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一则消息让北京市民疑惑了。在北京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7月11日起，除了不适宜接种人员外，进入线下培训机构、图书馆、电影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人员须接种疫苗，其他限流、预约场所优先安排已接种疫苗人员。政策发布后，不禁让很多市民疑惑：自己不适宜接种疫苗，该找谁开证明呢？
好巧不巧，母亲就属于不适宜接种的人群之一。身患免疫系统疾病的她要常年服药维持自身免疫系统，白血球等指标异常，根本不适宜接种任何疫苗。她起初还不信，去到社区接种点问医生，医生了解到她的情况后非常肯定地答复她“绝对不能接种，想都不要想”。然而，身为党员的母亲对国家一切大事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国家号召老年群体尽量接种疫苗，听着社区的宣传，她依旧不死心，心想是不是社区接种点的医生不够专业，遂决定再去三甲医院挂个号问问她的主治医生。
直到有一天她从医院回来，略带失落地告诉我，医生也说她确实是不能打疫苗，有危险！“好消息”是她最近的检查结果比较理想，各项指标靠药物维持都稳定，医生讲只要坚持按时按量服药，可以和常人无异。另外，医生也告知她新冠疫苗是自愿接种的，只要她保证营养加强免疫，做好防护，即使没接种疫苗也不必太在意。
老年群体特别容易相信几类人的话，国家、医生和骗子。很多时候子女苦口婆心的讲再多，她们都觉得不可信，偏偏要找权威的第三方去验证才安心。
所以，一直以来看到国家规定对新冠疫苗的接种是自愿原则，又有了社区和三甲两位医生的劝说，尽管健康宝上显示的是未接种的信息，社区和疾控几次电话核实未接种原因也都表示理解，去任何公共场所并没有因此有所限制或歧视，她安心的生活到了7月6日的那场发布会前。
听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她便开始有些紧张，像是做错了什么事的小孩一样。她担忧的表情充斥着面庞，眉头紧锁的疑惑，连忙问了我，“儿子，不适宜接种我找谁开证明去？”
我和她一样的不解，不同的是她们那代人对开证明这事儿似乎有着天然的接受度，认为似乎一切都可以找到组织给证明，也都有对应的机构认可开出的证明。早前因为开证明，甚至还闹出过“证明我爹是我爹”的荒唐事。
2017年3月21日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要求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动。总理会上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你都搞不清楚他要什么证明，比如说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台下哄堂大笑。媒体报道，会上要求各地对各种证明和手续能取消的取消、能合并的合并，最大程度利企便民。
微博上看到媒体报道，记者和多位市民就不适宜（接种）群体该找谁开证明，向疾控、街道、社区多方问询都没有一个权威统一的答案。
时间不等人啊，发布会应该是答疑解惑的会，发布的规则应该是得到公众更多理解的会。7月11日起，难道像母亲一样不适宜接种的人群会和“恶意不接种”人群一样，在某些特定场所被禁入吗？她们的证明该找谁去开，期待尽快给个说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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