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凌晨1点,“ 特保 ”李为发躺在行军床上,被“扑哧扑哧”的响声惊醒,听上去像是某种警报。他起身打开手电筒,走到帐篷外面扫了一圈,发现一辆蓝色 电动车 正在冒烟。

他走上前,打算将情况录下来发给交警,一束橘色的火焰突然“嘭”地窜出,大口吞没了半个车身,熊熊燃烧的火光照亮了周围的一排汽车和电动车。“完了,自燃了!”李为发不禁喊道,没来得及害怕,他冲上前抱住电动车后座的车箱,将它拽到了旁边无人的空地。

火势很快,车头烧得只剩焦黑的骨架,他赶紧跑到附近的水管处,将管头对准电动车浇水。在水的攻势下,火焰终于一点点熄灭。整个过程不过三分钟,李为发却感觉浑身被汗水浸透。

如果不是这件“英雄事迹”,小区业主恐怕没人知道李为发的名字。他原是一名机械厂工人,住在集体宿舍里,疫情后因收入下降,到浦东一所小区里做“特保”。

在疫情中,“特保”常指协助防疫工作的非正式 保安 ,他们大多需要24小时蹲守在确诊病例或封控楼的门口。因为穿着“大白”,他们有时被居民们误认为是医务人员、社工、志愿者、警察或疾控人员,而实际上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只是为了补充人力而向社会临时招募的人员。

“特保”的收入一般为“一天400块”左右。但收入的背后常常是风餐露宿,是凉掉的盒饭、潮湿的被子和四面漏风的帐篷。他们是巨大的防疫体系中最基层的执行者,也常常被夹在居民和受雇佣的部门之间,左右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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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燃的电动车被李为发拖到一旁的空地。图由受访者提供

生存

李为发一只手拿着水管灭火,一只手拿起手机拨打119。这是他第一次遭遇如此失控的场面——电动车毫无预警地自燃了,突然爆发的熊熊火光照亮了周边的一排汽车和电动车。

10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火已经被李为发浇灭了。消防队员拆掉焦黑的电动车骨架,拿出仍在冒烟的电瓶,将整架车处理掉。

地上还残留黑色的辙痕,还原了李为发将电动车拉出的轨迹。他回忆那一瞬间,“我也害怕,但是不拉出来怕它爆炸,你碰见了,没有办法”。大家很快听说了李为发的“壮举”,同一特保队甚至有人开始称呼他“英雄”。

第二天,一位轿车车主特意来感谢,原来他的车前一天刚加满了油,停靠位置刚好紧挨着自燃的电动车,如果不是李为发出手相救,后果不堪设想。他问李为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要给你送锦旗。李为发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没有单位,我就是政府雇佣的有偿志愿者。

李为发是安徽阜阳人,今年33岁,和哥哥一起在上海某机械厂工作,平时住在集体宿舍。他从2007年起到上海务工,至今已经15年,他习惯了上海的一切,“气候刚刚好”。偶尔回老家阜阳,3小时高铁就能抵达的路程,他却总乘10余小时的红皮车,因为“普快的票价只有高铁的三分之一”。

3月中旬上海疫情反弹后,李为发所在的机械厂停工了。街道的物资按户配发,1件喂不饱宿舍里8个人。3月29日,李为发看到微信群里的招募特保的消息,一天460元,“工资还挺高的,当时我们区域还没封控,就赶紧出去了。”

当上特保后,他竹竿一样瘦高的身体不再被饥饿困扰,“干特保太好了,我们一天三顿,早上有两个包子、牛奶、鸡蛋,中餐和晚餐都是给两盒饭,还发水果,吃的管够。”这让他工作起来格外卖力,他所在的特保队队长庞保平发现,每次见李为发,他都在巡视或搬运物资,“真的是一个特别负责任的小伙子”。一个多月以来,李为发在不同的4所小区做过特保,平均每个小区10天,见证了各区域逐步解封、转为防范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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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特保李为发(左)和其队长庞保平。图由受访者提供

特保的收入和待遇,吸引了不少像李为发一样经济困窘的人。

陈林刚刚加入李为发所在的特保队,来自四川,今年31岁,过去一个月在上海三所不同的小区做过特保。他原本是一名酒店管理,疫情开始后酒店歇业,每月只能拿到2590元的上海市最低工资,对于在外务工的人意味着不小的经济损失。

为了做特保,他应聘了某生鲜电商的保供人员,对方给他开了一纸复工证明。凭着这张证明和核酸检测阴性结果,陈林终于“逃出”小区。不过,他没有去这家生鲜电商工作,因为“一天才300元,太少了”,而是转头在本地招工微信群里联系了一名中介,到浦东的一所小区做特保。他独自骑行了15公里来到这里,期间将32寸行李箱搭在共享自行车窄小的车筐上,路上还摔了一跤,“那叫一个狼狈啊”。

