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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暴力事件的后果仍然在发酵。

唐山市已经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雷霆风暴”夏季社会治安整治,侮辱妇女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就检索到的新闻看,其他各地也都在效仿,或许全国性的严打也有可能就此拉开序幕。

说到严打,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经历过的,尽管那时我们不小。

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提出:这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要采取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要全党动员,首长动手,层层负责,广泛发动群众,统一组织行动,一网一网地撒,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打,务必做到有威力,有震动。从现在起,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据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特聘教授)先生在其《八十年代“严打”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指出:

1983年“严打”伊始,仅仅三个月时间,全国就拘捕了108万余人。在这种高压态势下,社会治安一度有所好转,因而在初始阶段,多数民众对“严打”持肯定态度。但是,随着一系列非常措施的出台,大大突破了法治的底线,它的负面效应就凸显了出来。最初,人们按照“矫枉过正”的惯性思维,对“严打”中的某些过火举动也觉得可以谅解。后来“严打”竟成为常态,广大干警也被拖累得极度疲劳,震慑犯罪的效果反而逐渐减弱。

“严打”前的1982年,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总数为74万8千余起, 1983年的刑事立案数下降为61万余起(请注意:仅在三个月内就拘捕108万余人,大大超过了全年的刑事立案数,可见被拘捕者并不都是当年的罪犯)。到2005 年,公安机关的刑事立案数达到464万8千余起,是1982年的6倍多、1983年的7倍多。严重的刑事犯罪并没有被压下去,反而急剧增长。近些年发生的恶性案件,较之“严打”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情节也更为恶劣。实践证明:运动式执法尽管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并不能够遏制刑事犯罪,还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有损法制的尊严

作为法律人,对严打我们最担心的就是降低标准,随意扩大范围,人为拔高乃至抓人凑数,这是一刀切式执法中电子容易存在的,也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常见的一种现象。

说起来我们这个社会不可能不存在罪恶,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某些程度上我们法律人正是因为这些社会毒瘤的存在而存在的群体和职业。但必须要强调:只要有罪恶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才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规则

我们看到,唐山事件中公众质疑为什么警方出警这么慢,为什么警方的抓捕行动迟缓,而在舆情后效率就迅速提高,这不是法治的常态。

2021年6月11日唐山市路北区孟某在网上实名举报其被敲诈勒索、威胁恐吓,蛋糕店被暴力打砸。根据唐山市公安局指定管辖,丰南公安局迅速成立专班,组织力量对该案进行侦办,12日主要犯罪嫌疑人史某、李某某已被抓获归案。2021年8月19日,孟先生向警方报案,并多次配合警方调查取证。长达10年月警方没有进展,难道是案件太复杂?那为何网上一曝光第2天就抓获了嫌疑人?而且嫌疑人史某本身就是孟先生指认的嫌疑人。这无论如何说不通啊!

唐山这群暴徒敢公然殴打妇女,他们不知道刑罚的严酷,那为何他们公然行凶?还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逃脱法网?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次群情激愤,很大可能他们就侥幸逃脱了。细思极恐。

我们常说,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这才是法律的真谛。我们国人都熟知如下一段话:“《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地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邓宁格:《工会与罢工》第36页)”(见《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我们经常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对这样的违法犯罪,不靠法治我们靠什么?

曾指出:“如果在抓法治建设上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只是叶公好龙,并不真抓实干,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或许唐山这一事件就是我们长期不重视法治建设的苦果,但愿我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