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里,分了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又有一些权威医生坐诊。但是,每一个科又都受到院长的管制,而院长也并非都能做主,尤其是在一些疾病的治疗方面,院长要听权威医生的,听科层主任的,听院士的。那么,在院长行政权力和技术权威的医生之间就有了很微妙的关系,也产生了一种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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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职业价值排序是“金院士,银主任,铜院长。”要是具体到医疗决策层面,常常出现院士、主任威权大于院长权力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有医院的决策中,行政权力让位于技术权威,却违背了科层设置的原则,也向硬性的、僵化的官本位提出了挑战。在行政系统内,长官意志绝对不可违抗,一级管一级,政令的上传下达必须通畅,非要是下级不听上级的命令,就有可能丢掉官职,或者被降职远调。而不管下级有多大能耐,也不管下级费了多少心力和体力,只要没把事情办好,也没有“捂住盖子”,就一定会受到上级的惩罚。但是,有些事情并非下级几个官员就能解决的,也并非一时就能解决的,譬如天灾人祸之类的突发事件,并不是下级官员能应付得了的,只是上级官员并不讲情面,而是会依法办事,依规办事,把几个下级官员处理掉,也就不会有自己什么事了。俗话说的就是“背锅”,上级官员要找到能给自己背锅的人。即便下级官员忙前忙后,出谋划策,几天不进家门,守在第一线,也照样躲不开被降职的命运。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时候,上级官员从来不会听“有罪”的下级官员的建议,而是会自己决断,或者直接请专家出谋划策。

在医院里,科层之间打破了这种限制。行政权力要服从于学科专家,因为专家的仲裁权与原创力是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医院学科建设的核心是摆脱人为的桎梏与解放个性,而这种摆脱是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试验为基础的,也是医院的活力来源。医院毕竟是讲究技术的地方,而且医疗技术不比其他的技术,不能出太大的错误,要是出了医疗事故,就会要了病人的性命。虽然病人在做手术之前会签订“生死合同”,有的还要病人家属签字,但并不能完全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当然,医疗事故只是少数,而大多数医院的治疗方案是有效的,也是能治好病人的病的。于是,很多人就往医院跑,只是要用到医院的医疗资源。而医院的医疗资源并非只是医学仪器,而是有着一些科层的权威专家坐诊,要是让院长来坐诊,恐怕就没人去看病了。毕竟,院长不是全科医生,即便是某一科的权威,也不可能到所有的科层坐诊。事实上,他们已经脱离了一线岗位,只是负责行政管理。至于一线研究到了什么程度,能用到什么程度,他们早就不知道了。也就是说,院长只是行政方面的官僚,却不再是医学权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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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就是科学,每天都在进步,要是院长离开一线一两年,就会被现有的医疗技术甩掉,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而医院的权威总是能跟着时代发展,并且获得一线资料,见到很多病例,并且总结出自己的治疗方案。于是,在具体治疗方面,院长一定要听一线医生的,而不能自己做决断。毕竟,行政命令是管理人的,而不是治病救人的。要想治病救人,还是要听医生的,尤其是要听一线医生的建议。在这一点上,院长并不糊涂。在张艺谋拍的电影《活着》中就有一个反例子,说的是富贵的女儿难产,到了医院里,医院的医生都被打倒了,而值班的只有几个红卫兵小将。于是,在红卫兵小将的指挥下,富贵的女儿开始生产。结果,他女儿大出血,命丧当场,幸运的是孩子保住了。他女儿的丧命和外行指导内行有很大的关系,也和行政命令介入治病救人的医疗现场有很大关系。医生有自己的方法和套路,不需要不懂医疗技术的官员指手画脚,也不需要懂一点医疗技术的官员提出各种建议,更不需要开很多统一思想的会议,不然只会耽误时间,延误病人最佳治疗时机。

医院的治疗还是要听医生的,不能听官员的。在病毒肆虐的时候,有的医院要每天给医生们开会,说是统一思想,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应对媒体的采访,以至于主任带着本科层的医生愤然离场,离场时说了一句话:“救人要紧!”确实,在救人方面,开行政会议不会解决什么问题,还得医生亲自上场,还不能耽误治疗时间。也就是说,在治病救人方面,医生用技术扳倒了官僚的权力,让权力受制于技术,要是权力大于技术,随便指派医生和护士,那么,就会出现草菅人命的现象,也会出现不把人当人的时代,也就只能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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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医生,重视技术,比重视官僚,重视权力要好得多,也更能体现人文主义色彩,让人们获得更好的医疗待遇。那么,在医院的科层悖论中,人们还是看到了改革与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