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黑社会，很多人会恨得牙痒痒，哪怕没有侵害自己的利益，也会觉得这玩意儿除之而后快。然而黑社会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肿瘤一样，不但消除不了，而且有时候还很难发现它们。比如唐山烧烤摊打人事件，如果不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这事可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不会扯出境外赌博等一系列黑社会行为。
黑社会像肿瘤，不仅对整个社会生活造成很恶劣的影响，而且它还嵌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直至病发，我们都发现不了它的存在。早年的黑社会活动，或许只是三五个混混，为了混口饭吃，游走在灰色地带，但是随着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影响也在不断放大，直到对整个社会产生恶劣的影响。
我来到郑州之后一直住在国棉厂附近，这附近一直有着“黑道教父”宋留根的传说，有些人绘声绘色描述他在国棉厂内火拼的场面，还有些记得被游街的场景，当我问及在宋留根被抓之前，是否已经听说过“黑道教父”，大家似乎没有深刻的印象，只记得那些年，不仅仅是纺织大世界很乱，整个郑州都很乱。
他们说的那些年，是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各地犯罪活动都非常猖獗。我们现在菜刀都实名制，那时候猎Q可以随意买卖，在锯掉前面的Q管后，近距离射击火力不弱于霰弹Q。
而宋留根也起步于这一时期，刑满释放之后，纠结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混迹于郑州友爱路麻纱批发市场。起初也只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商贩，可是随后发现托运是个富得流油的生意。
托运类似于古代镖局生意，做的是无本的买卖，只要“能打善战”就能混口饭吃，很适合宋留根这样的草根流氓，并且利润还非常丰厚。如果在广州发货，去天河停车场瞅见河南来的货车，给个油费，人家都愿意往回跑，而郑州这边办托运的依然按照专车的费用收取，所以一车就能够挣到八九千块钱。
郑州处在全国交通枢纽，托运业务量非常大，像纺织大世界、鞋城这样的批发市场，每天至少要发十几辆车，所以一个托运部，一天挣十几万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的核心是，你必须形成垄断，只有把货源集中了，才能挣取高额利润。
为了达到“独家经营”的目的，宋留根纠集更多同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强行垄断纺织大世界托运业务。
你可能会问？没人管吗？
90年代全国有超过2000万下岗无业人员，各地社会治安都乱得一团糟，郑州当时就接连发生银行抢劫大案，比如12.9张书海的连续抢劫案，纠结了3个干校毕业的大学生，在郑州数次抢劫，他是众多抢劫犯当中，反侦察能力最强的一支，所以直至2001年才被抓获。
张书海
还有我后面将要提及的石二群，居然事隔十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为身家百亿的企业家，直至2015年，当年抢劫银行的案件才浮出水面。
所以像宋留根这样欺行霸市的行为，最多只能算寻衅滋事。寻衅滋事被罗翔老师认为是“口袋罪”，可大可小，警力充裕的时候，可以抓过来关几年，警力紧张的时候，只能任由其发展。
宋留根后来看上的纺织大世界，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其托运业务支撑宋留根称霸西郊。郑州现在往东、往南发展，90年代西郊因为有国棉厂撑着，可以说是整个郑州的CBD。
当时这块地盘由“小丑”冯双亭占着，宋留根于是找了两名安徽的杀手，做掉了“小丑”。
仅此一战，宋留根很快称霸郑州西郊。
宋留根之所以没有早早被端掉，也是因为他披着“公司”的外衣，做着垄断的生意。
当时的黑社会主要从事抢劫与敲诈生意，简单粗暴，来钱快，但是也极容易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因此这种类型的黑社会，在本世纪初，几乎都被灭绝了。
宋留根对上述生意很少涉猎，背靠纺织大世界，每年能获得上千万的收益。
纺织大世界辉煌时期有2500个商户，年交易额超过40亿元，而宋留根托运费又是同行的3倍，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正是因为披着合法的外衣，导致调查、审讯难度非常大。宋留根所成立的恒业公司，法人是没有案底的汽车经销商王鉴担任，而他的那些兄弟们从来不在公司露面，每个月领着3000-8000元的薪水，帮宋留根上门打架、堵闹。
除此之外，宋留根团伙也深深嵌入了郑州权力精英网络当中，宋留根的“军师”郝洪山曾说：“郑州大大小小，只要是个单位，就有我的熟人”。据他后来供述，自己每年春节，拜年的电话要从早上8点打到晚上8点。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虽然宋留根做事越来越低调，可是身边的兄弟们胃口却越来越大，特别是组织当中新进的成员，往往会饥不择食。比如宋留根的二哥宋建军，之前是老实的工厂工人，在看到宋留根“发家致富”之后，也要划分地盘，抢一杯羹。
宋建军不但抢夺自己兄弟的地盘，还在不断“开拓”领地。在抢夺自己兄弟马献州汽配大市场之后，又看上了二环水果批发市场。为了抢夺这块市场，宋建军用计杀死了之前的老大朱国胜。也正是这条命案，也让当局下定决心，要打掉这个黑恶团伙。
一般情况下，当局的主要领导必须是异地任职，目的就是切断这种“藕断丝连”。如果新任的领导实力雄厚，而且还想有一番作为，那么本地的黑社会就要面临覆灭的危险。
那些骨灰级黑社会也会非常“默契”，在新官上任时期会尽量低调行事，利用软暴力来震慑受害人，比如滋扰、哄闹、还有聚众干扰等手段逼迫就范。有些则利用精神折磨等方式逼迫受害者，比如关狗笼，不让睡觉等，不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害。
这样低调行事，一方面担心枪打出头鸟，另一方面也很难被取证。
宋留根的覆灭不是因为“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组织扩展太快，以至于失控。
宋留根案件的突破口是其兄弟宋建军，警方在抓获宋建军之后，顺藤摸瓜迅速掌握了宋留根其他团伙成员的犯罪证据，从而将这个郑州最大的黑社会一举打掉。
