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大地震，王永庆听说后立刻安排助理捐款。
当时万科决定捐款100万，助理拿不定主意该捐多少，问他：“捐1000万可以吗？”
王永庆摆了摆手说：“1000万怎么够，国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至少要捐1个亿。”
王永庆是台湾著名的富豪，个人资产近千亿，一生捐款数十亿，在大陆建了四千多所希望小学......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1917年1月1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省台北县一处名为“情人谷”的地方，祖父王添泉是村里私塾先生，他希望长孙日后能够事业有成生活美满，便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永庆。
据说，王永庆成名后，有人认为：“情人谷地灵人杰风水好，所以才出了这位企业巨子。”
这话实在经不起推敲：情人谷居民众多，为什么“风水”独独偏爱王永庆呢？
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命运，王永庆一生从不信命，也从不算命。他“不信神，不信鬼，只信自己的胳膊腿”。
他对命运的解释是：“先天环境的好坏，不足喜亦不足悲，成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己的努力。”
情人谷这个名字听起来十分响亮十分浪漫，但这里山多平地少，物产不丰，这里的人大都靠种茶为生，但种茶有季节限制，收入也并不高。
王永庆7岁时，家里人依旧选择送他去念书，即使学校将学费压得很低，但对于王家来说又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王永庆心疼家里人，上学只能光脚，书包也是一根粗布巾扎成的，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用面粉袋子改成的。
放学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种菜、挑水、捡柴、喂猪、洗衣做饭等等，样样家务都能干。
每天早上早早起床将家里的水缸挑满水，放学后还要扛一袋50斤的饲料回家喂猪。
这些重活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但他身为家中长子，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祖父曾告诉他：“靠茶为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你们后代不要靠茶维生。”
王永庆理解了祖父话中的深意，他决定离开连做苦工都没机会的家乡，到外面去闯一闯。
1931年，王永庆来到嘉义一家米店当学徒，嘉义位于台湾中南部，南北运输贸易发达，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从穷山沟出来的王永庆对于这份工作十分满意，不但能吃饱饭，每个月还有4块钱的工钱，当初出来闯荡时立下的誓言他也一直记在心里：要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王永庆工作时勤勤恳恳，老板对他十分喜爱，也毫不吝啬地教给他自己是如何经营米店的。
干满一年后，他托父亲在老家借了200块的本钱，自立门户开了一家米店。
但由于本钱有限，王永庆的米店只能开在小巷子里，每天根本没有多少客人。
当时的大米并不像如今那样干干净净，里面总会夹杂着小石子之类的杂物，人们在吃之前总是要一遍一遍地淘洗，很不方便。
他便将米中的杂物一点一点捡干净，然后再挨家挨户的上门推销，并且还开展了送米上门的业务。
他的米店开门早关门晚，总是比别家店多开4个小时，即使有客人半夜敲门，王永庆也会十分热心地招待。
就这样，王永庆的小米店逐渐在本地打开了名气，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他家买米，有时候一天甚至可以卖出十几包大米。
生意稳定后，王永庆开始思考起其他的门路，在米店附近租了间大房子，改造成碾米厂，生意越做越大。
正当王永庆开始思考生意下一步该如何扩张时，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日本人在台湾实施物资分配制度，加强了对粮食的控制，王永庆的米店以及碾米厂只能被迫关门。
自己苦心经营许久的生意如今竟落得这般下场，王永庆自然不甘心，但时局如此，他也实在无可奈何，只能暂时先回老家，等待合适的时机东山再起。
1943年，在老家休息了两年的王永庆开始着手干木材生意,没两年他木材生意也做得蒸蒸日上。
抗战胜利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王永庆想再做回老本行，继续开米店，但经过思考他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抓住另外一个机遇，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事业王国。
一个令人费解的正确决定
在木材行业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挤破头也要进入这个行当，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王永庆提前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经过周密的分析后，他决定另辟蹊径寻找其他有发展潜力的行业进行投资。
经过反复的考察，王永庆觉得工业一定会成为未来的发展主流。
他的确很有远见，当时台湾当局也正准备全力发展工业，并且推出了一系列工业发展计划，其中就包括石化行业最基础的材料——聚氯乙烯。
38岁的王永庆果断地接受了这一没人看好的行业，并且投入自己的全部身家。
当时，全台湾了解塑胶这个东西的人凤毛麟角，整个台湾省也只有两家作坊式的塑胶加工厂，他们的模式很统一，从日本进口塑胶粉，在台湾加工过后再运往各地制造各种小型的塑胶产品。
王永庆对于这个行业一窍不通，就是个门外汉，但他有胆识善于钻研，并且还懂得不耻下问。
得知他要投身一个听都没听过的行业，周围所有人都劝他千万要谨慎，千万不要冲动。
但王永庆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前路未知的塑胶生产之路，投入全部身家成立了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成立三年后正式投入生产，但很快就遇到了最大的难题：产品全部积压在仓库，根本卖不出去。
