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一位已经八旬高龄的老妇人王宛兰走进派出所，她要自首，因为他毒害了自己46岁的儿子。
当警察询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王宛兰只回应了一句话：“我养不动了”。
虽然只有一句话，字里行间却透露着王宛兰老人这46年来的辛酸。但凡她再年轻一点，但凡儿子能健康一点，她都不会这样做。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她的手中死去，尽管所有人都认为王宛兰老人有自己的苦衷，但法律就是法律，是进不得沙子的。
等待着她的，只有法律的审判。
在这一场审判中，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判决结果是否合理？
高龄产子，儿子患唐氏综合征
1934年，王宛兰出生于广东，年轻时是无线电厂的一名工人。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工人的身份是让人自豪的事情。
后来王宛兰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也是无线电厂的一名员工。两人相遇不久，便登记结婚。那个年代里，夫妻二人的生活过得简单而又幸福，王宛兰也不追求大富大贵。
1957年，23岁的王宛兰生下了自己的大儿子。此时的小家虽然算不上富裕，但夫妻恩爱，孩子健康，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倒也和谐。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这一年，王宛兰的二儿子出生。此时王宛兰已经37岁了，在当时属于高龄产妇。
为了能让孩子平安落地，丈夫还在妻子怀孕期间全程请假，在家里照顾王宛兰。
十月怀胎后，夫妻二人的二儿子出生。小儿子的到来给家中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
夫妻二人对小儿子期望并不高，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儿子能健健康康地长大就行。按照这个人生轨迹，小儿子和大多数普通家庭一样，长大，读书、然后进入社会。这点简单的期望甚至不能称之为期望。
但命运却是不公的，上天并没有给王宛兰这个机会。因为命运带走了孩子的健康，将幸福的大门永远关闭，甚至连一条退回去的路都没留。
二儿子刚出生时，夫妻二人并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到一岁时，别的孩子都已经蹒跚学步，而自己的儿子却怎么也不肯站起来走一步。
夫妻二人认为自家孩子学走路慢，也就没有多在意。在孩子长到3岁时，孩子还不会走路。
除此之外，小儿子似乎语言能力发育得也很慢。其他孩子3岁基本能完整地表达，但小儿子三岁还处于牙牙学语的阶段，就连“爸爸”、“妈妈”这样最容易发音的词语都说不出来。
丈夫认为自己的孩子只是发育比同龄孩子要慢一些而已，等长大了情况就能好一些。再次给了夫妻二人一个响亮的耳光，儿子的身体似乎有一些毛病。
五岁时，别人家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二儿子才能勉强走几步，更为严重的是，儿子的语言能力始终停留在一岁的时候，对“爸爸”、“妈妈”的称呼能念出来了，但却念得十分艰难。
夫妻二人逐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大大小小的医院看了个遍，到处寻医问药。然而医生给出的结论都是，孩子大脑发育不良，患有唐氏综合征。
唐氏综合征，是一种染色体疾病。有数据显示，超过一半的唐氏综合征患者在胎儿形态时就已经流产，成功出生的唐氏综合征患者有明显的智力问题以及生长障碍。
现代医学已经能够通过医疗手段确认胎儿是否健康，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检查就是筛查唐氏综合征患者，以避免给家庭带来悲剧。
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医院基本不具有胎儿健康检查的能力，适育人群对这方面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这也是时代背景下的悲哀。
这种病是没有治疗手段，根本无药可医，即便是放在现在，此类疾病也只是可预防，而不能根治。
随着事件的继续向前推进，唐氏综合征患者的所有症状，都出现在了这个二儿子身上。这注定儿子的智力，只有7岁的孩子的水平。
确诊唐氏综合征，等于给自己的儿子判了死刑。夫妻二人最初为儿子治病的热诚，渐渐地发展成绝望。
眼见没有希望，亲戚朋友都建议夫妻二人放弃，再生一个孩子。但如果再生一个孩子，谁来照顾自己的儿子？不甘心的王宛兰打消了继续生孩子的念头。