黑社会一般有两条“底线”：一、不要犯命案，只要发生了命案，地方上很有可能将普通刑事案件上升为ZZ事件，这个时候天王老子都保不住，比如孙小果案件，也是栽在命案上。
二、不要影响地方上的重点工作，这也成为压倒宋留根的最后一根稻草。
雷云霞是郑州鞋城的总经理，也是郑州市十一届R大代表。
在1999年初，雷云霞在一份“郑州市第一份反黑议案”当中，反映了郑州鞋城的“市霸”情况。鞋城虽然不如郑州纺织大世界，但是随着宋留根团队的不断扩大，需要更多的市场来养活自己。
而且纺织大世界因为宋留根及其团伙的不断盘剥，经营情况也在大幅下降，商户由1995年的2500多家，下降到2002年的10亿元，税收更是减少了3/4。
宋留根的失控不仅仅是团队规模上，还有团队管理上。团伙骨干刘慈恩在看到老大们吃香喝辣之后，于是强迫纺织大世界卖盒饭必须都要从他那进货，而且还强制购买他的盒饭车等，正是这种竭泽而渔的盘剥，也加速了纺织大世界的衰败。
触碰了不该触碰的底线，也让宋留根的覆灭成为必然。
当然也有成功洗白上岸的，比如郑州1999年“12·5”银行抢劫案主谋石二群。
石二群5人在抢劫郑州合作银行之后，回到驻马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驻马店地区有名的地产大亨，坐拥亿万财富。
石二群不抽烟，不喝酒，还经常做好事，汶川地震为灾区捐献百万救灾物资，还为家乡修建数条道路，耗资500余万。
然而他却有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好色。
除了自己的妻子，石二群还养了3个情人，一共为他生育12个儿女。
为了确认这些儿女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每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他都会做亲子鉴定，然而正是多次的亲子鉴定，DNA信息暴露了他过往的罪行，让这个昔日的抢劫犯最终难逃法网。
成功逃脱的还有“河南村镇暴雷案”的吕奕，其发迹也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石二群一样，吕奕披着合法的外衣，利用家族的关系，通过新财富集团，控制多家空壳公司，实现国内多家城商行、农商行的投资与放贷。
如果没有2021年房地产企业集中暴雷，吕奕或许还能够将自己的“生意”延续下去，江湖也没有吕奕的传说。
通过宋留根、石二群、吕奕我们看到郑州的黑社会也在不断进化。抢劫、绑架的是最早一批覆灭的，升级版的宋留根成功躲过了这个巨坑，可是“黑道教父”，却触碰了“不要犯命案”与“不要影响地方上的重点工作”底线，导致没有能够撑过2005年。
随后的黑社会也逐渐过渡到色Q服务、发放高利贷、经营地下Q庄、地下彩票投注、地下D球等更隐蔽的暴力活动当中。
借助合法的公司、企业形式，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将非法收入合法化。
借助于合法的经济实体为依托，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主要涉及建筑业、娱乐业、餐饮业、运输业、物流业等利润较高的行业，这些行业不需要太细的分工，技术含量不高，市场的准如果标准较低，具有地域性特点，地方上往往对这些行业存在管理漏洞，为犯罪组织的控制和垄断提供了诸多机会。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壮大，背后必然有“保护伞”的庇护。比如吕奕之所以能够做大地下Q庄，有郑州银行副行长乔均安、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恒丰银行董事长的蔡国华、银监会蔡鄂生等数位“保护伞”的支持。
正是借助于这些“保护伞”，当某个违法犯罪活动被举报投诉的时候，才会有不受理，不调查，听之任之的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保护伞”现象，也是因为某些公职人员与黑社会组织来往密切，互相称兄道弟，比如辽宁郝万春案件当中，副局长张建明一直与其有密切来往，重庆文强包庇纵容谢才萍、岳宁、王小军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兄弟们”。
总结
细究这些黑社会组织，你会发现经过90年代“草莽”时代之后，黑社会已经嵌入到整个社会组织当中，和某些公权力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让打击他们过程中“投鼠忌器”，很难彻底根除他们，尤其是某些权力真空地带，往往成为他们活跃的区域。
比如吕奕的地下Q庄，民间借贷需求量巨大，可是银行不能，也不愿意进入这一领域，所以给这些黑社会组织以生存空间，还比如棚户区改造，老旧房拆迁等，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工作很难推进下去，比如郑州在短短4年的时间，拆迁175个城中村，不但创造了郑州的历史，也创造了世界的历史，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忙，城市建设能如此迅速吗？
如果要论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当属四川的袍哥，解放前，有超过70%的四川成年男性加入袍哥，当时的老百姓有了纠纷，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官府打官司，而是去找袍哥来评理。
他们觉得袍哥做事比官府更公平，袍哥说话比当地的父母官还要管用。因此袍哥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权威，经常代替公权力在基层社会维持秩序。新中国建立以后，重新建立了有效的基层政权，袍哥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于是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所以我在开篇中说到，黑社会组织就像我们肌体里的肿瘤，它其实是我们肌体组织的一部分，有些时候它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不代表它不存在，而是和我们的身体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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