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漫录》记下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有的涉及文化政策,有的透露了新制度的特色。 徐志摩 说:“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 托尔斯泰 ,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的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的,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的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我们那时大家说这消息太离奇了,或许又是美国存心污毁 苏俄 的一种宣传……”参加那次谈话的,还有陈西滢、郁达夫等人。因为他们都是作家,所以很关心托尔斯泰著作被禁毁的事。带着这份关心,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问及那则新闻,托尔斯泰小姐却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说: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不但托尔斯泰,就是屠格涅夫,妥斯陀耶夫斯基等人的书也都快灭迹了。徐志摩问:莫斯科还有哪些重要的文学家?得到的回答是:跑了,全跑了,剩下的全是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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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是礼拜六到达莫斯科的,本想利用周六、周日好好看莫斯科,没有想到的是,碰巧一位大人物死了,“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丧事办过之后,剧院可以演戏了。徐志摩等人去看戏,却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剧院有戏,但售票处没人,找人询问,才知道“今晚不售门票”,原因是所有的座位都让党的俱乐部包了,一般人不能进。徐志摩等人特别幸运,因为找到一个朋友,他们就被请进了剧院,而且不用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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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徐志摩见识了新社会的新秩序,也见识了党在苏俄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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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参观列宁遗体。正是这次参观,让徐志摩对对罗素产生了深深的歉意:“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 俄国 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是说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了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向后转……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枝叶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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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生出了歧变:一些知识精英由向西方学习转向苏俄学习。在这个背景上,苏俄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圣地,纷纷前去学习取经。

当时苏俄是如此诱人,徐志摩也决定前去看看。所以,他的欧洲之旅就有了游苏的日程。《欧游漫录》记载的就是他对苏俄的观感。走出国门,一路西行,穿越西伯利亚,徐志摩终于目睹了苏俄。俄罗斯的风光真美!徐志摩一再从心底赞叹,笔下也做了精彩的描写。但俄罗斯人的生活真苦!革命之后的所谓新社会,让徐志摩无法献上他的赞美。他早已读过许多关于苏俄的描写,但他一直怀疑,那也许正像苏俄所说的,是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恶意丑化,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

“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明显。今天我在赤塔站上留心地看,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问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地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有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眼注视着你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见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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