特保的待遇是每24小时460元,包三餐,可以睡觉,他很满意,因为“一顿给两份盒饭,管饱”。他的全部配置是一顶帐篷、一套桌椅、一张刚刚齐肩宽的行军床、一叠被子、一个消毒用的喷水器。他的任务是24小时守在封控楼门口,不让居民走出封控线。

成为特保后,陈林发现,这一群体比他穷困得多,“(有些人)皮鞋跟都是破的,衬衫也发黄了”。在聊天中他了解到,其中不少人都负债累累,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当他从他们口中听到这些数字,不由得心里一惊。

这些负债者中,刘漠然便是其中一个,他曾和陈林在相邻两栋楼工作。刘漠然今年刚满30岁,来自辽宁沈阳,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他身负十余万的信用卡债务,急需还债。三年来,他一直在北京从事特保相关工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日结、高薪、条件艰苦。他曾经为了执行任务睡在天桥,没有床褥也没有被子,“夏天下雨,晚上地面还湿漉漉的。冬天北方贼冷,风特大,冻得人直哆嗦。”4月初,看到微信群里上海招募特保的消息后,他从北京坐绿皮车到达上海后,在街头和桥洞流浪了四天才找到了目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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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的帐篷。图由受访者提供

雇佣

陈林在浦东一所老旧小区干了15天,离开时中介说,今天微信转账的额度用光了,你们先走吧,晚上12点之后我再转给你们。当时陈林看到,特保队的13个工友相顾无言,“他们不懂法律,不吭气,差点就接受中介的提议。”

这些特保几乎都是外地务工人员,在微信群中看到招工需求,联系中介后来到小区工作。对于招聘中介,他们一无所知,除了微信上的昵称和头像。

陈林站了出来,他努力用镇定的语气说,这样吧,我们报警留个底,不然走了之后,你要是不付钱,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你。他看见中介慌了神,立刻掏出手机把钱结算给大家,用的正是微信转账。

在陈林看来,特保的招募是一个较为随意的过程,无论是招募的渠道、岗位待遇、薪资结算方式,处处都透露着“不正式”。

同属一个小区的三名特保陈林、潘奇、刘漠然分别由不同的中介介绍过来,日结工资分别为460、470、440元,前两人是每日三餐,刘漠然则是每日两餐。

刘漠然只能空着肚子,望着旁边的特保吃早餐,他感到格外不公平。在他看来,特保的薪资标准就像一个“黑箱”,得靠“碰运气”。他不理解,“为什么没有正式公开的招聘渠道,为什么不能统一中介的抽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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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漠然正在消杀楼道。图由受访者提供

对于自己的管理者是谁,特保们也是“一头雾水”。刘漠然认为自己是归属物业管理,陈林认为自己属于中介和物业共同管理,而潘奇则认为他应由 居委会 负责,当结束最后一天的工作后,他直奔小区居委会要求结算,对方却表示,其工资应由中介结算。

特保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他们与小区之间的关系相当脆弱,无所凭依。而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居民和居委会对他们的双重轻视。

有部分居民认为,特保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在陈林所在的小区的业主群里,有人发信息呼吁应该聘请有上海户籍十年以上的人协助抗疫,“不得选用没有户籍的人员来担任协警、 城管 、保安”。

没有正式的岗位和赋权,居民常常将特保的劝阻当成耳旁风。

早晨,上了年纪的居民都喜欢聚集在楼下聊天,不仅无视陈林的劝说,还主动和他搭话,“小伙子哪里人?多大了?吃早饭了吗?”还有一名成年男性居民,经常带着女儿下楼闲逛,并理直气壮地说,“我女儿脑子瓦特了,不下楼就要在家里大叫的!”有一次,陈林忍不住大声呵斥他回去,对方气鼓鼓地在警戒线3米处来回走动,“可能伤到他自尊了,所以故意挑衅我”。

在日复一日的周旋中,陈林也培养了一些与居民相处的“智慧”。有一名迟迟没被转移至方舱的确诊病例,是小区里的烫手山芋,“快七十的老太太,一天至少下楼五六趟”。陈林只能依靠“智取”,他先是将志愿者送给自己的两箱牛奶免费送给她,等她再次下楼的时候,陈林撒娇般地和她说道,“阿姨,你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呗。”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老太太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减少了下楼的次数,“从五六趟变成两三趟”。

但这种好不容易培养的良好关系很快就被迫结束——15天之后,中介通知陈林,他在这一小区的工作结束了。而该小区居民向记者透露,陈林所在的同一特保岗位,一个半月以来换了三名特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夹在中间

作为小区公认的“模范大白”,刘漠然是这所小区里唯一会把物资送上门、把垃圾带下楼的特保。不仅如此,他还每天主动消杀楼道,帮孤寡老人买菜、配药。在他负责看守的两栋封控楼内,居民基本做到了“足不出户”。

