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资本力量的扩张|富格尔|欧洲|货币|资本家

商业资本主义，这种对近代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现象，被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理解为一种具有成长性的经济力量，并被赋予了与这种力量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社会价值判断，即历来被谴责、包括被基督教教会谴责的“投机”行为，成为人们追求财富的一种“进步”行为。

就此而言，罗马人对货币的追求，与中世纪欧洲人对货币的追求是不完全相同的，因为罗马人投机行为的主要事项是购买土地、奴隶、支持战争掠夺和放高利贷，他们没有手工艺制造业这一世界其他城市都活跃着的现象。

而1500年后的欧洲，当大批掠夺来黄金和白银，再次引起类似于罗马共和国时期追逐货币的狂热时，制造业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为投机者提供了在土地、奴隶和高利贷之外的一个新选择，也多了一条摆脱罪恶的途径——毕竟投资工厂比放高利贷，在道德上不需要再顾及教会的谴责了。

这种精心设计的经济行为，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是以追逐利润、逃避公平价格制约、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为获取财富的主要方法，因而，无论它提供了多少经济成长的力量，都不能因为通过对财富的狂热追求而引发社会经济的革新，而使自己获得道义的支持。

是的，在伊斯兰文明地区，在莫卧尔的印度社会，在东方的中国社会，人们也使用货币，也进行投资，甚至会将多余的金钱通过放贷来实现财富的增加，甚至在欧洲人使用票据之前300多年，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交子这一金融工具。

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在良心上去承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在这些社会中，商业投机始终不是一项光彩的行为，由投机而取得的财富并不能提高那些财富与日俱增的人们的社会地位，除非他的财富可以转化为一种善行且为人们所认可；二是在商业活动过程中，他们必须小心地去运用自己的商业才能，以免因策略的成功而引起良心上的不安，如同中国人坚持的那样，一旦一个商人被贴上“见利忘义”的标签，也就等于宣判他是一个“道德瑕疵”者。

此时（16世纪）的欧洲人，尽管也面临着教会谴责高利贷的道德压力，但财富的可怕力量是连教会也感到惶恐的，况且，教会也深知财富的妙处，对财富向来是巧立名目、来者不拒的。

所以，当出生在德国奥格斯堡的商业兼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请求教会准许他们获得向贷款者收取利息的自由时，那曾经宣布高利贷利息“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陋、最可憎的罪恶”①的教会，予以宽容地默许了。

实际上，获得放贷的利息收入，也并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在罗马时期，权贵们正是通过高利贷不断放大那些由奴隶和被征服者提供的财富的，以满足他们那挥霍的本性。

所不同的是，欧洲的这些新兴的资本家们，他们能够将挥霍控制在自己财富的有限范围内，而将大部分财富用以投资和投机，并通过投资人和债权人的身份，逐渐控制了欧洲人的海外冒险事业与贸易，并且他们聪明地寻找到了一种合伙人的机制，以便能将更多人的财富（货币）按合伙人关系集中起来，去从事规模更大的冒险。

这种基于共同投机利益的合伙人关系，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中仍然运行着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它们超越了家族和地域的概念，将更多的货币持有者组织起来，形成了罗马时期所没有的一种新型经济关系。

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等，正是这种经济关系的代表。

为什么这种经济关系自从出现之后，便主宰了欧洲社会，甚至主宰了包括殖民贸易在内的现代早期的世界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对此，作为一个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分析道：

“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则中找到：利润或死亡。为了逃避死亡，数世纪以来，资本家们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如果要工人们活着、健康、从事生产，显然必须给他们最低的工资保障。第二种改进技术的战略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经济，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能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市场渗透到中东和远东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②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货币本身不产生这样的力量，资本本身也不能产生这样的力量。

只有货币与贪婪相结合、且约束人类贪婪欲望的那些社会力量——如道德、宗教、禁忌等——不再具有约束力的时候，货币和资本作为贪婪欲望的工具，才被“赋予”了力量。借用武侠小说家古龙的语言来说，就是“剑并不杀人，杀人的是使用剑的人”。

