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行业老鼠仓屡禁难绝,“新玩法”传闻不胫而走有原因,法律之剑高悬仍需防微杜渐

作者|肖尧

编辑|牛财

连日来,一则基金经理通过场外期权非法牟利的传闻还在业界不断发酵。

传闻称,多达300多名基金经理因做场外期权被查,其中部分基金经理已经被执法人员带走。

目前国内基金经理总数也不过只有3000多人,如果传闻属实,岂不是说1/10的基金经理都涉嫌玩“老鼠仓”?

而通过场外期权的方式更是闻所未闻,因此被冠以“基金老鼠仓2.0版”。

传言尚无法完全证实,但相关质疑不绝于耳。

有业内人士表示,这属于进化的老鼠仓,非常隐秘,就连监管个股持仓人信息的大数据也查不出来。这次的传闻不简单。

实际上,仅在传闻发酵前后几日,包括广发基金、中信保诚基金、农银汇理基金、嘉实基金、华泰柏瑞基金在内的多家基金公司就纷纷发布了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这是偶然的吗?

而从历史上看,基金老鼠仓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多位熟悉期权的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通过场外期权非法牟利的利益链条确实存在。

1-“老鼠仓2.0版”传闻

8月8日,一个名为“退堂鼓表演艺术专业二级”的微博用户连续发布了两条有关基金经理被查的消息。内容包括“公募基金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很多基金经理做场外期权被查了,涉及300多位基金经理,锁定30多位.....”

随后不久,《每经》就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在报道中,有被采访的基金经理表示,可能有老鼠仓存在,但300位(基金经理)通过场外期权来做有夸大嫌疑。

8月11日,《财新》也对此进行了报道,并且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解释

此事的起因是,时隔数年、毫不相关的两个独立案件被“移花接木”了。

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说法称,近日被南方某地警方带走的相关人员并非公募基金经理,此案实乃数年前南方某地方证监局从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线索,属于藏身企业法人背后的游资行为,利用场外期权实施了股票价格操纵。

而某基金公司的固收类基金经理近日离职,也并非网传的与场外期权有关。而是因南方另一地警方办案。

两地有关部门介入时间上的巧合,让两个独立案件发酵成了引人注目的传闻

目前不同的报道并存,尚无来自权威方面的证实或证伪,只有个别基金公司对此有所表态。

事实上,该传闻吸引眼球之处不仅在于“300多位基金经理”被查的说法,还包括“场外期权”的操作方式。

按照《证券公司场外期权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场外期权”是指在证券公司柜台开展的期权交易。

截至2022年1月7日,有权从事场外期权交易的交易商名单共有45家证券公司,其中一级交易商8家,二级交易商37家。

传闻称,一些基金经理找中介机构代持,先通过场外期权通道在券商下单看涨期权,并加10倍左右杠杆,然后再用自己所管理的基金拉升,如果个股涨幅超过50%,那么场外期权的浮盈就会超过500%,既暴利又隐秘。

似乎更巧的是,就在大约两个月之前,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华泰证券曾因场外期权业务存在多项违规行为遭监管处罚,问题主要集中在标的及合约管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和流程不规范等多个方面。

一个令人感到惊骇的违法规模,再加上一个令普通投资者感到神秘莫测的交易方式,令该传闻不胫而走。

2-恰逢跳槽“旺季”

在传闻发酵的同时,也有个别基金公司进行了否认和澄清。

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年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这种“自毁前途”的老鼠仓行为本应在公募行业绝迹。

但这一次公众为何浮想联翩?因为随着传闻发酵,多家基金公司几乎同时发布了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从变更类型来看,一部分是因为增聘新基金经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公司业务安排或个人原因离任。而增聘新基金经理往往也被视为基金经理变更的前兆。

当然也有另一种解释,有业内人士认为,部分基金公司通常在7、8月份发放年终奖,不少基金经理会选择落袋为安后离职。

基金经理除了因业绩差被动下课外,其他原因无外乎是考虑个人薪酬及发展空间。从此前离职的基金经理来看,大多数会流向其他名头更响、薪酬更高的公募基金或中大型私募基金,还有少部分基金经理会选择创立自己的私募基金

另一方面,对基金公司来说,如何能留住基金经理,尤其是优秀的基金经理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根据Wind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离任基金经理合计达182人次,其中,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安信基金、博时基金和农银汇理,离任基金经理人次分别为7次、5次、5次;而华安基金、工银瑞信、汇添富基金、金鹰基金和南华基金5家公司,年内离任基金经理均达到了4人次。

3-”老鼠仓”为何难绝

虽然“场外期权老鼠仓“传闻仍未有定论,但是,基金业饱受”老鼠仓“困扰,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4年至2017年的三四年间,证监会共启动99起“老鼠仓”违法线索核查,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3起,涉案交易金额约800亿元

在这些案件中,已经有25名金融资管人员被司法机关做出有罪刑事判决,证监会直接监管的券商从业人员中,也有15人被采取了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证监会及司法部门的主要依据就是《刑法修正案(七)》

2009年2月28日,在证监会及司法部门的共同推动下,《刑法修正案(七)》出台。

其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被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这是关于”老鼠仓“的最权威的解释,也标志着“老鼠仓”从那一刻起被正式定性为刑事犯罪。

此后,几个著名的判例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的信息,2015年11月23日,广东省深圳市中院一审认定,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被告人马乐担任博时基金公司旗下的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经理,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掌握了该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

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公开信息,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操作自己控制的“金某”、“严某甲”、“严某乙”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人民币10.5亿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余万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

2018年3月23日,北京市第二中院判决认定:2010年4月15日至2015年5月29日间,被告人胡拓夫利用担任工银瑞信基金公司中央交易室股票交易员、副总监,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指令下单交易股票,知悉基金交易信息的职务便利,违反规定,使用其实际控制的胡某、耿某名下证券账户,亲自或明示、暗示他人同期于指令交易买入相同股票,趋同买入成交金额共计人民币11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4186余万元。

2016年12月23日,胡拓夫主动向侦查机关投案。

2020年9月22日,重庆市第一中院判决认定,2013年9月至2015年9月,李险峰将其管理的年金、广发小盘成长混合基金、广发新经济混合基金产品中的多支股票交易信息多次透露给张某,暗示张某交易相应股票。张某使用王某、徐某的个人股票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交易,趋同交易股票数二十余支。2017年6月5日,李险峰被公安机关抓获。

以上案件中,“博时基金马乐老鼠仓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马乐案之前,判刑刑期普遍偏短,且以缓刑居多,实刑较少。

马乐于2013年8月被逮捕,2014年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但是,宣判后市检察院提出抗诉,省高院驳回抗诉。省检察院又向最高院提出抗诉,最高院认定,马乐案是全国查获同类案件犯罪数额最大者,交易金额及获利金额非常高,应属“情节特别严重”,2015年11月最高院认定,对其适用缓刑不当,改判三年实刑。

毫无疑问,基金是一个天天跟钱打交道的行业。典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

对于基金经理们来说,每时每刻面临的各种诱惑远非常人可比。

如果此次“场外期权老鼠仓“传闻最终有些被证实,不仅意味着”老鼠仓“玩法进一步升级,而且涉案金额很可能会创下新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