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梵蒂冈——教皇的纵横捭阖|教皇|梵蒂冈|犹太人|纳粹|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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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庇护十二世的领导下，梵蒂冈城在二战期间奉行中立政策。尽管罗马市从 1943 年 9 月起被德国占领，1944 年 6 月起又被盟军占领，但梵蒂冈城本身却并未被占。另外，梵蒂冈在整个军事冲突期间组织了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

1944 年罗马解放后，加拿大军队士兵与教皇庇护十二世。

1929年与意大利签订的《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城的主权。条约宣布梵蒂冈城国在国际关系中为中立国，并要求教皇除非各方要求，否则不得进行调解。1939 年，梵蒂冈城被38个国家承认，拥有一个由13名正式大使和25名部长组成的外交使团。

签署条约的梵蒂冈和意大利代表团

早在1939年4月，庇护十二世就宣布了一项和平计划，希望在战争边缘的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第一个联系的领导人是贝尼托·墨索里尼，通过庇护十二世的中间人神父塔基·文丘里牵线。在墨索里尼的批准下，红衣主教国务卿路易吉·马廖内联系了驻巴黎、华沙和柏林的大使以及驻伦敦的代表。梵蒂冈组织的和平会议收效甚微，如果梵蒂冈在其各种沟通中支持任何一方的立场，那就与中立国地位不符。尤其是教皇试图让波兰接受但泽自由市从纳粹德国手中分离出来，这是波兰大使卡齐米日·帕佩（但泽前高级专员）和波兰政府无法接受的立场。

波兰驻梵蒂冈大使卡齐米日·帕佩（Kazimierz Papee ）批评庇护十二世战前的调解努力。

英国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从梵蒂冈的调解尝试中得出了四个主题：教皇与墨索里尼的特别接近，从 1939 年 5 月至 8 月期间发送了很多信件。英国和波兰对梵蒂冈的提议不感兴趣，这些提议分别被怀疑是亲意大利和亲德国的。欧洲主要大国将教皇视为“他们棋盘上的小棋子”。最重要的是，庇护十二世希望确保西方列强之间达成妥协，以防止苏联获得领土。

随着波兰被占领，但是法国和低地国家尚未受到攻击，梵蒂冈继续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和平以防止冲突蔓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中断七十年后与梵蒂冈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

尽管幕后行动激烈，庇护十二世还是决定不发表任何在冲突中偏袒一方的公开声明。这首先表现在拒绝明确谴责德国入侵波兰。早期，庇护十二世相信“波兰的迅速毁灭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苏德入侵波兰时，意大利还没有参与阿道夫·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意大利人被要求继续“忠于”教皇。庇护十二世避免将好战的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称为作恶者，他建立了“公正”的基调，这将成为他作为教皇的标志。

在波兰，纳粹德国杀害了 2500 多名僧侣和神父，更多人被监禁。在进一步拒绝纳粹意识形态时，庇护十二世重申反对极端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1940 年，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率领唯一允许会见庇护十二世的纳粹德国高级代表团，并询问教皇为什么站在盟军一边，庇护十二世回答时列出了最近纳粹犯下的暴行和迫害的清单。德国和波兰的犹太人严重受难，使《纽约时报》将其报道标题写为“捍卫犹太人权利”，并写下了“教皇对里宾特洛甫关于迫害的激烈言辞”。

神父纪念碑，估计有 3,000 名波兰神职人员（18%）被纳粹杀害。其中，1,992 人死于集中营。

1942 年，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广播电台发表圣诞讯息，表达了对纳粹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的关注。从 1942 年 5 月起，纳粹开始了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屠杀——最终解决方案，吉普赛人和其他人也被灭绝。教皇用以下措辞谈到：

“人们应对无数流亡者负起责任，战争的飓风撕裂他们的故乡，他们分散在异乡人的土地上。他们哀叹：我们的产业被转给了异族人，我们的房子给了陌生人。人类对成千上万的人负有这样的责任，他们没有任何过错，有时只是因为他们的国籍或种族，被送去处死或缓慢灭绝。”

《纽约时报》称教皇庇护十二世是“一个来自寂静大陆的孤独声音”。

“放心，这只是路过”

此次演讲是在纳粹德国军队几乎完全统治欧洲的背景下发表的，尽管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有利于盟军。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资料，庇护拒绝多说，因为担心教皇的公开谴责可能会激起希特勒进一步残暴对待那些遭受纳粹恐怖的人。

1942 年末，意大利高级官员首次以和平的态度接触梵蒂冈。在梵蒂冈的眼中，“梵蒂冈的中立，终于得到了回报”。当墨索里尼在 1943 年派他的女婿齐亚诺担任驻梵蒂冈大使时，德国人和其他人猜测齐亚诺可能就单独的和平进行谈判。就英国人而言，他们怀疑任何这样的意图，并且不想与齐亚诺有任何关系。