而且，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人们铸剑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防身，一是去杀人。尽管防身和去杀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防身永远是因为剑曾经被用来杀过人。

所以，货币和资本对怀着不同目的的人们来说，也有防身和获利两种基本的选择：贪婪的欲望可以使货币和资本作为获取财富的工具而成为改变经济关系的力量；而对欲望被限制在社会道德许可范围内的人们来说，拥有货币主要是储蓄（防身）或摆脱贫穷的一种手段。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那些被掠夺来的金银，在已经无法再继续从一个地方靠掠夺取得时，选择换一个地方去继续掠夺，或者选择将这些金银作为一种获取财富的工具，便都是自然的。

特别是当欧洲人可能意识到，他们将世界范围内能掠夺的黄金都已经掠夺了的时候，转而选择靠贸易和商业将到手的黄金，拿去换些有用的东西再卖到其他地方去，是一项更能为上帝接受的精明方法，或者选择将货币用来支持技术革新，以便可以制造出满足人们享受和欲望的新奇的或改善衣食住行便利性的物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

难道今天的经济世界不是这样被主宰、被有权有势的人如此玩弄的吗？

我们真正想说的是，货币和资本在欧洲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力量的出现，是与欧洲人对财富占有的贪婪欲望相关的，而且这种贪婪的欲望，被教会禁锢了将近1000年之久（西罗马解体至14世纪），一旦那些来自美洲的大量黄金和白银被放在欧洲人面前时，重又点燃了欧洲人血胤中潜伏着的贪婪的欲火，凡是一切可有助于获取财富的方法，都被这一熊熊燃烧的贪婪之火所引燃，货币作为资本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而债务则成为所有方法中最机智和最大胆的方法。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今天的债务危机，经济萧条，不是全部拜这种方法所赐吗？欧洲资本主义的危机是个无解的危机！

能够从债务中看到获利机会且善于运用债务而牟取高额利润的人，是十五世纪英国富格尔家族的第二代接班人，富格尔金融帝国的缔造者——雅各布·富格尔。

由纺织和贩卖纺织品起家的富格尔家族，在成为放贷者之前，经营着金属、调味品、丝绸、锦缎、胡椒、药草、药物、工艺品、稀有食品、珠宝等商品，这使富格尔家族成为影响力极大的欧洲富商。

而当时的欧洲像罗马共和国晚期那样，从国王到伯爵夫人，从教皇到王子，从穷人到富翁，都对货币提供的无限可能性眩晕；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5世纪初借债在富人的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就像积累财物一样。”这种疯狂为富格尔提供了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债权人的机会。

相比来说，收取利息要比经营商品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而且还使年轻的雅各布·富格尔得以依靠聪明的脑袋，观察政治、贸易、金融的相互作用，然后判断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干预。

这种凭借拥有的大量货币和资本而对政治、贸易和金融进行干预的行为，产生了三项重要的社会后果。

第一，货币和资本从一般的商业事物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力量；

第二，拥有货币和资本的人，使自己从土地和商业交易中脱离出来，成为超越教会、王室、贵族阶层的新型人类——欧洲的第三等级（僧侣、贵族为第一、第二等级），且可用手中的货币和资本去影响或控制他们，而且证明，一个人可以不诉诸武力而变得富有且拥有权利；

第三，货币和资本的力量使宗教（基督教）无法逆转地失去了其在欧洲的权力和至高影响，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生活看做是一种可解释、可计算、可测量、可凭自己的努力和才能去把握的系统，且这种自觉性使欧洲人开始远离非理性的力量——比如，1589年，威尼斯的齐奥万·玛利·博纳尔多在《换算成我们的长度单位的所有领域的大小和距离》的数学书里宣称：“地狱与我们的距离是3758.5英里，宽度为2505.5英里；天堂与我们的距离是1799995500英里”——要到地狱不容易，要到天堂更难，只有活在追逐货币的现世里才最幸福！

