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第13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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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住在人间 Living Here”连载第21篇。

我和康春兰结识于孩子的一场班级秋游。

在郊区农家乐里，一年级的孩子们在田间地头玩耍，家长则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组各自在灶台间忙碌，准备午餐。我们组的成员都没有烧土灶的经验，接连炒坏了两盘菜，隔壁组的春兰看不过眼，自告奋勇过来帮忙。

她熟练地掌控火候，跟我絮絮叨叨：“我老家农村的，土灶烧得可顺手了。一会儿我放几个番薯进去，香得很。”

春兰带的番薯很甜，一如她的笑脸。她圆脸，高个儿，头发染成栗色的大波浪在脑后扎成马尾辫，是个开朗随和的女人。

后来，我和她都成了家委会的一员。见面次数多了，自然而然成了朋友，我也知道了不少关于她的事。

1

春兰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家里有两个弟弟，她小时，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外出打工，勉强维系着一家五口的生活。

春兰上初三那年，父亲在工地受了伤，医生告诫他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劳动。家里的顶梁柱塌了，生活陷入了困顿。父母无力支持三个孩子同时上学，于是劝说成绩优异的春兰放弃学业，把机会留给弟弟们。春兰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天，放弃了中考，开始了打工生涯。

那一年，她刚满十六岁。

春兰在饭馆里做过服务员，也曾日复一日地在流水线上工作。她赚的钱大部分都寄给了父母，小小年纪便支撑起了半个家，好在弟弟们都很争气，相继考上了大学。

一个普通农村人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固然可喜，但钱又成了难题。听说做修脚工薪水高，春兰把心一横，去了一家大型足疗店从学徒做起。慢慢的，她做到了足疗技师，收入也水涨船高。

后来，春兰跟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村小伙恋爱、结婚。苦熬几年后，待弟弟们大学毕业，各自有了出路，这才开始筹划自己的生活——她和丈夫决定留在城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足疗店。

和春兰相处久了，我发现她内心有种深深的自卑感。

每逢家委开会，不管人家提什么建议，她都只会附和，从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若有人征求她的想法，她会把自己缩成小小一团，连连摇头，说自己没文化，讲不出大道理，听大家的就行。

班里的家长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企业经理，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在春兰眼里也是个体面人。“要是当年我没有辍学，现在也不会比他们差到哪儿去。”她无数次这样跟我说着，语气里满满都是遗憾和不甘。

虽然学历不如人，但春兰是班里最热心的家长，但凡班里需要义工，她都会积极响应。学校文艺汇演，她忙前忙后地张罗；开运动会，她给孩子们带点心水果；每次开学前的大扫除，也是她自带清洁用品去帮忙。

春兰的热心肠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其他家长们明面上附和老师，背地里却不屑一顾：“不就是为了讨好老师嘛，哪有那么高尚！”

那些风言风语，春兰多少也听到过一些。其实她从没有指望女儿秀玲会因着自己的额外付出受到老师的特殊照顾，只希望孩子不会因为有个开洗脚店的母亲而被老师和同学看不起。

春兰曾经告诉过我，其实很多足疗店并不像外人想得那样污秽不堪，都是被一些搞“额外服务”的同行坏了名声。以至于别人一听到“足疗店”三个字，就会想起街边巷角闪着的粉色灯光，继而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没做过足疗，对这个行业也没什么概念。有一次，春兰听说我的脚底长了鸡眼，硬是把我拉去她店里修脚。

那是一家五十多平米的小店。店面整洁、亮堂，墙上贴着各种养生知识，几张足疗沙发靠边排成了一排。店里除了春兰自己，还雇了几个员工，大家统一穿工作服，显得很正规。员工们说，春兰没有老板架子，店里忙的时候她会亲自给客户服务。

那天就是春兰亲自帮我修的脚，我很不好意思，如坐针毡，她却见怪不怪。等我用热水泡完脚，她拿起消毒过的工具，一套操作行云流水，不但帮我解决了脚部问题，还顺带做了足底按摩。

春兰的按摩手法十分老练，力道适中，一套敲压揉捏下来，舒适感从脚下开始升腾，我整个人都放松了。我看她的手指，因为常年累月用力，已经变形了。她却不以为意，只说自己没文化，能靠一门手艺过日子已经很好了。

