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南渡：晋人南渡、宋人南渡、明人南渡，民国南渡。前三次南渡，北归均失败，只有民国南渡后，成功北归，且用不到十年时间。。。。
南渡北归
1946年，成立于抗战烽火硝烟中的国立西南联大宣布解散，北归复校，冯友兰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
北归2年后，西南联大的钟声还在耳边萦绕，转眼间，万千中国知识分子又要各奔西东。这时胡适走了，钱穆走了，傅斯年也走了。
知识分子大迁徙
他们的出走，让民国知识分子界开始微妙。
在历史的大动荡中，傅斯年东渡台湾，他在40年代去过黄土高坡，有着“早识当年路本歧”的精准论断，为避免他所预言的“思想荒漠”和“文化枯竭”，他带走了中研院史语所的全部家当，他要保住这批火种，这批家当包含：内阁大库档案，共计有31万件。连同馆藏的14万件考古文物，7万张金石拓片，以及大批珍贵善本图书，而且许多都是孤本。
史语所典藏的考古珍品，其中以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最引人注目。人们第一次知道了甲骨文，后来大陆又发掘出很多。但是最珍贵的，能够在学术上最有代表性的，依然还是台湾这批。史语所的工作人员，多是傅斯年精挑细选，一心栽培的后辈学生，他们也随傅斯年去了台湾。史语所也是中研院14所研究所中，唯一完整迁台的机构。
傅斯年被陈诚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他把北京大学自由的学风带入了台大校园。到台大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
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花果飘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
还有当时民国最高学术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他们是当时中国最为聪明的大脑，但在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
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选择东渡台湾；
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2人远走海外;
大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留守故土，比如陶孟和、竺可桢、陈寅恪。陈寅恪的晚年双目已完全失明，但仍然写出了堪称煌煌巨著的《柳如是別传》。陈寅恪的一生乃至在1949后都在追求精神的独立与思想的自由。
这些“为中华传统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的孝子们”，满负浓重家国情怀的他们，“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 ，但这些远走海外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积极传播中华远圣文化，使得中华文脉在孤岛及海外得以保存并开枝散叶，带出了一批批国学学养深厚的衣钵传人，等到大陆“睁眼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在西方汉学界中独领风骚的林毓生、余英时等台湾学人，并且至今难以超越。
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除了知识分子外，还有蒋介石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先后长达20年，也为几代国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培植出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土壤。时至今日岛内的国学依然发达，传统文化的香火依旧鼎盛。
有人曾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以此类推，蒋氏一生也做过两件事：
第一，艰苦抗战，把日本赶回本土；
第二，保留、保护和发展中华传统文脉并在孤岛和海外开枝散叶。
时至今日，港台地区依然是大中华区传统文化继承最好的地区之一。并且中华文化在这里开始与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融合。
这也说明，对待不同的文化，可以充分接纳。当两种不同文化融合时，依然可以保留住每一种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你不需要特意去保留，它就会在那里，不会因为两个文化的接触消失掉。
似绝未绝的文化香烟
傅斯年，1950年12月于台北逝世，享年54岁；
胡 适，1962年2月于台北逝世，享年71岁；
朱家骅，1963年1月于台北逝世，享年70岁；
陈寅恪，1969年10月于广州逝世，享年79岁；
翁文灏，1971年1月于北京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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