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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无相君。

“双减政策”已经持续了一周年,那么,学生的补习真的减少了吗?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教育黑市已经出现了新的补课模式。

“早上9点钟,吕毅准时在重庆南岸区融侨半岛金辉广场的13楼电梯间徘徊,这是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电梯间里观察每一个来到13层的人,如果发现可能是教育部门的检查人员,要立即通知里面的补课人员,转移教材与学生。”

吕毅(化名)是一家民间教培机构的“老师”,但他不负责上课,而是负责站岗,盯梢教育局的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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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24日,双减政策颁布,要求各类教育机构减少中、小学生作业量,以及将所有已注册的校外培训机构转为非营利机构,限制校外培训产业收益。

政策的初衷,是希望减少孩子的学习压力和推广社会平等,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昂贵的补习费)。

目前来看,双减政策对校外培训产业的打压效果的确显著。

教培产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经从20000亿跌至3100亿,更有大规模裁员潮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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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知名校外培训机构,有的已转型在抖音等网络平台上直播带货。

比如教培龙头“新东方”在抖音上提供免费英文课堂,并从事农产品、书籍、食材等产品直播带货。

“好未来”则是销售智能笔、电子辞典、早读机等。

至于民间一些较小型的机构,因无法与培训机构龙头和明星带货博主竞争,为挣扎求存,有的开始对外销售商品,包括围巾、耳环、指甲装饰和铅笔。

有的就像吕毅一样,开始和教育部门“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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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二季度,官方对14万家补习机构展开调查,发现其中有3千家提供违法的校外培训,并查封464家机构。

“躲猫猫”的日子是艰苦的。

因为自己创办的辅导班登上了当地教委的“黑名单”,他就租下了一个咖啡厅,来应付检查。

恰好这几年餐饮业也很惨淡,咖啡厅也乐于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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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嘲自己的工作过程十分精彩,每天都像在做情报工作,每天与检查斗智斗勇。

现在,他就租下了一个咖啡厅,来应付检查。

一旦发现有检查人员前来,他就迅速行动,一边拉掉电闸,一边把教材收好藏在外面天台,然后将部分学生转移到前厅,每个老师带一两个学生坐在一张桌子上,以喝咖啡的名义应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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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偷摸的方式,家长也是知情的。

但他们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暑假也不想孩子都忙着玩,毕竟升学的压力是存在的。

望子成龙的父母心,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上中专、高职。职业学校在不少家长眼中,就是“没出息”的代名词。

一位家长表示,政策开始实施时,她曾短暂感到放松。

但现在发现女儿成绩下滑,自己不仅要用更多时间辅导女儿的功课,而且效果远不如补习中心。

于是很多家长都会在朋友圈公开咨询,哪里有优质的培训班推荐。

所以,很多地方的培训班并不缺生源,要应付的,就是突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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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K9机构任教的刘腾也向记者透露,他们这一学年的营收非常好。

“粗略计算,课销也基本在千万级别,高考结束后的团建中,其校区为奖励大家,现场清空了20位老师的购物车。”

其实早在去年双减刚颁行的时候,无相君就担忧,校外培训产业会因此转向地下化。

而这些地下补习,主要的客源是有钱、人脉广阔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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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王姓家长告诉记者:

“据我了解,我女儿所有富裕家庭的同学都在补习。班上有一些所谓天才的男生,其实已经提前读了中学的物理课程。”

她又称,双减只是加重他们的财务负担,让一些课程的费用翻倍。

“有时候,我很怀疑为什么北京、上海家长要让孩子学习得这么疯狂;但当大环境是这样,我必须得让女儿补习。我对这样的情况不高兴,但我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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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教育需求,就会有教育黑市。

有的地方的教育部门,还会定期查访。

而有的地方则干脆“打成一片”,主动对违规教培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他们提供规避检查的方法。

用钱去换教育资源的观念,几乎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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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规则在制定的时候,就会给违反规则的人带来巨大的好处。

双减,是一个主要影响中上阶层家庭的政策,但这些家庭有的是办法绕开法规限制,毕竟他们是拥有最多资源,且最懂得如何在中国打交道的家庭。

所以,想要解决教育资源“焦虑”,仅靠规范教培机构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扩大普通中学的录取率,提高职业教育的就业质量,才能从根本上缓解这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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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家长对校内教学是普遍不满意的。

《中国青年报》6月的调查显示,有62%家长认为学校要改进教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说,若不改变单以得分决定、学童升读好大学的考试制度,市场对额外补习的需求将仍然高起。

“对校外补习的需求仍然高,是因为大学入学只看考试分数。私人补习转地下化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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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育黑市的存在,则进一步拉开了阶层的差距。

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因无法负担高昂补习费用,只能躺平,但精英家庭却可以在这个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优势。

如此,寒门更难出贵子。

双减的初衷是好的,但配套一定要跟上,否则家长们始终都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