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地摊经济回来了,这一次,是以立法的方式!

2020年疫情之初,“地摊经济”的提出让很多人为之振奋,感慨政策英明。

可没过多久,很多地方因为防控等各种原因,还是在禁止摆地摊。

一个小小的地摊,背后就是一个家庭的生计。

9月22日,上海市通过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强调避免简单化的“一禁了之”。

比如,对设摊经营、占道经营,以前是全面禁止,新版《条例》在规定了在不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的同时,明确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以此平衡市容管理需要与民生需求。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古已有之。

小地摊主最怕的,就是城管运动式的清查,和不确定的罚款。

现在,有了法律的保护,无论是地摊主本身,还是绝大多数的市民,都是一件喜事。

毕竟在高楼林立的都市,能看到无数普通人汇聚成的人间烟火,总是宽慰人心的。

同时,这招“敢为天下先”也说明了上海市对马老师的辩证法学得更透彻了。

市容管理和地摊经济二者并非相互对立的关系,也是可以共存的。

过往几十年,许多城市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片面地追求市容市貌的整洁,激化了城管和小商小贩的矛盾,酿成不少令人遗憾和痛心的事件。

市容环境不是城市的唯一,城市的烟火气、底层民众的就业同样是一座城市是否文明现代的重要标志。

城市,不仅仅是富人的城市,也是中产、底层的城市。

城市,不应只有大厦、商场,也应该有市井小巷。

毕竟,任何一座城市,普通人总是占到了大多数。

尤其是在近年整体经济面临诸多困境,不少行业出现裁员的情况下,为地摊经济发展设置红绿灯,给那些困难群众一条自救之路,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如高层所言:

“国家是人民组成的,人民好了,国家才能好。靠每个人的奋斗,大家都好了,国家就更好!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如上海这样看到人间的烟火。

近日,云南省、重庆市等地的部分地区开始集中隔离的人员采取收费管理,每人每天费用100至300元不等,引起了不少关注。

许多网友批评,疫情下大家都已拮据,集中隔离点还要高额收费,犹如“抢钱”。

比如重庆市长寿区的收费标准为每人每天300元(含餐费60元)。

如拒不支付费用,或提交虚假证明材料,将被公安部门追责。

此举引发了很多争议:

“现在的农村人连日赚50元都是奢望!你们收300?”
“一人300元,一家六口,一天接近1800元,14天隔离费25200!”

对此,连胡锡进都认为于法于理讲不通。‍

“《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如此看来,对集中隔离进行收费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

诚然,地方出台这种“土政策”的原因,是因为财政负担太大了,再加上宏观经济环境不好,房地产基本停滞,有些地方连工资支付都面临困境。

但无论如何,防控是‍‍政‍‍府责任,把这个成本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在道义上说得通吗?

钱是取之于民的,竭泽而渔,并不是长久之计。

这只会让地方经济情况变得更糟,最终变成一潭死水。

连续的三年防控,已经给很多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和压力。

尤其是那些被隔离人员,更是承担了很多额外损失。

这个时候,政府本应该承担救济责任,岂能反过来收费呢?

更何况,从100元到300元每人每天的隔离费用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会让他们本来就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还有一个更大的风险是,一旦这种“好办法”被推广,很容易引得群起效仿,形成利益链条——通过随意扩大被隔离对象,千方百计延长隔离时间,起到“创收”的目的。

如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

就是希望我们的地区和地区之间可以相互比对比对,取长补短。

多树立为“地摊经济”谋发展的格局。

少动甩包袱、增加民众负担的歪心思。

上海市作为“老大哥”地位的城市,为了“烟火气”,主动寻求精细化管理,让市容环境卫生和地摊经济共存。

这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城市治理应该多维度,多给底层人士一些出路。

如此,我们的城市才能更温暖、更人性、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