在大多数居民看来,刘漠然已经做到了120分,但他仍然感觉自己夹在居委会和居民中间,两边为难。

在他驻守的封控楼里,一户老人因浑身起红疹痒得睡不着觉,居委会干部承诺代配药物,半个月过去仍旧没送来,于是老人每天打电话催促刘漠然。

“一接到电话我就特别头大,天天问我什么时候来,我跟他说,这个事情不是我负责,一天解释一遍,他不管,照样天天来问我。”

刘漠然只好每天打电话给居委会干部询问配药进度,但对方“根本不接电话”。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人去居委会“要说法”。在他的描述中,老人到居委会之后便拉着主任不肯走,“大哭大闹”一番之后,当天下午药就送到家了。

为了解决居民买菜、配药的困难,刘漠然趁着居委会主任穿着防护服经过楼下时将他拦住,把主任请到楼里回答居民的疑惑,“也让他头大一回”。结果,还没听两句,主任就急忙要走,“我现在有点急事,一会再回来给你们解决”,骑着自行车一溜烟跑了。最后,大家再也没等到他回来。

曾在同一小区站岗的陈林也对此深有感触。一方面,他被封控楼的居民视为居委会的化身,恳求、不满、敌意尽数投射于他;另一方面,他没有正式的组织支撑,居委会干部经常无视他的存在,当他想传达居民的需求和意见时,对方总是拒绝沟通。他向记者展示自己手机里的通话记录,15天内给居委会干部的去电足足有101通,几乎全部被拒接。

他们总是夹在中间,两边受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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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展示与居委会的通话记录,均显示“未接通”。图由受访者提供

孤独、不孤独

在孤独的境遇中,陈林选择转移注意力,“苦中作乐”。他把特保生活当成露营,“可以呼吸新鲜口气”;他在封控楼前五十米宽的空地里散步,“我还比别人自由一点”;早晨起来,他跑到旁边的运动器械处做俯卧撑和引体向上,“减脂和增肌总得占一头”。

收废品的人匀给了陈林两个易拉罐,他如获至宝,用红色皮筋绑在上面做成了乐器,一罐上面有7-8根弦,两罐加起来刚好两个八度。无聊时他拿水性笔轻轻拨动,琴弦的声音清脆得令人讶异。有时候他想念西藏林芝,他曾作为酒店管理在当地工作过一年,那是雅鲁藏布江中下游,雪山皑皑,河水青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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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自制的易拉罐“乐器” 图由受访者提供

而刘漠然选择尽可能以最大的努力帮助居民。

驻守期间,他一直主动为一对年逾七十的夫妇定期团购肉蛋奶等必需品。那天,他帮两个老人拎菜上楼,对方叫住了他,“小刘等一下!”本以为是需要他倒垃圾,没想到老人转身出来塞了700元到他手中,“孩子,这给你,你太好了。”

他没有早餐,居民就包办了他的早餐,早上送包子,晚上送馄饨,平时还送一箱一箱的牛奶和零食,“我的三餐都有人管,天天吃百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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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漠然离开时收到居民送的两箱零食。图由受访者提供

当刘漠然离开小区时,两栋封控楼的居民纷纷下楼送他,他们在群里说,“小刘,以后常回来聚聚”“疫情结束后兄弟们一起喝一杯”“照顾好自己,我们一幢楼会惦记你。”

刘漠然在其中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身负十余万的信用卡债务,他已经七年未回家了,母亲去世后,父亲和别人重组了家庭,“我回去感觉自己是个外人,很陌生。”

刘漠然其实是他的化名,他让身边所有人这样称呼他,有另外的原因。“母亲不在了,只有姥姥懂我,姥姥姓刘。漠然代表不关心、不在乎,随性而不纠结。”

但事实上,他仍然有着关心和在乎的事情。

刘漠然始终没有用那对老夫妇塞给他的700元,他将这笔钱拿来给夫妇俩买菜,并将支出一笔笔记下来。当他离开小区的时候,拜托楼长将剩下的钱转交给老夫妇。

他也没有像其他特保一样,带走小区物业配备的行军床,因为“这不是属于我的财产”,而新小区刚好没有配备行军床,他只能垫着褥子睡在地上。

刘漠然曾在北京做过看守新冠病例的特保,“习惯了按照最严格的标准去做。”但他记得自己为数不多的一次放松要求,是对一个“老顽童一样的阿姨”。

“阿姨非要给她住在另一栋楼的闺蜜送菜,我只好陪她一个人走过去。”阿姨将菜高高抛过两米高的封控板,“咯咯咯地笑,像个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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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漠然垫着褥子直接睡在地上。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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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漠然离开时被居民“欢送”,并在楼道群里收到感谢。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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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漠然收到居民的感谢。图由受访者提供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作者:夏杰艺

微信编辑:纳米

校对:SY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