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解放前韶山民谣

距长沙约 90 公里的韶山冲,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893年, 毛泽东就出生在这个小山村。

一、

毛泽东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母亲文七妹已经 26 岁,父亲毛顺生则是23岁。

在他出生前,文七妹生过两个孩子,但都夭折了。为了这第三个孩子能平安地长大,文七妹专门回到湘乡的娘家,给孩子认了娘家观音庙里的一块巨石当干娘,又给孩子取了个小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 , 生于 1870年 , 是旧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劳动人民的勤俭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些精神对毛泽东的成长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

1936年秋,毛泽东曾在接受在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当过好多年的兵。后来靠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了一点地,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

后来他积蓄了一点资本,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6岁就开始干农活了。”

毛顺生年轻时,毛家仅有六七亩薄田。尽管毛顺生起早贪黑地劳作,但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穷。为了改变命运,他加入了湘军。

当了几年兵后,毛顺生虽然没有混到一官半职,但毕竟开阔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退伍后,他拿着这几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饷银,开始经营起自己的小日子。

他用攒下的钱买了田地,又把这些田地里收获的稻谷碾成米送到集市去卖,赚的钱继续买地。

毛泽东一直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说的一句话:“土地才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句话,让毛泽东记了一辈子,即便是后来他成了国家主席后,他仍然把父亲那句“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踏实地,喜气洋洋”牢牢地记在心底。

在毛顺生朴素的思想里,庄稼人“吃不穷,用不穷,不会算计一生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好日子。你不会盘算,就是给你金山银山,照样过穷日子。”

出于这个想法,毛顺生希望儿子能读点书,虽然他从没想过儿子靠读书去当上官。

在把毛泽东送进私塾时,他就对毛泽东的启蒙先生邹春培说:“种田人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写得几句话就要得了!”

毛顺生没有想过儿子靠读书去光宗耀祖,所以对毛泽东的四书五经的成绩很少过问,但却一直希望儿子“算得几笔数”,对毛泽东的珠算十分关心。

为了让毛泽东熟练掌握打算盘的技巧,毛顺生在儿子放学后,利用晚上的时间教儿子打算盘。

所以在那几年,每天晚上,上屋场的毛家横屋里,都会传出"噼里啪啦"的算盘声。

毛顺生有个绝技,可以双手打算盘,他也希望儿子能学会这项技能。在毛泽东学会单手打算盘后不久,他便对儿子说:“三伢子,用两只手打算盘是做得到的事。只要心静、脑灵、眼尖、手快,也是可以学会的。来试试看!”

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指点,试着用两只手打算盘,但两只手怎么也配合不好,特别是左手,始终跟不上,只好对父亲说:“爹,用两只手打,我不习惯咧!”

毛顺生一点也不想听儿子解释,一脸严肃地说:“不习惯也要打习惯,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三伢子,你要好好地学点当家理财的本事啊!不然等我眼睛一闭,哪个人来管这份家当呀!”

二、

从9岁到13岁的这几年,毛泽东一直在私塾里读了4年的书。

看到毛泽东已经可以胜任“记账”的任务,毛顺生不太想继续再花这个“冤枉钱”了,于是想让毛泽东停学,“白天做大人的工作,晚上记账”。

对于这件事,毛泽东记得特别深刻。他曾告诉斯诺:“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菊生是毛顺生的堂弟,家里比较穷,毛泽东的母亲都很同情他,常常接济这位穷亲戚。毛菊生家有几亩水田挨着毛顺生家的水田,毛顺生一直想买下这些田地,让自己的田连成一片,但毛菊生一直不肯同意。

那一年,毛菊生生了一场重病,急需用钱,毛顺生便趁机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毛菊生的这几亩田地。

毛泽东知道后极力反对,毛顺生却理直气壮地说:“三伢子你给我闭嘴!我用钱买田,他卖我买,天经地义!”

为了这件事,父子俩起了争执。毛泽东一怒之下,骂了父亲几句,然后离开了家。

毛顺生则追着儿子,命令儿子要我磕头认错。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对父亲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如果父亲答应不打自己,自己可以跪一条腿向父亲磕头......

