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热门话题。
过去，相关治理政策更关注减轻学生校内的学业负担。但近些年来，校外培训所产生的学生学业负担和家长的经济及精力负担，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之前，“双减”政策的公布，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管控趋严，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冲击很大。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要采取当前的治理措施？希望本文能对你有所启发。
01
从弱小到庞大
我国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庞大的阶段。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市场规模超过了8000亿元，当年我国中小学生数量为1.8亿人，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超过1.37亿人次。
从无到有，稳定发展
据了解，为了适应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就已经出现了相对正规的校外培训机构。但那时，私人补习班是校外培训的主体，规模化的校外培训机构还并未形成。
1993年，北京新东方学校成立，规模化的校外培训机构开始出现，但发展一直比较稳定。从新东方的发展历程来看，1993到1999年间，除了1996年新东方出国成立，业务上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
高速发展，规模扩张
进入21世纪，校外培训机构迎来了高速发展时代，规模化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其中部分成长为行业头部企业。2001学大教育成立，2003年好未来成立，2005年掌门教育成立……
而且，各大机构在这一时期都开始了规模扩张。2000年，新东方在上海、广州设立新东方学校，之后的20年间，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有多个城市开设新东方学校或双师学校，至今已覆盖全国80余个城市。学大教育于2004年开设了第一个学习中心，2008年学习中心就超过了100家，2011年超过300家，2012年超过400家，2015年超过500家，2017年超过600家。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初期，校外培训机构开始关注中小学学科培训。学大教育、掌门教育等机构，成立之初就聚焦于家教辅导及学科培训；学而思（好未来前身）于2007年正式进入家教市场，“智康1对1”成立；新东方于2004年创立“泡泡POP”少儿英语，进军K12阶段，随后优能中学等学科培训项目逐步展开。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校外培训机构开始向线上转移，出现了一批在线教育平台，如猿辅导、跟谁学等。而这些企业也成为了资本的宠儿。自成立以来，猿辅导几乎每年都能获得融资，且金额逐年提高，2020年达到10亿美元。
新东方、好未来、学大教育等是我国K12阶段校外培训的代表性机构。梳理它们的发展历程，可以大略看出校外培训机构这个行业发展的脉络。
02
政策风暴的由来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三个不同阶段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与国家发展、民族兴衰息息相关，也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期盼，是一项民生工程。
我国历来都将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
近些年来，我国针对教育领域的一些重点问题，从宏观政策层面集中发力，大胆推动改革和发展，不断优化教育体系，引领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对择校热、学区房的综合调控，在职业教育领域推出1+X证书、提出普职融通，在教育评价领域坚决落实“破五唯”等等。
校外培训机构的高速发展，对教育整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导致学生学业和家长经济等方面的负担过重，严重对冲了教育改革发展成果，社会反响强烈，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
毫无疑问，校外培训机构是当前政策调控的重点。“双减”政策落地，在校外培训领域掀起了一场风暴。本文分三个阶段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模式的变化。大致可以看出这场政策风暴的来龙去脉。
前治理阶段（1978-1992年）
这一时期，我国校外培训机构发展不充分，因此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关注度较低，几乎没有出台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政策，尚处于前治理阶段。
国家出台的“减负”相关政策主要以减轻学生校内负担为主。关于补习班等与校外培训机构相关的话题，只在部分政策文件中出现过只言片语。
初步治理阶段（1993-2017年）
1993年以来，新东方、学大教育、好未来等规模化校外培训机构陆续出现，并达到了一定规模，开始对基础教育生态产生影响。国家相关部门逐渐意识到了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过快所产生的问题，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治理能力也在探索中不断提升。
这一时期，我国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从浅到深，治理政策逐步聚焦，治理手段更加有力。
一是，治理政策逐步聚焦。在本阶段前期，由于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认识不足，相关治理政策并未聚焦。但随着对校外培训机构认识的加深，治理政策也逐步聚焦。2008年，《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监察部等关于2008年规范教育收费进一步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出台，首次提出“补习班”概念，并提出了明确治理要求。2017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规定要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严格办学资质审查，规范培训范围与内容。
二是，治理手段更加有力。在本阶段前期，治理政策大多是从宏观上对教育乱收费等违规现象作出规定，治理力度有限。随着2014年《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5年《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等政策的发布，将治理的重点聚焦到了在职教师这一主题上，并以严格详细的规范规则，切断了在职教师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的利益输送，从而达到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效果。
但是，有观点认为，在这一阶段虽然严格规范了在职教师的校外培训行为，但校外培训机构仍游离于治理之外，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
综合治理阶段（2018年至今）
2018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国家开始从顶层设计层面高度重视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问题”写进了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
随后，一系列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治理政策陆续出台，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进入了综合治理的新阶段。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政策。同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
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逐步细化。
2019年、2020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两次通报校外培训机构违规经营及开展培训的查处情况。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印发《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并于当年开展了对校外培训机构利用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
2021年6月，经中央编委批准，教育部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其主要职责是：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指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党的建设，拟订校外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会同有关方面拟订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组织实施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治理，指导校外教育培训综合执法。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及时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重大问题。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紧接着，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明确了校外培训分类；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2021年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方案》，“双减”纳入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重点；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
03
后记
“双减”政策发布后，迅速成为热点，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当地的相关政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开始在各地落到实处。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率有关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发出倡议书，坚决拥护中央决策部署。
对于校外培训，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来说，“双减”政策的冲击是巨大的。近来，各大培训机构裁员、转型的新闻不绝于耳。
培训机构该怎么办？
回到本文开头，仔细分析近几年这几家头部机构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部分机构已经在探索学科培训以外的发展路径了，尝试向多元化发展转型。
2014年，新东方就成立了素质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2015年新东方开始在素质教育领域全面布局。2018年，掌门1对1全面升级为全学科辅导与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企业。2020年，新东方成立大学事业部；同年，跟谁学（高途前身）聚焦于考研、英语、金融、财会、公考、教师资格、出国留学、小语种等成人在线教育业务。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行业来说，转型都不是容易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现在仅仅是开始。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路径，也还仍需在探索中前进。
校外培训最终会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
彩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校外培训治理相关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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