做完足疗，我掏出手机准备扫码付钱，春兰却飞快地挡住了付款码，笑着说：“干我们这行的找个闺蜜不容易，你要付钱，就是嫌弃我这个朋友。”

2

我当然不会因为职业而轻视春兰，但拦不住别人有这种想法。

孩子们年龄渐长，虚荣心也越来越强烈，有的为了抬高自己在同学心中的地位，经常拿父母的职业出来炫耀。跟善于伪装的大人比起来，孩子们之间的攀比显得既残酷又直接。

一天，儿子放学回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秀玲妈妈是摸别人脚丫子赚钱的。”

我吃了一惊，拉着儿子追问缘由——原来是秀玲看同学们都在炫耀父母，很是不服，便说自己妈妈是开店的大老板。一开始同学们羡慕不已，后来听说是专给人洗脚的店，就都笑话她。

大约是孩子们把春兰的职业当成了新鲜好玩的事，纷纷回去跟父母“告密”。不久后的一天，我在校门口等孩子放学，听见同班家长在背后嘀咕：

“你听说没有，秀玲妈妈是开洗脚店的，好像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听说了，现在的洗脚店可不光是洗脚，成年人谁不知道啊。”

“就是，做这种行当有几个干净的。”

我实在听不下去，转身走开了。

很快，秀玲就成了同学们群嘲的对象。下课时总有几个顽劣的男同学围着她，捏着鼻子说她身上有臭脚丫味儿，女孩子也都不喜欢跟她一起玩。秀玲开始厌学，每天早上都拖拖拉拉不肯去学校，春兰再三逼问，她才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看着哭成泪人的女儿，春兰心如刀绞，领着孩子去找班主任。在老师的干预下，欺负秀玲的几个孩子出来道了歉，还写了保证书。但从那以后，秀玲像是换了个人，不仅变得寡言少语，成绩也下滑了。

春兰跟我诉苦，说自己对不起孩子，不该把店开在学校附近。可我却记得她曾说过，她把店开在学校周边，不仅是看中了这里毗邻城中村，人流密集，对生意有帮助；还看上这儿离自家租住的房子近，方便照顾女儿上下学。

春兰的老公在郊区工厂上班，经常加班，不能按时回家。春兰一个人带孩子，又要做生意，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她在店铺选址的时候把生意、生活都考虑到了，却唯独忽略了旁人的偏见会给孩子带来影响。

3

在城里打拼多年，春兰一直有一块心病。

他们夫妇一直没买房，一家三口的户籍还在农村老家。没有城里的户口，入学始终是件难事，当初为了秀玲上小学，夫妻俩到处找人帮忙，费了好大的周折，学校才勉强同意招收。小学的问题是解决了，可6年之后的“小升初”才是重中之重。

我们片区内的小学虽然普通，但对接的中学却是本市顶级的公办初中——W中学。这是一所百年名校，名师云集，教学质量优异，每年考上重点高中的学生众多，甚至被省重点高中提前录取的也不在少数。因此，这片区里的老破小的价格都一直居高不下。

像春兰家这种情况，秀玲是肯定进不了W中的。春兰对此心知肚明，就更觉得是自己没用，亏欠了孩子。她总想着如果自己当初能继续念书，现在也不至于做洗脚工，连带着孩子也被人看不起。

既然事实无法改变，春兰只能更加努力，每天起早贪黑地赚钱。她想买一套学区房落户，让秀玲也跟其他城里的同学一样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而且，学区房一直在涨价，等孩子毕业后再转手卖掉，还能赚上一笔，可谓一举两得。

可是，春兰的丈夫却并不支持她。他觉得花那么多钱买个破房子只为孩子念书，不值得。春兰父母也几次打来电话，劝秀玲回老家念书，“反正女孩子以后要嫁人，上学不用那么讲究”。

这么多年，春兰在外打工吃了不少的苦，说一点也不埋怨父母是假的。现在他们又想阻止自己培养女儿成才，这使她心里的那把火烧得更旺了。就这样，买学区房变成了春兰的执念，不仅是为了女儿，也是为了给年少失学的自己一个补偿。