梵蒂冈维持着一支被称为瑞士卫队的小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梵蒂冈的瑞士卫兵获得了额外的冲锋枪和防毒面具，以在发生袭击时补充现有的梵蒂冈武器库。

二战期间梵蒂冈建筑上出现的弹孔

1943年，德国占领罗马，墨索里尼出事后，传出绑架教皇的阴谋。现代学者对此类指控的真实性仍然存在分歧。梵蒂冈城本身从未被占领。事实上，梵蒂冈内部的主要关注点是在德国和盟军占领期间实施暴行的可能性，而不是单单德国占领的可能性。梵蒂冈警察部队与瑞士卫队一起维持秩序。

一名瑞士卫队士兵（左二）

庇护十二世的主要外交优先事项之一是防止轰炸罗马。教皇如此敏感，以至于他甚至抗议英国在罗马空投小册子，声称违反了梵蒂冈的中立性。在美国参战之前，这种轰炸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英国人认为它没有什么战略价值。美国进入后，美国当局反对这样的轰炸，害怕得罪其军队里的天主教徒，而英国则支持轰炸。庇护十二世主张宣布罗马为“开放城市”，这发生在 1943 年 8 月 14 日，当时罗马已经遭到两次轰炸。尽管意大利人就《开放城市宣言》的措辞咨询了梵蒂冈，但最终改变的动力与梵蒂冈本身无关。

意大利投降后，由意大利人看守的盟军俘虏被释放，许多人前往梵蒂冈城。梵蒂冈担心这样的事件会损害其中立性，并严格指示瑞士卫队阻止任何此类人进入城邦，梵蒂冈建立了身份系统，以防止非梵蒂冈人员进入圣彼得教堂。然而，一些梵蒂冈官员确实采取独立行动以协助这些人。

贝纳迪诺·诺加拉（ Bernardino Nogara）战时梵蒂冈首席金融家

庇护从 1942 年起抗议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1943 年，他抗议说：“如果罗马教廷不谴责这些严重损害人的自然权利的措施，罗马教廷将无法履行其神圣使命。”1942年6月，庇护亲自抗议法国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命令教皇大使向菲利普·贝当元帅抗议“对犹太人的不人道逮捕和驱逐”。在教皇1942 年的圣诞演说中，庇护对因“国籍或种族”而被谋杀的“数十万”人表示遗憾。

切萨雷·奥塞尼戈（左，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一起）梵蒂冈驻德国大使，同时还担任驻波兰事实上的大使。

在纳粹占领意大利之后，教皇命令罗马的天主教机构向犹太人开放，将被纳粹驱逐的 5,715 人中的 4,715 人安置在 150 个天主教机构中。在梵蒂冈城，有 477 名犹太人得到庇护。随着德国人在意大利北部的围捕继续进行，教皇开设了他的夏宫（甘道夫堡），以接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并授权北部的机构也这样做。

从 1943 年起，庇护指示他的保加利亚代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支持面临驱逐的保加利亚犹太人，教皇的土耳其大使安杰洛·龙卡利安排将数千名儿童从保加利亚转移到巴勒斯坦。1944 年，庇护呼吁匈牙利政府停止驱逐匈牙利犹太人，他的大使安吉洛·罗塔在布达佩斯领导了一项全市救援计划。

教皇庇护去世后，以色列和世界领导人对他在战时的领导能力给予了高度赞扬。但他对梵蒂冈中立的坚持和未能明确将纳粹列为战争的罪魁祸首成为后来批评的方面。

梵蒂冈的报纸《罗马观察报》（Osservatore Romano）以意大利语出版，是唯一不经意大利政府干涉的报纸。尽管其内容相对温和，但该报受到英国和法国媒体的推崇，并受到意大利媒体的诽谤。到1940年5月20日，根据与意大利政府达成的协议，该报停止发表非“意大利官方战争公报”撰写的任何关于战争的文章。到1940年8月，意大利政府抗议该报可能援助英国皇家空军时，其天气报告也被删除。

梵蒂冈电台也处于类似情况。例如，它停止播送关于战俘的新闻，意大利政府担心这会暗示所在的位置。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停止了对天气的报道。红衣主教奥古斯特·赫隆德(August Hlond)通过电台向波兰发出了激烈的波兰语信息后，“这种广播再也不允许发生了”。在德国人抗议之后，电台停止了对波兰局势的任何讨论，后来也停止了对德国教会局势的讨论。

此外，在德国占领罗马期间，维托里奥·德西卡（Vittorio de Sica）的电影《天门》（the Gates of Heaven）和乔治·沃尔特·奇利（Giorgio Walter Chili）的《十诫》（the Ten Commands）在梵蒂冈城内拍摄。拍摄时间被谨慎地延长了，这让电影工作者有借口避免到威尼斯参加萨罗共和国的宣传活动，有几名犹太人和受纳粹迫害的人被雇来一同拍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