最主要的原因是价格太高，在国际市场根本没有优势，本地的公司也宁愿选择进口的。
投资人见到这种情况后纷纷要求撤资，刚开业产品就卖不出去，说明这个东西就赚不到钱。
王永庆却不这么想，经过冷静分析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加大生产才能摊薄成本，薄利多销，并且台塑必须向二三次加工产品进行拓展。
股东本来就不满意台塑目前的处境，听到王永庆的方案后更是强烈反对，产品卖不出去不说，还要我继续往里投钱？
王永庆阻挡不了这些股东撤资，只能东拼西凑将他们手中的股份买了下来，背水一战！
他将厂里的产能提高了4倍，但成本却没有增加太多，产品的价格降下来后，销量果然上升了。
1958年，为了消化台塑公司每日增产的16吨PVC粉，王永庆决定筹设南亚公司，使企业形成中下游一代经营体系。
这一决策的效果很好，南亚公司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业绩十分显著。
之后，王永庆又在台湾开了多家下游工厂，行程一体化生产，到了1987年，他已经多了一个“塑胶大王”的称号。
为两岸关系奔走
树高千尺离不了根，王永庆功成名就之后，并没有忘记他的根在哪里。
他时刻想念着回报祖国，时刻把自己跟大陆联系在一起，他为了能在大陆投资而多方奔走，为了能让两岸早日正常往来而不懈努力。
1989年11月30日，王永庆从美国出发，途经日本后来到了大连机场。
国家领导人对于王永庆的到来十分重视，不但派了专人到机场接机，还专门把他安排到了钓鱼台国宾馆，给他最高规格的接待。
12月5日，邓小平也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王永庆，并且说：“如来两三个王永庆，两岸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次来到大陆，王永庆是想要花费70亿美金在东南沿岸地区建设石化产业，想要帮助祖国发展。
当王永庆再次来到大陆商谈合作的具体细节时，他的行踪在香港被台湾记者发现并报道了出去，引起台湾舆论一片哗然。
王永庆投资大陆的项目也受到了台湾当局的阻碍，他一气之下飞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后，王永庆依旧在为原本的目标努力着，他本打算在美国买下15万亩地送给国家，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项目也没能成功。
至此，轰动一时的“海沧计划”就此功败垂成。
在以后10多年的岁月中，王永庆多次感慨万千地回忆说：
“所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当时一步之差，‘海沧计划’未能实施，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价。于今思之，真是悔恨莫及！”
不可思议的“富豪生活”
在一般人心中,富豪的生活肯定是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但王永庆却不一样，生活十分简朴，并且已经成为了传奇故事的程度。
王永庆对于穿着十分随意，对于衣服只有一个要求:能穿就行，根本不在乎衣服是不是名牌，衣服材料有多名贵。
由于他常年晨跑，腰围看起来小了不少，原本合身的西装现在穿起来看着空荡荡的，他的夫人便专门请裁缝来家里替他量一量尺寸，把衣服改一改。
或许是王太太没有说清楚，裁缝以为是要为王永庆做几套新西装。
王永庆拿出5套西装说:“改一改还能穿，旧西装只是宽松了一点，料子还好好的，没必要浪费钱。”
家里的肥皂用到只剩最后一小片，王永庆也不会丢，他会拿出一块新的,把小片粘在大块的肥皂上继续使用。
手套磨破了就翻过来，这样洞在手背上也不会影响使用。
他还有一条用来做操的毛巾，用了20多年已经起了毛边，但他依旧不舍得丢掉。
早年坐飞机时王永庆会最先选择经济舱，后来总是会被人搭讪，他无奈才改乘头等舱，这样一来他也多了时间休息。
王永庆不仅自己节俭，他同时也教育子女如何在生活上节俭，常用“富不过三代”的古话告诫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千万不要坐享其成。
虽然生活上十分节俭，但王永庆在回馈社会方面却毫不吝啬，他常说：“有钱不去做慈善是一种罪过”。
上世纪60年代，他就投资了1.5亿创办了“明志工业专科学校”，让台塑与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不但会为家境贫寒无力升学的青年提供奖助学金，还会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1976年，王永庆捐了20亿新台币建立了“长庚纪念医院”，长庚是他父亲的名字，这家医院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穷苦的人们能够看得起病。
1986年，王永庆为了推动器官捐献，公开宣布：“在5年内，所有在死亡后捐出器官遗爱人间的人，他将赠给10万元作为丧葬补助费。”然后亲自签署了“眼角膜捐献同意书”。
王永庆的慈善事业并不局限于台湾地区，对于大陆的发展他也时刻关注着。
他将长庚医院开到了厦门，在家乡福建捐献了一所占地70多亩的特教学校。
2004年，王永庆计划在大陆开设1万所希望小学，10年后，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半，累计花费21亿人民币。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王永庆打破自己历史捐款记录，为灾区捐款1亿人民币。
“我们虽然远在台湾，但两岸人民同文同种，是一个家族里的兄弟，当然义不容辞。”这是王永庆的女儿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
汶川地震发生5个月后，来到美国出差的王永庆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92岁。
在王永庆的葬礼上，富士康创办人郭台铭带着儿子亲自前来吊唁，并三叩首行跪拜之礼，并说：
“他是除我父亲以外第一个跪拜的人，因为我觉得他的精神，他对我的照顾，他给我的启发，他不但是台湾工业之父，在我心目中，就像一个严父、慈父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表达什么，但是我一点点小小的心意，能够让我对他有所的追思，有所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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