夫妻俩为这事吵过几次，好在春兰赚钱多，终究还是她说了算。

2018年年初，本市的房价迎来新一轮暴涨。W中附近的学区房均价已经超过2万3，询问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高涨的房价撩拨着春兰的神经，她也开始频频接触房产中介——按照满2年才能入学的政策，春兰一家最晚得在2019年年初实现落户，否则就会耽误孩子上学。

一次，我陪春兰去看房。那是一套百来平米的三室一厅，开价240万。中介煞有介事地说，学区房买早不买晚，越晚越贵，还列举了一大堆附近刚挂出来就被抢购的房源。春兰被唬得惶恐不安，一边掂量着首付和贷款，一边跟中介说再考虑看看。

果然，那套房在我们看过一周后就售出了，春兰后悔不已，只能继续等待合适的房源。这一等就到了年底，W中附近的学区房均价开始向2万5冲刺，春兰再也坐不住了。

那时，她看中了一套90多平米的两室一厅，楼层布局都不错，售价230万。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这回她很快就拍板交了定金。谁知几天后，她给我来了电话，人在电话那头闪烁其词，绕了半天才说，首付还差8万，想跟我借钱。

当时春兰已经把娘家婆家借遍了，她的弟弟们大学毕业后虽然都在城里扎了根，但也过得十分辛苦，给不了她什么援助。她生怕那套房子被人抢了去，实在没辙了才跟我开口。

然而，我家那时刚刚经历投资失败，日子也是紧巴巴的，没法帮到她。春兰像是怕我内疚似的，抢着说：“没关系。”

几天后，我再次接到春兰的电话，她说自己已经把那套房买下来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凑够首付的，只顾着替她感到开心，还特地买了一份乔迁礼物准备送给她。

4

约好见面的那天上午，我拿着春兰给的地址，一路寻过去。那是一栋小高层，还比较新，跟附近略显破旧的楼房比起来很是扎眼。

刚走出电梯，我就听到了春兰和她老公的吵架声。我在门外驻足听了几分钟，才听明白，是春兰的婆婆快过生日了，按照往年的传统，夫妇俩会给老人送上一个大红包以示孝道，但今年春兰买房掏空了家底，就建议暂时取消红包，春兰老公原本就不赞成妻子散尽家财买学区房，现在连给母亲祝寿的钱都给不了，心里冒火，便吵了起来。

春兰老公越说越气，夺门而出，一眼就看见呆立在电梯口的我。他尴尬地冲我点点头就下了楼，我在走廊上站也不是，走也不是。这时，准备关门的春兰看见了我，跑过来亲热地挽起我的胳膊，像没事人似的拉着我往家走：“你来啦，参观一下我的新居吧。”

走进房间，我环顾四周，虽然都是些旧家具，但被擦得窗明几净。春兰给我倒了茶，不好意思地说家具都是之前住户留下的，他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住进来了。

“当了房奴，以后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咯。”她嘴上抱怨，表情却愉悦而满足。她的眼神格外明亮，神采飞扬，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

2019年春天，孩子的新学期开始了。

下半年孩子们就要升五年级了，学业日益繁重。家长会上，各科老师都对落后生进行了警告，为了照顾家长们的面子，没有直接点名，只报学号。

“22号”几乎出现在了所有老师的批评名单里，我知道，那是秀玲的学号。

散会后，春兰忧心忡忡地找到我，跟我咨询哪家补习班靠谱，还小心翼翼地提出，想让我以后分享一些学习资料给她。她一个劲地自责，说店里生意忙，自从三年级后，秀玲就被她安排去了“小饭桌”。那里下午有人接孩子放学，监督做家庭作业，还能提供晚餐，这让她渐渐放松了对女儿学习的关注。

“我早就不能辅导作业了，本以为有小饭桌的老师管着，不会差到哪里去，没想到竟然变成这样。”春兰懊恼地说完，又想到什么似的，紧绷的表情变得松弛了一些，“不过秀玲以后是要去W中的，有名师教导，不用愁。”

大约是还贷压力太大，春兰终究没把秀玲的成绩当成要紧事。家长会之后，她给秀玲报了几门课外辅导班，依旧把心思放在赚钱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新冠疫情爆发了。