这便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联逻辑的全部秘密！

在这里，我们无意中扯出了“非理性”这一概念。

作为相对的另一个概念“理性”，在今天的东方和西方，被误解的程度远不亚于对平等、自由这些概念的误解。而且，正是由于对“理性”这一概念的误解，才将平等和自由推向了道德范畴，而使这些概念成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外衣——一件光鲜亮丽的外衣。这件外衣遮住了资本力量的罪恶。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问题。

这种局面的出现，首先冲击的是欧洲的世袭贵族，其次冲击的是教会的权威。

对贵族阶层来说，向商业银行家借债，要远比将土地抵押给修道院或将金银器皿变卖给铸币厂更为方便。因为雅各布·富格尔们能够比早期的放债人提供更大数目的金钱，而且办理的速度更快。贵族们长期养成的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占有欲望，因借债的方便而更加不可收拾，在消费之中寻找快乐成为了欧洲社会的新风尚。

对此，15世纪的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谟（约1466－1536年）嘲笑道：“目前占有之风已达到空前高度，以致自然界中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低俗的，都无一例外地能够被榨出利润。”

但贵族们不清楚的是，债务正在成为埋藏他们世袭身份的工具——有趣的是，贵族生活不是终结于平民—贵族关系的瓦解，而是终结于雅各布·富格尔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崛起。

后来，票据债务的使用，使货币数量如脱缰的野马，不仅开始埋藏贵族、瓦解西罗马灭亡以来欧洲的社会格局，而且激发了更多的欧洲人到海外寻找财富的野心，因为对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可以用货币进行量化的社会来说，拥有货币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而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而，无止境地去追求货币便也“算得上”符合人的天性。

在那些已经拥有巨额货币的人们来说，货币和资本使他们彻底自由起来，不仅可以自由地跨越地区和国界，而且可以为了追逐货币而对道德信条和宗教教义重新予以解释，甚至可以与教会联起手来，通过发行一种新债券而将罪孽赊帐给上帝——只要你购买了由教会发行的救赎券便可以被免去所有的罪行！

1517年，已是两个教区大主教的阿尔布雷希特伯爵，想获得第三个教区的大主教位置。为实现这个目的，阿尔布雷希特需要向教会交纳一大笔钱。因此，他便找到雅各布·富格尔，两人共同设计了一个创新的筹资方案：阿尔布雷希特从富格尔家族借钱，同时以修复圣彼得大教堂的名义在他的辖区内发放赎罪券，收上来的钱一半归梵蒂冈，另一半偿还富格尔家族的借款本息。

这个方案取得教皇的同意后，他们聘请了具有说服人们给教会捐钱天赋的著名教士约翰·特泽尔，来进行赎罪券的销售。

为保证公平，雅各布·富格尔派了一个代理人跟随在特泽尔身边，记录收益和开支，保管赎罪券箱的钥匙。

一切安排停当之后，特泽尔和代理人就开始走街串巷，向教徒们兜售只有一张薄纸的文件，文件上有一处空白，可以填写购买者的名字。在这个赎罪券文件上，印着教皇利奥十世的敕令：“你所有的罪恶、犯罪和放纵，不管这些罪孽有多大，……因此，当你死的时候，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快乐的天堂之门将被打开。……”

这个与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金融债券贩卖多少有些相似的赎罪券行销方案，在为富格尔家族赚取货币的同时，也在德国引发了广泛的不满。

其中在维腾堡大学任教的牧师马丁·路德就是其中之一。当有人将赎罪券拿给路德请他确认其真实性时，路德拒绝承认这个文件，并谴责特泽尔是“富格尔的扒手”。

由此引起的天主教改革及新教的兴起，在以后再进行讨论。我们在这里叙述这个有趣的故事，是想表明，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不仅正在终结世袭贵族在欧洲社会传统中的优势地位，也直接导致了教会势力的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