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张华

近日,“生前预嘱”写进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也就是临终是否需要抢救患者说了算。消息一出便引起公众的广泛讨论。

现状

患者临终前无法表达意愿

抢救常常令家属医生犯难

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重症监护室,80%住院患者年龄超过60岁,多数患者通过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意识不清,表达不清。有的患者病情恶化,对于他们在生命最后阶段是否要用呼吸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常常让家属面临艰难选择。当患者出现意外死亡时,也更容易产生医疗纠纷。

“我记得有一名82岁的慢阻肺患者反复住院,每次抢救不得不进行气管插管。在第四次到医院抢救时,由于其全身多器官衰竭无法逆转,我们认为插管作用不大,向家属说明了病情并明确抢救的意义不大。”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副主任医师颜文森表示,气管插管是呼吸与危重症科常用的一项急救技术,实施操作时会将一条管子从口腔或鼻腔伸到气管,若患者尚存意识会感觉非常痛苦。当时患者的四个子女都表示放弃抢救,但是患者的妻子坚决不同意。

“当时患者妻子说,多活一天是一天,我不能眼看着你们不救。”颜文森表示,患者子女们见母亲态度坚决,便决定再次为父亲进行插管抢救,但患者第四次插管后没几天就去世了,如果患者签过“生前预嘱”,那么医护人员就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在患者无法表达的情况下,由患者决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否接受气管插管等具有创伤性的抢救措施。

“生前预嘱”写进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对患者来说,意味着他们面对临终前的抢救有了选择权。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护士长刘丽兰对此深有体会。

“在患者没有自主意识决定是否接受临终抢救时,其子女往往过不了自己的道德观,对究竟要不要送父母去监护室抢救争论不休。”刘丽兰说,该院老年病科的400张床位常年爆满,部分是失能或老年痴呆患者,科室里经常见到患者家属对于是否实施临终抢救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

“有的老年患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求生欲很强。”刘丽兰说,曾经有一位92岁的老年患者被送去ICU,脱管回到病房后,他向护士袒露心声称“进ICU的经历很痛苦,但万幸的是我还能活下来”。

“但也有一部分老人不想经历这些痛苦。”刘丽兰表示,她的父亲因心脏衰竭去世,当时她和家人都坦然接受事实,父亲临终前没有做过度的治疗和抢救,“我母亲也签署了器官捐赠及生前预嘱协议,她对我说,如果她生命进入终末期,插管、胸外按压都不要做,我们家里三姐妹都尊重母亲的意愿”。

观点

很多人不理解“生前预嘱”

行业盼立法保障推广效果

目前在我国临床上,给患者宣传“生前预嘱”时,很多人以为是放弃治疗,对此不理解、不认可,不接受。“但有的时候,医生并不会向患者透露真实病情。在患者病情加重、意识不清后,他们就丧失了选择机会。”广州市中大社工服务中心的医务社工忻薇结合自身实际工作说。

“生前预嘱”已在我国推广十几年,此次深圳将“生前预嘱”写进《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迈出了一大步。该规定受到舆论的普遍肯定和支持,不少网友留言:“这才是人性化的决策!”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表示:“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很多好的立法制度在深圳先行先试,希望《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明年1月1日此项医疗条例顺利落地。”

“‘生前预嘱’立法解决了两个问题:在医疗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医生和患者及家属在作出医疗决策时也没那么艰难了。“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楼慧玲认为,在患者临终前能够做到尽量无痛、不过度治疗,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是一种圆满。

但也有医学专家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现实情况太复杂,将“生前预嘱”立法的主观意愿是好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可能会碰上各种问题。正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前会长罗峪平所说:“生前预嘱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法律政策、伦理道德、传统文化、心理、医疗制度改革、临床学科发展等均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的实践和引发的思考常常上升到哲学层次,使我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洗礼。”

知多D

什么是“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此次深圳将“生前预嘱”写进《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意味着深圳居民的“生前预嘱”将受法律保护。

目前,全球很多国家都颁布了“生前预嘱”的相关法律法规,支持人们通过“生前预嘱”的方式,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随着“生前预嘱”的推广,近年来,我国大众对“生前预嘱”的认知度和填写意愿显现出一定上升趋势。据航空总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一项回顾性统计显示,在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42例年龄大于60岁的住院病死患者中,4.8%患者通过“生前预嘱”自主选择临终救助方式,52.4%患者放弃药物及有创救治措施。

编辑:郑健龙

来源: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