5

2020年年初，本市出现了确诊病例，一时间人心惶惶。封城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所有公共娱乐场所全都停止了营业，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街上几乎看不见人。

待到疫情缓解，生活日趋正常的时候，2020年的春天已经接近尾声。我走在熟悉的小街上，倍感冷清，很多店铺都大门紧闭，门口贴上了“店面转让”。

想起春兰，我心里一惊，快步朝她的店走去。春兰的店门口没有贴转让告示，她正在门口擦玻璃，看上去满面愁容，很憔悴。交谈之下我才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过完年后，员工们纷纷打来电话辞职，招工广告贴了几天都没人来应聘。为了赚钱还房贷，春兰老公去了大城市打工，无奈之下，她只能一个人先把店开起来。

那天，我帮春兰一起打扫店里的卫生，宽慰了她几句就走了。之后在那条街上来来往往，我就会习惯性地关注一下她的足疗店。

疫情过后，很多外地人没有回来，本地人娱乐消费型的服务行业一时缓不过劲来。每次我都只看到春兰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玻璃门后面，也许是为了省电，店里没开灯，她或是看着马路发呆，或是刷着手机，在暗色的背景衬托下，显得格外寂寥。

我不忍心见春兰一个人在店里呆坐，有时候会过去陪她聊上几句。她总是皱着眉头不停地叹气，诉说生意惨淡，自己每天都焦虑到失眠。一次我去看她，听见她在咕哝：“人要是走投无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当她只是抱怨，并没有多想。

几天后，我拿到一些孩子的学习资料，习惯性多打印了一份，打算出门时顺路送去春兰店里。走到离足疗店四五十米时，正好看见她戴着口罩从店里出来，锁上门，跟着一个矮胖的男人走了。那个男人我曾在足疗店里见过几次，是一位常客。

我心生疑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男人在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时不时回头看看，春兰始终离他几米开外，低着头跟着他。俩人一前一后穿街走巷，最后进了城中村的一家小旅馆。旅馆的外墙上钉着一人来高的灯箱，上面写着“提供钟点房”。那血红色的大字张牙舞爪，好似要扑过来。

我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却不敢再往下想了。

我迈着沉重的步子折回春兰的足疗店，把学习资料从门缝里塞了进去，逃似的离开了。当晚，春兰给我发来信息表示感谢：“正好老家托人捎来蔬菜水果，你来我店里拿吧。”

自从无意窥探到了春兰的秘密后，我一直惴惴不安，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坦然地面对她了，就婉拒了。从那以后，我每次路过春兰的店，都会遮遮掩掩地快步经过，走了老远才回头张望一下。

偶尔，春兰的足疗店会大门紧闭，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春兰曾经是这条街上最勤快的店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关店的日子屈指可数。

大约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一直躲着春兰，她好像也在刻意回避我。原本隔三差五会在手机上聊天的我们，后来除了偶尔询问孩子的作业，就再无闲话可聊。春兰退出了家委会，学校搞活动时，再难见到她的身影了。

年底的一天，我去补习班接孩子。因为去得早，我百无聊赖地坐在角落的长椅上东张西望，一眼就瞥见春兰走进大门。我假装没看到，赶紧低头掏出手机，眼角的余光却瞄到她在我面前停住了脚步。

我只好抬头，窘迫地跟她打了个招呼。春兰在我旁边坐下，这让我很不自在。正当我心不在焉地点开一个个APP的时候，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我借了高利贷，月利4分，还有银行贷款，每月要还1万多。”

我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转过头去看她。她的表情平淡如水，眉眼间却压着沉甸甸的铅云，有些凄凉的意味。我终于知道她当初是怎么凑够首付的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

“太难了，那几个月店里一点生意都没有，房贷和高利贷又不能断供，我好不容易才熬过来。”春兰说着说着就红了眼圈。

我不敢问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想起自己在城中村旅馆门口看到的那一幕，如鲠在喉。

6

转眼到了2021年，城市早已恢复常态，街上熙熙攘攘，灯火喧嚣中尽是人间烟火气。这一年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过完暑假，他就要踏入中学的校门了。

