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2日，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访华，但除了礼节性接待往外，接机人员寥寥无几，整个访问行程也仅有28个小时。中国人民一向热情好客，为何此次访问颇有冷遇之嫌？不得不说，这是德国作为北约成员国咎由自取而已。
就在4天前，北约导弹炸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国民愤懑情绪达到了极点，国家领导人能够予以接待会谈，已经是宽容之至了。当然，此次施罗德也展现了应有的担当，以北约成员国名义表达了真诚的歉意，与中方领导人就中德关系进行了坦率的沟通，进一步增强了中德两国的政治互信，并为此后中德关系向好发展奠定了基础。1999年11月7日，施罗德再次访华，这次他没有空手而归，中德两国达成了重要的经济合作！
施罗德初次访华的特殊背景：各种因素下的被迫选择施罗德初次访华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除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还有科索沃战争和欧元的正式启动，在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之下，他不得不主动访华示好，以达成自己的目的。对德国而言，发起科索沃战争是其必要选择，但战争结果却不尽人意。1980年，一代强人铁托去世，再也没有人能够同时取得各民族的尊重信任，科索沃民族主义运动兴起。1991年，东欧剧变，南斯拉夫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离崩析。
铁托对德国等发达国家而言，西欧一体化中巴尔干半岛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但由于俄罗斯武力充沛，这些国家并没有直接单独参战的能力，只能通过“马克”、“英镑”、“法郎”等资本扶持独立武装，以期逐步蚕食，达成目的。
1997年形势急转直下，科索沃地区武装冲突愈演愈烈，有30多万人沦为难民，德法等西欧国家不得不催促美国下场。1998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但直到1999年，正式的军事调动和空袭才付诸实施并与同年结束。美国的介入时机特别耐人寻味，从这个时间线上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为了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此外还顺带打击一下他们的西欧盟友。
科索沃战争直接导致了欧元的出师不利，对此德国或许不满，但更多的是无奈。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诞生，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而这个时间，恰好是美国介入科索沃战争的时间。欧元汇率由1999年1月的1.1338跌到了12月的0.9991，大量资本在避险情绪的推动下由欧洲涌入美国。欧元可谓是出师不利，而作为欧盟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德国，不得不担负起提振欧元的重任。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北约必须有人主动道歉降温，然而谁都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毕竟要顶着中国人民的怒火，但德国总理施罗德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其一，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有足够的战略实力和腾转空间，但欧盟和德国耗不起；其二，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尤其是二战法西斯的轴心国，其国际形象已然经不起再次的打击。若不是维利·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东欧不会谅解德国，若不是赫尔穆特·科尔在以色列的再次跪倒，犹太人很难谅解德国，前科累累的德国不愿再树强敌；
维利·勃兰特其三，德国有求于中国，虽然彼时中国经济体量远不如现今之巨，但GDP总量也位列全球第七，更重要的是，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市场，且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发阶段，是所有资本和技术最喜欢的转移地。在各种因素交织下，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被迫访华，以期通过虔诚的歉意和坦率的态度弥补中德关系，为德国的经济发展和欧元重振打下基础。
1999年施罗德的两次访华：用勇气和真诚达成重要经济合作施罗德的首次访华是充满勇气和真诚的。2009年，杨澜在采访施罗德时曾问过他这个问题，在中国民众情绪激动甚至打破美国大使馆玻璃的状况下，为什么还要访问中国？施罗德表示已经预估到了此种境况并充分理解，虽然没有得到授权，但他仍然以北约的名义发表了道歉的声明，并通过电视予以高调传播。正是这种真诚和勇气，加深了两国的政治互信，为其第二次访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99年11月，施罗德应邀再次访华。相较于首次访华的冷遇和尴尬，施罗德的此次访华显然更加从容，随行团队更加庞大，取得的成果更加显著，中德达成了重要的经济合作，并为此后中德关系发展进一步打开了局面。施罗德1999年的两次访华无疑是成功的。在其第二次访华期间，两国团队签署了一系列的经济合作项目，其价值之高在当时西方世界极为罕见。1999年，我国批准德国在华投资项目196个，德国实际在华投资13.73亿美元，批准从德技术引进合同662个，合同金额27.5亿美元。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0.58万元人民币。