王宛兰认为自己的儿子还有希望，她在期待奇迹的出现。渐渐地儿子可以说话了，但行动上依旧困难，只能用别扭的姿势走路。在智力方面，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做不到。
王宛兰见此心如刀割，她只想让儿子健健康康地长大，难道就这么难吗？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面对着没有自理能力的儿子，王宛兰决定要把他养大，直到自己养不动为止。
“我养不动了”
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按照常理来说，要不送往孤儿院，要不花钱请人照顾，王宛兰也有过这种想法。
最初王宛兰花钱请人照顾，等下班之后自己立即接手，继续照顾这个没有自理能力的儿子。王宛兰的生活，只有上班挣钱，下班照顾儿子，再无其它生活。
随着儿子年龄的增加，儿子体重也越来越大，王宛兰只能投入更多的下班时间照顾儿子。1981年，刘宛兰47岁，申请提前退休，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照顾儿子中。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王宛兰的照顾下，15岁的儿子终于会使用一些简单语句，身体机能也有一定的提升，可以勉强陪着母亲出去散散步。
这给王宛兰已经无光的生活里带来了一些希望，她多年来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但儿子依旧没有自理能力，依旧需要老母亲的照顾。
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王宛兰也日益老去，照顾儿子已经有些力不从心，身体上也有些吃不消，他只能陪着儿子走完半程，剩下的半程只能靠儿子自己。
王宛兰萌生了给儿子找一位妻子的想法。自从确诊唐氏综合征以来，就饱受旁人的眼光，甚至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条件，有谁能愿意嫁给她的儿子？
为此王宛兰拿出了自己积攒了大半辈子的钱，想要以此为彩礼，为儿子娶一位能照顾他一辈子的妻子，甚至不在意对方的所有条件。
然而解决能预料到，所有相亲对象在看了一眼二儿子的模样后，都没有继续聊下去，转身就走了。
在所有人的眼中，王宛兰家就是一个无底洞，谁都不会往这里面跳。
王宛兰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能陪儿子走下去的，只有她自己。生活再次回归了平静，孤儿寡母继续着没有希望的生活。
在儿子身体还不错的那段时间里，王宛兰经常带着儿子去喝早茶。当时的街坊经常能看到这一幕，王宛兰带着儿子慢悠悠地走着。
在这不幸的人生里，却有着这个幸福的画面，母子二人，“一盅两件”，晒晒太阳，也算和谐。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儿子30岁时，病情突然恶化，智商水平下降严重，甚至没办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病情反反复复几个月后得到稳定，但由于长时间卧床不起，儿子的肌肉已经萎缩，再也无法站起来了。
此时的王宛兰面临着年事已高的老母亲，瘫痪在床的儿子。随着丈夫的离世，王宛兰再也没有了依靠，只剩下了母子两人相依为命。
两个人的解脱
转眼之间，时间就来到了2017年，此时王宛兰已经83岁，儿子也已经46岁。王宛兰已经走到了暮年，她要是走了，可他这个儿子可要怎么办？
看着儿子躺在床上，肌肉萎缩连饭都吃不下去，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渐渐地王宛兰产生了一个可怕而又情理之中的想法，他要让儿子先走，然后自己再走，去另一个世界继续照顾儿子。
从2017年开始，王宛兰频繁出入医院，说自己年老觉少，让医生给自己开一些安眠药。这些安眠药都被王宛兰悄悄攒下来，藏在一个小瓶子里，一直到攒了70多片安眠药。
2017年5月9月，王宛兰颤颤巍巍地将藏好的安眠药拿出来，把药片倒在一个小碗里，用水冲开，然后又在小碗里加了些蜂蜜。
王宛兰拿着勺子一勺一勺喂给儿子喝，儿子一直在喊“辣”。王宛兰此时心里已经在滴血，数次想要停下手中的动作，但一想到自己走了儿子没人照顾，王宛兰手上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眼里含着泪花：“喝了，就不痛了。”
待儿子昏睡后，王宛兰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丝巾，勒住了小儿子的脖子，直到没有了呼吸。小儿子解脱了，王宛兰也解脱了，只是这个结局对这位母亲有些残忍。
在将所有事情处理完毕后，王宛兰泪如雨下，静静地等着大儿子的归来，拿出了一张纸。
在这张纸上，写满了作为母亲的无奈和辛酸：