新学期伊始，关于本年度小升初的各种小道消息在家长群里传得沸沸扬扬。按照政策，W中学第一档录取的是有房有户家的孩子，根据入户年限来录取，招满即止。今年学位比较紧张，一些学区对口但入户年限短的，很可能被“统筹”——这意味着即便是有房有户，也不一定能进W中。

春兰的神经又一次被拽紧了。网上报名的前一天晚上，她抱着手机不敢入睡，一过零点，马上点入招生系统填写资料。她天真地以为只要赶早报名，就能增加被录取的几率。

几天后，春兰接到了W中招生办打来的电话，说招生名额已满，他们一家的入户年限短，秀玲只能被统筹到其他中学读书。春兰在电话里苦苦哀求，招生办的老师就建议她第二天找校领导面谈。

春兰怕自己紧张，特地叫我作陪，我答应了。一夜无眠的她带着黑眼圈坐在校长办公室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了自己买学区房的艰苦历程，以及让孩子上W中的决心。

每年的招生对于W中的校领导来说不亚于一场战争，对于家长们各种软磨硬泡的招数早已见怪不怪了。校领导们语气和善，态度却坚如磐石，春兰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调剂安排，要么自己花高价去私立学校。

僵持了一上午，春兰终于死了心。万般无奈之下，她接受了统筹，只要求让孩子去一个相对较好的中学。她感叹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买到了学区房，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校领导提醒她：“怎么会是一场空呢？这两年房价不是又涨了么？”

春兰露出了一个似哭非哭的表情。

离开办公室，春兰说她想参观一下这所百年名校。我陪她看了敞亮的教室，绿树成荫的休闲区，绕着操场散了步，最后并排坐在司令台的阶梯上休息。

春兰的眼神定定地落在远处整齐的教学楼上，许久都没挪开。而后她长叹一声，自嘲地笑了：“终究还不行啊，白白受了那么多罪，何苦呢。”

她把脸埋在臂弯里，招手让我先回去，她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拍拍她的肩膀以示安慰，便起身离开了。走出十几步开外，我回头看去，春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只是肩膀一耸一耸的。

8月初，我在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看到了一则售房信息：W中学区房，98平米两室一厅，售价280万，地址是春兰家所在的小区。

我随手拍了照片给春兰发过去：“有你家小区的房子在出售，价格比你买的时候涨了点。”

春兰很快回了话：“就是我的房子。”

原来，那天从W中回来后，春兰询问了几个做房产中介的客人，得知教育局出了新政策：从2021年秋季入学新生开始计算，3年内，只允许一户家庭子女就读学区内义务段学校——也就是说，春兰的房子就算现在卖了，她的下家也要等上3年才能享受W中的入学政策。

此时，国家开始对学区房炒作进行整顿的消息频频传来，多个城市的学区房已经悄无声息地掉价了。这些新闻犹如一个接一个的晴天霹雳，让春兰惶惶不可终日。

如果学区房真的成为被打压的对象，那么降价将成为不争的事实。3年后的房价走向谁都不敢保证，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高烧不退”。没想到她好不容易买到的学区房，非但没让女儿进名校，连倒手赚钱都将成为泡影。

一时间，春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熬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她决心趁降价潮还没到来的时候赶紧把房子出手。谁承想买房时历经磨难，卖房的时候同样一言难尽。春兰家的房子以280万的价格挂了一个多月，询问的人寥寥无几，春兰咬咬牙降了价，打听的人才多了起来。

2个月后，春兰家的房子终于顺利脱手，买家的孩子刚上幼儿园，不介意等几年。春兰没告诉我她最后到底卖了多少钱，只说不亏就已经很好了。未来，她想安安心心在这个城市定居，再买套价格合适的房子，不用负担高额房贷，不用疲于奔命。

后来，春兰招到了新员工，把足疗店搬到了其他街区，还兼卖保健品。没多久，她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日子仿佛一如从前。不同的是，她不再一心只想挣钱，对女儿秀玲的学业变得分外重视起来。

“现在想起来，买学区房的那几年就是个笑话。”春兰说，“只要孩子自己努力学习，未来肯定比我好。”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燕子坞

编辑：罗诗如

题图：电影《阳光普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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