从1999年两次访华看施罗德：平民总理的睿智与倔强通过1999年两次访华行程，我们看到了一个真诚勇敢的德国总理，事实上，施罗德确实是一位睿智的政治才俊，他虽然出身贫寒，却未就此沉沦，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奋斗荣登总理宝座，其目光长远，作风果决坚定，甚至愿意为了德国的长远发展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
施罗德是一位平民总理，其果决作风或与其成长奋斗经历不无关系。1944年，施罗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工人家庭，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生活异常艰辛。但他自立自强，从一名零售店学徒通过夜校学习成功取得了律师资格，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于1998年成功当选德国总理。在其执政期间，对外秉承务实外交路线，对内大力推行改革，为德国的国际形象建设和经济社会调整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事实上，很多必要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会经历短期的阵痛，而其产生的效益往往在较长时间后才能体现出来。施罗德执政期间大力推行的“2010议程”当属此类。这项起于2003年的改革，涉及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税收等各个方面，其目的是破除德国彼时的经济困局，激发经济活力。
然而，此项改革中削减失业金的做法引起了极大争议，甚至间接导致了施罗德所在政党的分裂，也造成了他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进而遗憾离场，政治生涯草草结束。讽刺的是，这些改革效益最终在默克尔执政期间得以体现出来，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失业率逐步降低，经济动能强劲，甚至帮助德国最快从2008年欧债危机中恢复，保住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在此次改革中，施罗德1999年访华时的勇气再现，甚至更为坚定，或说倔强。
施罗德继任者的答卷：德国的外交转向与回归施罗德七年执政期间六次访华，先后设立“两国总理年度会晤”、“人权对话”和“法治国家对话”三个机制，拓宽了两国的合作边界，将中德两国关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按下了快进键。
然而，在他政治离场后，其继任者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默克尔初期奉行价值外交的战略，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默克尔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奉行价值外交的默克尔同志发现这个所谓“价值”在实际问题解决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价值。于是，2008年默克尔重申“一个中国”立场，并于同年访华“破冰”，此后其开始回归务实外交，中德关系也重归正轨，稳健发展。2014年，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十六年，访华十二次，虽然期间存在不和谐杂音，但整体上看来，中德双方是彼此尊重、相互谅解的，中德关系也是向好发展、向前迈进的。
中德关系展望：另一个“施罗德”？2021年10月26日，默克尔正式卸任德国总理，权力宝仗交到了奥拉夫·朔尔茨手中，其对华态度也成为了热议话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他是另一个“施罗德”，能够秉承务实原则，继续推动中德关系发展。但一切如愿吗？中德关系的发展走向，当然会受到执政者理念的影响，但中德两国的国情与全球局势演变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中德两国几十年发展而来的贸易体量依旧，两国在发展阶段大局上仍然是互补大于竞争，两国经济合作压舱石的作用依然适用。
然而，今日不同往时，中国不再只是单纯的“世界加工厂”，我们已在全球资本和技术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德两国经济不可能存在完全的互补关系，必然要面对某些方面的竞争。因此两国在诸如知识产权、产业链话语权、市场准入等方面难免会有些无关大局的小摩擦，我们必须对此有清晰的认知。
整体看来，中德两国有着几十年的政治互信，也保持着较好的领导层对话机制，这在国际关系中是难能可贵的。此外，德国多次组阁都是多党联盟，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个别极右翼党派执政后外交转向的风险，降低了意识形态偏见对两国关系干扰的可能性。总之，我们愿意相信并且真诚希望中德两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务实合作，推动中德关系稳定向前发展，为施罗德1999年访华续写更美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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