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重大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如河南巩义双槐树“河洛古国”、三星堆3~8号祭祀坑、南佐遗址、汉文帝霸凌等等。
三官庙遗址是一个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巢湖西岸的土台墩，2018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发掘，目前虽然还未公布完整的考古简报，但是仅凭目前透露出的零星信息，这个不起眼的遗址很可能与中国历史记录中第一位亡国之君——夏桀有关。
从官方报道可知，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陶器风格大体属于当地的斗鸡台文化，时间约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即传说中的“夏商之交”。三官庙遗址的总面积约2100平方米，只是一个连村庄都称不上的小聚落，要知道，同时代的都邑遗址二里头古城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次级聚落稍柴遗址规模也达到了100万平方米的量级，三官庙体量在夏商考古中实在不值一提。
那么三官庙的特殊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小得夸张的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高等级青铜武器，附图如下：
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青铜戈
过去，在考古活动中，在文献记载中的夏纪年范围内，拥有大型青铜容器、武器铸造能力的考古学文化只有位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铸造复杂青铜器对一个政权的广域资源控制能力、资源调配能力、技术能力、不同工业门类之间的配合能力要求极高，同时拥有这些能力也意味着这个政权可能已经冲破了部落、酋邦的蕃篱，成为了原始国家。这也是大多数人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的重要原因。
而在肥西三官庙遗址，目前出土了18件夏代晚期的青铜器，数量仅次于王都二里头古城，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因为对于这样一个袖珍遗址来说，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时代，铸造青铜器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通过对比，学者认为肥西三官庙出土的青铜器形制也与二里头相似，而在同时代临近的其他遗址中，也没有发现类似的青铜器和青铜铸造的痕迹。因此推测，三官庙的青铜器并非本土出产，而是由某人从二里头古城带来的。
那么，将这些重器带来南方的人又是谁呢？
《竹书纪年》载：
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载：
庐州巢县有巢湖，即尚书‘成汤伐桀，放於南巢’者也。淮南子云‘汤败桀於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国语云‘满於巢湖’。
《吕氏春秋》云：
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
《水经注》云：
又东北出居巢县南，古巢国也。汤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泽也。
按照这些记载，夏王朝最后一任“夏后”桀在败于成汤率领的商军后，或出逃或被流放，死于一个叫做“南巢”的地方，《水经注》、《括地志》更是明言南巢就是巢湖地区。
肥西三官庙遗址正位于巢湖侧的一条小河边，按照地质学者的复原，在夏商时期，巢湖面积比今天更大，三官庙遗址距离巢湖湖畔更近，因此，三官庙也应当在古南巢的范围内。
三官庙遗址的地理位置
而本次发掘中发现的几件青铜钺，也意义非凡，在古代，钺并不是普通的武器，而是君主军权的象征。
如《尚书·牧誓》中记载周武王在伐纣之战中
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又如在近期公布的《清华简·五纪》中，讨伐蚩尤的黄帝：
（黄帝）焉左执黄钺，右麾旐。
从三官庙发现的青铜钺来看，这些器物铸造技术精良、威严肃穆，很可能正是象征君主军权的黄钺，而假如我们把三官庙遗址的发现和文献记录联系起来，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对于君主极为重要的礼器为什么会从王都来到巢湖边——正是逃往的夏桀将它们随身携带，来到了遥远的南方。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钺
上海博物馆藏二里头文化青铜钺
值得注意的是，遗址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这些青铜器出土于一座倒塌的房屋之内，与青铜器同时发现的还有三具尸骸，其中一具为儿童，另一具稍完整的可能是成年男性，这些尸体残缺不全，应当是非自然死亡，在尸体和青铜器上方，覆盖着一层红烧土——即遭火焚的泥土，从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三具尸骸可能是这批青铜器的主人，他们在被残忍杀死后弃尸于房屋之中，杀人者对死者手中的宝物不感兴趣，在杀人后点燃房屋扬长而去，死者的尸骨和青铜重器被倒塌的土墙掩埋，直到三千多年后的今天被我们发现。
按照上述推论，死于房屋中的三人即使不是夏桀本人，也应当是这位夏代末代君主的近臣，或许是随之逃往的侍从，或许是他的家人，他们像我们熟知的许多王朝更替中的王室遗民一样，被新王朝追杀，并永远沉眠与巢湖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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