对于父亲的这种趁火打劫,少年毛泽东无力反对,但却在心里记下了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专门派人将毛菊生的儿子毛泽连接到北京,向毛泽连表达了歉意:“旧社会那所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

当年我父亲买你家那几亩田,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我后来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

毛顺生送毛泽东去读书,只想让他认识几个字,会算一些简单的账目,没想到儿子读书读入了迷,不论是在田头地头,还是在家里的都手不释卷,心中窝了一肚子的火,认为儿子怎么可以因为看书误了农活?对此,父子之间经常发生争吵。

毛泽东的朋友肖之升曾目睹过这对父子之间的一次争吵,他回忆说:有一天早上,毛顺生让毛泽东去担猪粪,自己则去了上山砍柴。

没想到中午回家看到毛泽东还坐在家里看书,不禁大发雷霆,骂毛泽东鬼迷心窍,中了书的魔,把自己的话只当成了耳旁风。

但毛泽东却一点也不退让,他告诉父亲:“我会干活的,但我也要看书。只要我做完了田里的活,你就别管我看书!”

毛顺生更加生气了:“三伢子,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毛泽东平静地说:“我已经挑了十五担肥了。你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一数去!”

毛顺生不信,跑到地里数了数,发现地里真的堆着十五担猪粪,便不再吭声了。从这天开始,父子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只要毛泽东能完成规定的农活,毛顺生便不再干涉他看书了。

毛顺生对毛泽东并没有过高的期待,只希望他能接过自己手中的家业,让一家人好好地活下去。但他根本不知道,儿子的心根本不在韶山,他要走出这里,去到外面更宽广精彩的世界。

三、

作为一位“严父”,毛顺生对儿子虽然严格,但并不代表他不爱儿子。实际上在生活中,毛顺生一样表现出了舔犊之情。

毛泽东8岁那年的一天,毛顺生赶着两头猪从外地回来,还没到家,便高声呼喊着“三伢子,四伢子”的名字。

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听到父亲的呼唤,连蹦带跳地从屋里冲了出来,向毛顺生跑来。毛顺生提醒道:“三伢子、四伢子,慢点跑,莫绊倒了呀!”

两个孩子跑到父亲跟前,毛顺生抚摸着儿子的脑袋,打开了身上系着的蓝布包袱:“三伢子,四伢子,你猜,爹给你们买了什么?”

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打开那个蓝布包袱,看到了包在里面的一些笔墨纸张和一本《三字经》,连忙捧在手上,高兴得摇晃着脑袋大喊:“噢……我要读书了!我要读书了!”

毛顺生一边眯着眼,一边笑着对儿子说:“三伢子莫抢,莫抢!小心把书弄破了,好几个铜板买的呢!”

站在一旁的毛泽民见了,也噘着小嘴说:“我也要读书,我也要读书!”毛顺生笑着说:“四伢子你还小,过两年爹再给你买!你看,爹给你带糖了!”

1910 年初,毛泽东与父亲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冲突,并在冲突后,胜利地为自己争取到了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机会。这场胜利,也代表着毛泽东从此挣脱了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对自己的束缚。

事情的起源来自韶山毛氏正在修的族谱。为了保证修谱的顺利进行,当时毛氏家族的族长毛鸿宾要求每户都出一担谷子。虽然有些族人家里很穷,但为了修族谱,还是省吃俭用凑齐了谷子,交到了毛鸿宾的手上。

族谱修完后,大家凑上来的谷子没有用完,还剩下了不少。按说起来,毛鸿宾就应该把这些谷子退给大家,但毛鸿宾却不肯退,想和几个修谱的族人一起把这些谷子私分掉。

一位名叫毛承文的毛氏族人,见毛鸿宾不肯退还这些谷子,加上自己家里都快断粮了,于是带着几个人砸开了祠堂里的谷仓,将谷子扛回了家。

一向在宗族里作威作福的毛鸿宾见毛承文坏了自己的好事,让自己颜面无存,于是带人把毛承文抓了起来,说是要按照族规,把毛承文"沉潭"。

就在讨论“沉潭”的时间时,得知此事的毛泽东只身冲进了祠堂,据理力争,得到了大多数族人的支持,迫使毛鸿宾不得不将毛承文放了。

这件事之后,毛鸿宾恨上了毛泽东,扬言一定要让这个少年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儿子的安全,毛顺生联系上了湘潭的一家米店,准备让毛泽东去这家店里当学徒。毛泽东却不肯,说自己想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因为读书要花钱,毛顺生一开始坚决反对。毛泽东于是搬来了舅舅文玉瑞,老师毛麓钟等人做自己的说客,又说服了母亲文七妹,以“去湘乡读书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的许诺后,才让毛顺生极不情愿地点了头。

四、

1910年春,毛泽东告别父母到湘乡东山学校求学。

临行前,文七妹红着眼睛一遍又一遍的嘱咐:“三伢子,装好的辣子带了没有?在外面要莫吃冷的,莫喝凉的,要注意加衣服,莫冻着了哟!”毛顺生也摸着儿子的肩膀说:"石三,在外面要呷饱饭!钱用完了给我来信,我会送来的!”

