动山摇一般的震撼力，让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我别无选择，只能报警，将最后的寄托交给执法机关，这原本是我包容的底线，但在巨响之下，包容完全就是自欺欺人。

民警来到后，先是找到我了解具体情况，而那时楼上的巨响已经停止，但我坚持认定楼上一定还没睡，我让民警上楼去敲门一探究竟。于是我跟在民警后面一起去敲开了方老师家的大门。这时，熟悉的场景再次出现，老人带着孩子从卧室走了出来，方老师与他的夫人则是一副很吃惊的表情盯着我和两位民警。

一番询问后，终于弄明白了巨响的来源，是孩子在房间里玩衣柜的移门，拉开后再用很大力碰上，以此往复地把玩着。虽然事情弄明白了，但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相反，我把警察带来，方老师指着我的鼻子骂道：“神经病，至于吗？这么大晚上，孩子就玩几下移门，你就要报警让警察来我家搜查？”当然，后面还有更多下流的脏话，我就不一一赘述了。这次报警之后，让我与楼上的关系彻底破裂。

我曾记得物业经理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认为物业是万能的，你觉得自己有冤屈可以上派出所，但是如果警察也解决不了，那你就该反思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我至今对这句话记忆犹新。当我报警没有得到预期的处理效果后，我已经从愤怒与包容中分裂出了自我怀疑。当我的家人告诉我，实际也没有那么吵的时候，要比我听到噪音时的感受更为戳心。因为这是对我认知体系和价值观的冲击，要比噪音本身更刺痛人心。

也许家人不会骗我，我也不需要他们故作镇定来缓和我与楼上的矛盾。一直到2019年3月初，我还是在忍，但我不想忍得那么痛苦，所以开始着手做一些反噪音的尝试。我的反噪音，并不是以噪治噪的反击，而是录音录像，测分贝，做数据的记录。我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得到法律层面的伸张正义。

我在做这些尝试的时候，楼上正在对我家实行故意的噪音报复。方老师这人，从他斯文的脸孔上竟看不到半点人的模样，他是报复的始作俑者。他让孩子在家拍球（早在2016年就拍过，当时我让物业去沟通，他家答应不会再拍，后来虽偶尔拍过几次，但持续时间很短），报复阶段的拍球是持续性的，而且均为晚上十点之后。除了拍球，还有夜间（凌晨）砸地板的巨响，几乎是每天都有的。平时那些像打雷般的拉凳子声和咚咚咚的脚步声，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如果说我以前是因为自己特殊的听力导致对楼上各种声音过于关注，那么在楼上采取报复手段后，我的这些自我怀疑已经没有了意义。我反映方老师家的噪音问题，通过视频录音和分贝的测量，是真真实实的物理性存在，而且远远超出了法定的噪音标准。人对声音的感受可以不同，但任何人都不能将明明客观存在的噪音视为不存在，对于方老师家客观存在的噪音，我作为受害方，难道没有权利去提醒和阻止吗？我的家人仍旧是包容着的，这只是因为他们与我的感受不同，感受不同不等同于噪音不存在。

当我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和数据之后，我就开始撰写举报信，第一篇写了五千多字，发给了我们当地的环保、住建、教育、纪检和政务投诉平台。一般来说这种举报信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但我没有放弃，第二篇写了近一万字，继续往这些部门投递，我当时已经豁出去了，大不了砸了自己的饭碗，也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最快回复的是教育局，因为我是实名举报，他们直接给我打来了电话。询问了一番后，他们给出一个方案，由教工处的同志作为中间人组织我和方老师见面调解。我答应了这个方案。

第一次正式调解，我做了很多功课，但是调解会上，方老师直接用了“伪造”、“捏造”、“胡说八道”等词汇来攻击我的证据，他急于表达自己是无辜的，并把矛头指向了我，把我刻画成是死板的神经病人。在场的领导一时不知如何调解。我再三强调，我是用事实说话，我的所有言论和证据，都是基于理性的对客观事物（即噪音本身）的分析，我再把在家录的视频音频播放给在座的领导看了，我让大家理性看问题，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但是方老师真的急了，他拍起桌子对我怒目而视，说出了一句让人笑掉大牙的话：“理性算什么本事？”，他有一副要打架的冲动劲，在场的人都劝他坐下。