“我儿李建恩（化名，纸上写作黎国思）生于1971年，是一个大脑发育不全的软骨儿，从此他就走上了一条痛苦的人生道路，46年，受尽疾病的折磨和苦痛……作为母亲的我，心力交瘁，看他生不如死，我实在不忍心，只好用安眠药带他离开苦海的人生。我是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刻我不幸去世，这封信说明XX之死都是我自己做的，与他人无关……”
在所有事情交代完毕之后，让儿子带着自己去派出所自首。
当警察问及为何要毒害自己儿子时，王宛兰说道：“我养不动了。”
只有一句话，道尽了王宛兰作为母亲46年来的辛酸，辛酸的让人不能呼吸。但凡王宛兰再年轻一些，儿子再健康一些，老人也不会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
法律就是法律，非法剥夺他人性命，就是犯罪，放在这位八旬老太太身上同样适用。
法院是怎么判的？
2017年7月，检察院就王宛兰毒害亲生儿子一案提起公诉，越秀区检察院检察长邱灵在公诉意见书里写到：“结合犯罪动机、人身危险性，建议给王宛兰适用缓刑。”
在法庭上，王宛兰的亲属以及街坊都自愿成为王宛兰的证人，大儿子为母亲证明，称46年里母亲悉心照顾弟弟，母亲要区别于作恶多端的杀人犯，她的本意是想帮弟弟解脱，而不是害弟弟。
王宛兰的小姑子和姨甥写亲笔信为王宛兰求情。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出庭作证，称王老太对这个儿子很好，因为担心福利院照顾不好，所以一直坚持自己照顾。
2017年10月26日，越秀区法院对此事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并致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是，法庭认为被害人王宛兰有自首情节，犯罪时已经年满75周岁，认罪态度良好，并且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虽然构成犯罪，但其悲可悯，其情可宥，决定对其减轻处罚，并采用检察院的建议，适用缓刑。
法院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王宛兰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该案的审判长万云峰在事后对记者说：“这件案子很特殊，王宛兰因爱杀子，这与其它暴力性故意杀人有很大的区别，被告的作案动机是从善出发，而不是从害出发的。”
2021年10月26日，越秀区人民法院发布公告，对原判决的刑罚决定不再执行，王老太也回归了正常生活。
此案件最终的结果是大众所期望的那样，无情的法律中给人带来了一些温情。但王宛兰案已经不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
2010年，东莞韩玉凤毒害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儿子；2013年河南武文因毒害自己脑瘫儿子……
这样的案件并不少见，在全国范围内，还有无数的家庭都处于这种看不见光的生活之中。也许有一天，也会和王宛兰一样，上演这样的悲剧。
这样的家庭悲剧，如果有足够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让社会来分担家庭中的苦难，也许这种悲剧就不会发生。
越秀区检察院检察长邱灵后来补充道：“社区，民政局、社会服务中心，残联等保障残障人员权益的机构，应该创新职能，对此类家庭形成长期有效的帮扶机制，减少其家庭的负担。”
直言不讳地说，近年来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照顾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目前做到的远远不够。社会体系中必须构建一个子系统，从物质条件到精神状态上构成一个完备的帮扶系统，这样残障家庭才能够活得有尊严，才能避免此类现象。
王宛兰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残障家庭的缩影。之所以王宛兰案能够引起舆论的重视，原因在于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从法律而言，没有人可以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在道德和法律相冲突时，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谴责母亲，而是行动起来，去为同类家庭撑起一把扇，帮他们遮风挡雨，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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