毛泽东向父亲和母亲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爹、娘,莫送了,我走了!”然后转过身子,大步向前走去。

这时,帮毛泽东挑行李去码头的毛泽民,突然拉住毛泽东的衣服悄悄地说:“哥,你看,爹哭了!”

毛泽东慢慢转过头去,果然看见毛顺生的脸上挂着一串泪水。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连忙跑了回去,“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头:“爹,你放心吧,我会争气的……”

磕完头,毛泽东扭转身躯,大踏步向湘乡走去。一边走,他一边高声吟诵自己写的那首"立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毛泽东求学期间,母亲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这也让毛泽东十分牵挂。只要有空,他都会尽量抽时间回家看看母亲,就算是实在抽不开身,也会通过写信的方式,给父母捎去平安。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肖之升的信中写道:“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人在外地,可心却早已飞到母亲身边。果然就在写这封信后不久,毛泽东便抽时间回了趟韶山,在家里陪父母度过了半个多月的时光。

1918年,文七妹的病情加重,被毛泽东的两位舅舅文玉瑞、文玉钦接回娘家照顾。

毛泽东当时正在准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根本抽不开身回家探望母亲,得知母亲被舅舅接回外婆家的消息后,毛泽东给两位舅舅写去了一封信:“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

同时随信抄录了一副药方,让舅舅给母亲“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在韶山病逝,享年53岁。母亲去世时,毛泽东并不在母亲的身边,等他赶到家时,母亲已经入棺。

毛泽东晚年曾对照顾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聊起过当时的情况:“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她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在母亲的灵前,毛泽东对着幽幽的油灯,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祭母文》,还为母亲撰写了两副挽联:“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歌颂了母亲一生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的优良品德。

五、

在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毛泽东为了弥补自己 “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将父亲接到了长沙,想尽一尽孝心。

尽管这对父子过去发生过一些不愉快,但这些不愉快在亲情面前,就像被风吹过的云一样,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毛顺生欣慰地看到儿子这样一个山里伢子,如今能在省城有了一份立足之地,感到十分的满足,对当年毛泽东一心想外出读书的想法,也多了一份理解。

虽然嘴上没有承认,但在心里,这位父亲也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毛顺生来的时候,还没忘把韶山毛氏家族中最见过世面的堂兄——前清的国子监监生毛福生一起带上。

和天底下所有父亲一样,毛顺生的心底也有一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想法,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毛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子。

1919年农历九月廿一,是毛顺生的 50虚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 并请来几位挚友,为父亲祝寿 。

喝完寿酒后,毛泽东同弟弟毛泽覃陪着父亲和伯父来到长沙的一家照相馆,照下了这对父子一生中唯一一张合影 。

照片上的毛顺生正襟危坐,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充满了得意之色,一点也没有第一次照相的那种拘谨。而站在最右边的毛泽东则一身长袍,左手手臂上仍然戴着一个黑纱。这个黑纱似乎在告诉我们,毛泽东依然在深深怀念自己刚刚逝世的母亲。

照完这张照片不到四个月,毛顺生便因为急性伤寒医治无效病逝。

这位一辈子精打细算的农民,死前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寄予厚望的大儿子为了革命四处奔波,没有在自己的床前,为自己送终,只有二儿子泽民守在身旁。

父亲逝世时 , 毛泽东正带领湖南驱张 代表团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无法回家奔丧。

毛泽民知道哥哥对父亲的深情,请毛泽东的老师毛麓钟代毛泽东写了一幅挽联:“决不料一百有一旬 , 哭慈母又哭严君 , 血泪虽枯恩莫报;最难堪七朝连七夕, 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挂在了父亲的灵前。

1921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当晚,他与泽民、泽覃、泽建几兄妹围火而坐,痛心地说道:“父亲死的时候我不在家,你们操心费力了,我没有尽到孝敬之心啊!”

自从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很少有机会回韶山。他最后一次给父母扫墓,是在1959年的6月25日。

这天一大早,他便来到父母的合葬墓前,摘下一束松枝放在坟上,口中喃喃地说:“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

扫墓结束后,毛泽东对同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在这次回乡中,毛泽东饱含深情地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飘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人物峥嵘变昔年。”

“诗以言志”,毛泽东在写这首词时,特意把第一句“哭逝川” 中的 “哭” 改为“咒”,将自己离开故乡后对故乡和父母的感情都融入了这个“咒”字当中。他是在诅咒岁月的流逝是那么的迅速,没有给自己太多陪伴父母的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