当然，这次调解的作用不大，楼上的噪音并没有因此改善，只是我终于开始了绝地反击。有一位领导是认同我的诉求的，所以他答应我会去给方老师做思想工作，但是需要给他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遥遥无期的，也许这位领导确实是去做了工作，但方老师不为所动，这是我能想象的最美好的解释。

时间很快来到2020年，在楼上疯狂报复我的同时，我也用橡皮锤砸几下天花板以示“尊重”。后来我买了震楼器，在家人极力反对之下，我把震楼器换成了共振音响，家人终于同意我这么做。

说到真正的噪音反击，我不得不强调，一定要做到“事出有因”，并且这个因，必须是公开性，也就是要把楼上噪音客观存在这一事实深入人心，包括物业、基层的居委会、民警、对方单位领导同事等等。事出有因后，你的反击才是“理所当然”的，否则很容易陷入“受害者有罪论”中。

共振音响的反击，我在网络上学习了很多经验，总结概括就是三种套路：1、随性发挥，想什么时候放就什么时候放，搭配各类模拟家庭环境内的噪音音频，让对方也感受噪音的危害；2、发起猛攻，这就需要有必胜的决心，使用最强的音频，持续性输出，完全豁出去，让对方彻底丧失战斗力，然后导向和解；3、跟随战术，对方发出一次噪音，就用音响反击一次，单次可以是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对方安静，音响也停止，这一战术适合初学者。

我选择的是猛攻，理由很简单，我包容了那么多年，如今走到这个份上，当然想要出口恶气，要不然我就卖房走人，不再耗下去了。卖房，是我破釜沉舟后的唯一退路，如果猛攻失败，我一定会搬走。

从2020年年初开始反击，到同年的4月下旬，方老师家的噪音少了，晚上不拍球了，半夜的巨响也少了很多。这些原本都是故意的行为，他终于开始收敛了。其中也有另外一个因素，我又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举报信，这次是直接发给他们学校的领导，我直言不讳，如果我的举报信不被重视，我会继续写下去，电视台、报社我都会去投递，到时候会不会影响学校名誉可就不好说了。

共振音响的反击，加上举报信的内容，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那些故意报复的噪音没了。后来，我调整了战术，如果前期是为敲山震虎，那么调整后是为了巩固改善成果。我采取的是跟随战术，只要对方有过分的噪音发出，我就开一个小时的音效。方老师也曾下来砸过我家的大门，还扬言要报警把我抓去拘留十五天。我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认为警察一定会来拘留我，而他忽略了作为一名教师背后有学校的考评和监督，他的种种恶行与不当言论，早就成为我手中的定时炸弹。如果他不想把自己的名声搞臭，应该学会收敛自己，并且拿出人民教师该有的师德与为人师表的素养，停止这场战争。

到了2021年，楼上噪音基本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不是完全没有声音，而是不再打扰我了。正如安静之家傅岳先生的名句：安静不是无声，而是不被打扰。我死磕噪音，无非只求不被打扰，而绝不是不让他们发出任何声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家安静了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停止我的反噪音之路。今年年初，我在小区张贴了一些安静之家的海报，宣传居家安静的观念。无意中还结识了一位退休教授，他也曾遇到过噪音问题，后来搬家到了这里，住在顶楼。他看到我贴的宣传海报，赞不绝口。他提议我可以在学校里也开展这类文化宣传，所以我最近正在尝试写一些关于家庭噪音的文章，借助了傅岳先生过去发布的科普文章，让大家从科学理性角度去认识住房噪音。让更多人可以明白，虽然房子隔音不好，噪音可以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但我们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应当把不打扰他人定为最基本的生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