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日军攻陷 南京 后,南京城里真正能行使地方行政管理权的,只有德国人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安全区占地3.86平方公里,相当于当时市区的1/8,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里共涌入了25万难民,由国际委员会维持治安。

日军对于占领下的南京城有这么个安全区很不满,首先他们觉得里面还藏有大量中国军人,其次安全区里的洋人会对外披露他们的暴行。由于南京已经被日军杀成了一座死城,久久不能恢复生活秩序,这让日本当局颜面尴尬,急需建立一个能绝对服从自己的机构来进行行政管理,而不是那个无法控制的国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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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搜罗来的三教九流

当时有点身份的大多都逃离了南京,日军在城里已经找不到像样的人物,只好把目光盯在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和慈善团体负责人身上。

最先被日军看上的是陶锡三,时年62岁,在南京汤山经营一家高档“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新政,担任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1927年退出政界后,他一边经商,一边担任“红卍字南京分会”的会长。

“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源于道教,奉行以慈展道,1923年该会给关东大地震的日本捐赠过粮食和善款,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找上了陶锡三,让他出任“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会长,陶锡三只能从命。

会长是开浴室的商人,委员会其他人员会是什么货色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是包含了三教九流,以下列举了部分主要成员:

副会长孙叔荣,曾在日本警备学堂留学,回国后做日语翻译,因涉嫌做日本间谍而被国民政府通缉。

警察厅长王春生,曾在日本警察专科学校留学,回国后在南京当过警察。

顾问王承典,从事拍卖业的商人,与下层社会混得很熟,又是国际委员会的办公室经理。

顾问詹荣光,在夫子庙一带卖仁丹,粗通日语,是日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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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

1937年12月23日,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1938年1月1日下午,在南京市中心的鼓楼广场召开了成立大会,日军强令安全区里各难民所都要派代表参加,还要带上原北洋政府五色旗作为伪政权的旗帜。

《南京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恢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

从伪自治委员会的作用来看,同国际委员会的关系应该是对立的,但是由于双方主要工作都是拯救难民,因此合作还是很密切,特别是在粮食运输、救助难民、埋葬尸体(共埋葬15.5万具)这些事情上。

1月5日,伪自治委员会发布公告,将南京城区划分为4个行政区,不久之后又增设下关区,开始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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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难民回家

伪自治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安全区里的难民们回家,难度在大屠杀之后可想而知。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宣布先回家的难民可以得到半升米。

为了把难民们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命令警察和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2月14日,安全区不得不关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2月23日,拉贝也离开了南京。

当年藏身安全区的国军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辎重营中校营长郭岐在其回忆录《陷都血泪录》中,记载了自治委员会派人来给难民许诺回家,就有一袋“军米”奖励,这种空头支票遭到了难民们的嘲笑。

动员难民回家的同时,自治委员会还通过登记户口来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实行残酷的“五户联保”,如果有一家查出有问题的人,那么联保的五家都要连坐。对于非南京籍的难民,甄别完身份后会发放证件,让其出城。郭岐就是化妆成商人逃出了南京,甚至还设法带出去了4支手枪。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 谷寿夫 的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庭,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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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

伪自治委员会做过最“出名”的事情,恐怕就数为日军搜罗慰安妇了,就如同电影《金陵十三钗》中演绎的情节。

刚开始的时候,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按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众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后来更是免去了他的厅长职务。

自治委员会中有些人卖身求荣,主动帮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其中出力最大的就是在国际委员会任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承典非常熟悉下层社会,找到一个办妓院的黑道老手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寻中国妇女,单是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就帮日军强征过300名妇女。

据史迈士记载,“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工夫就找出来了28个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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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维持三个月

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里,有一份署名罗森写的报告,记述了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对他私下里诉苦:我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的,为日本人做事我是多么痛苦……

最富有黑色幽默的是会长陶锡三的家竟然被日军抢了。1938年1月24日,陶锡三以“年迈体弱多病”为由辞职,未能获得批准。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陶锡三要求日军特务机关彻查此事,却没有任何结果。此事到底是不是日本当局指使的?至今仍然是个谜。

2月10日,陶锡三再次提出辞职,声称两个多月一直没关心委员会的工作,没尽自己的义务,日本当局只好扶持孙叔荣继任会长。但草台班子搭建的自治委员会只存在了三个月,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梁鸿志建立了新的“维新政府”,直至1940年3月30日被汪伪政府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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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的下场

1946年4月,陶锡三在清算汉奸的大潮中被判处两年徒刑。有人认为陶锡三担任过自治委员会会长,后来还出任过汪伪时期“大民会”副会长和伪立法委员,这样的汉奸头子怎么只判了两年?

主要还是因为陶锡三担任的这几个职务都相当于是空衔,他并没具体做什么事,并且从历史资料上也查不到他利用职权谋取自身利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记录。

1948年4月,陶锡三刑满出狱,两个月后病逝于南京。作为一名中国人,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时无力抗拒,选择了随波逐流,但终究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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