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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琳/文 5月20日,《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 》全文公布。谈到当前到2025年我国的疾病威胁,规划开篇就提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自2019年上述规划开始编制,人们大概想不到,新冠肺炎及其防控措施会成为 国民 健康的首要影响因素。

笔者认为,随着新冠肺炎等重大 传染病 及其防控措施 长期化 ,要高度警惕对国民健康的严重负面影响,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本身对国民健康造成的威胁。随着新冠病毒持续变异,据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估计,可能突破“大疫不过三年”的古训,其危害程度甚至可能超过20世纪造成超过25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

笔者建议,综合考虑到控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等决策目标之间的权衡,作为一项五年规划,《“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在实施首年、中期评估等不同节点,仍需对新冠疫情的国民健康造成影响进行持续评估,为人均预期寿命、人均预期健康寿命在“十四五”期间提高一岁留足空间:既要避免疫情大范围蔓延引发更多重症、死亡病例,又要避免过度诊断、过度治疗引发并发症、后遗症。——总之,要确保国人不仅要活得更久,而且要活得更健康。

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影响,更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措施”这一主观因素造成的健康影响。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决定实施全方位干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项目,涵盖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 慢性病 综合防控、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促进等等。据统计,目前慢性病造成的死亡占比已经超过总死亡人数的九成。上述健康工程远远超出新冠疫情防控的范畴,有赖于公共卫生体系的整体优化。

不同于面向个体患者的疾病诊疗,公共卫生立足于人群健康,需要将有限的人财物资源在不同疾病之间均衡配比。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无论是否合理,对单一疾病的投入增加势必会挤占其他疾病的投入。比如:核酸检测服务分别占用了千亿级基本医保资金、公共卫生资金,随着常态化核酸检测向一二线城市的普及,即便考虑各级医保局对耗材、服务定价下调的因素,核酸检测仍然会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这还不计入永久性方舱医院、疫苗加强针注射等其他的公共卫生投入。

为避免地方政府将其他疾病防控投入“挪用”到新冠疫情防控,笔者强烈建议,中央政府借鉴2020年印发抗疫特别国债的经验,及时足额发行新一轮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最后,多种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之间也会产生错综复杂的关联,要避免疫情防控措施造成其他疾病的次生灾害。

比如: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是影响国民人均预期寿命的主要指标,也是衡量国民健康系统效率的“金标准”之一。在疫情重点地区,无论是疫情失控造成的医疗挤兑,还是过度封控造成的就医难,都不利于孕产妇和新生儿健康。因此,面向基础疾病患者以及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即便是无核酸检测结果或者检测结果不明,也要在全国推广“黄码医院”为其开放服务,更要在传染病医院之外建设一批接待“黄码”“红码”人群的综合性三甲医院,确保院内的药品、检查、手术等合格医疗服务正常开展。

再比如:在北京、上海、吉林等部分社区持续封控情况下,要高度重视“最后一公里”“最后一百米”的物资保障,还要防止营养不足造成基础免疫低下并对其他疾病易感。笔者建议,国家卫健委应组织一批营养专家,编制出台封控区、管控区居民的营养指南,地方政府可基于该指南,并结合本地的疾病谱、物产资源,对集配集送、网购团购等不同渠道的食品搭配提供健康指引。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版权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观察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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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琳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价值医疗、健康治理研究者,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总编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