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首部探讨乡村文化变迁与发展的《文化蓝皮书：中国乡村文化发展报告（2018-2021）》，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文化研究院联合发布。
报告发布之际，新京报记者对话《蓝皮书》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胜，他表示，“百年之中，传统乡村正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乡村文化诞生的土壤也在快速变化，尤其在振兴途中，乡村正在重构。未来的乡村，将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一体化的乡村，它不再是过去那种落后的代表，而是体现中国式现代性的最佳载体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胜。受访者供图
在基础学科角度 关注乡村振兴
新京报：这次发布的《蓝皮书》是一部关注乡村文化发展的报告，做这本《蓝皮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是一个主要由哲学所主办的院属研究机构，成立于21年前，成立的初衷，就是研究中国的文化政策、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在过去，已经连续出版了很多部和文化产业相关的蓝皮书，影响力一直都比较大。21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调整自身，当前，我们关注和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城市文化、乡村文化、企业文化等。这一次发布关于乡村文化的蓝皮书，既是过去文化蓝皮书的延续，也是我们对乡村振兴这个国家战略的关注和响应。
新京报：相比以前的文化产业蓝皮书，这一次的蓝皮书，少了产业的概念，两者有何不同？
王立胜：过去的文化产业蓝皮书，更多是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角度，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为政策的调整、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务。现在的文化蓝皮书，研究的层面更加丰富。首先，有基础理论研究的部分，进行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问题意识更强，我们调研基层在文化振兴方面的做法，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升到理论的层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我们自身的学科发展体系而服务。其次，文化蓝皮书所服务的对象，也不仅是为国家层面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建议，同时也面向地方和基层，文化是社会发展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理论来源于实践。所以，我们通过合作性质的研究，观察基层的各种实践，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再反过来服务于实践。
从宏大视野出发 回看乡土变迁
新京报：《蓝皮书》中，一开始就以百年为单位，解读和梳理了百年乡土中国的变迁，为什么要以百年为时间跨度？
王立胜：过去的百年，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也是乡土中国变化最剧烈的百年。百年之中，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乡村衰落，基于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快速消解。同时，一代又一代的乡村建设者，也都在各个时期，做出了不同的尝试、探索和努力。到现在，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中国的乡村进入了快速追赶现代化的阶段，而要理解这种变化，需要从整个现代化历程、伟大复兴历程的角度去尝试。
新京报：《蓝皮书》编纂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王立胜：最大的难处之一，可能是去划分百年中的各个阶段，是用学术的标准，还是文化的标准？最终，我们采用了文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划分百年变迁，并把百年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用费孝通、梁漱溟他们那一代学人的概念，也就是“乡土中国”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称为“城乡二元中国”。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起，称为“城乡两栖中国”。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开放的、进行式的阶段，从2012年以来，到未来15年甚至30年，我们称为“城乡融合中国”。
以县域发展切入 观察未来乡村
新京报：《蓝皮书》中提出，以县域为单位、落脚基层社区重塑乡村文明，如何理解？
王立胜：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县域是一个特殊且关键的连接点，这一点，越来越多体现在我们国家的乡村振兴政策中了。从文化的角度看，也是一样。在今天，县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现在有很多田园综合体，基本上都是跨村的，有很多甚至是跨乡镇的，对这样的现象，从县域的视角去理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在调研中，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的田园综合体，它的大小可能是十几平方公里，也可能是几十平方公里，所以它必然和过去的村庄是不一样的。同时它和乡镇也不同，因为它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区域，而是一个集生产、生活、生态、文化、旅游等各种功能为一体的新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一二三产融合的综合体。这样的综合体，改变了原来的农业生产模式，也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可称之为新型的乡村生产、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文化也和过去的乡村不一样了。
新京报：这样的新型共同体，可以理解为基层社区吗？
王立胜：这样的社区，和我们当前所说的农村社区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农村社区是一个行政区域，但新型的共同体，则是一个功能区，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生产生活一体化。人们居住在这里，也在这里进行生产。同时还是现代化的，它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和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从舒适宜居的角度看，还会更好。
重塑之后的乡村 可治疗城市病
新京报：在你看来，未来乡村应该是什么样的？
王立胜：从县域开始推动城乡融合，未来的愿景是，城乡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别会逐渐消弭。我们曾在山东青州调研，青州西南，有6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以前分布着许多个乡镇、村庄，但未来，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生态功能区。这并不是说空间结构上消除了城市、乡镇、村庄，而是在同一个区域中，不再有城和乡的差别。这样的乡村，实际上是一个重建后的乡村，也必然有重建后的文化。比如说，这里的人，有原来的居民，也有新来这里创业、生活的人。过去，人们从乡村流动到城市，在未来，流动不再是单向的，城市的人员也会往新的乡村流动。
新京报：怎样才能做到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那样的乡村是否就是《蓝皮书》中所说的重塑的“家园”？
王立胜：这种重建的乡村，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一体的乡村，也是一个现代化的乡村。事实上，在未来，农民也会不断地重新定义，谁是农民，不一定非要是原来农村的居民。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农人，他们也是新的“家园意识”的塑造者。所以，未来的乡村，和过去会完全不同，过去提到乡村，人们往往把它和落后联系在一起，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但未来的乡村，是现代性的一部分，甚至这种宜居的、休闲的、现代和传统结合的乡村，还可以重新成为人们精神的家园，弥补现代性的不足，为治疗大城市病，提供一种新的选择。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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