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始终冲在反俄援乌第一线,贡献了不少作死横跳的名场面。俄罗斯大使被泼颜料的风波还没过去,波兰总理的一席话,又把俄罗斯惹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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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发文称,“俄罗斯世界”是一种新型“癌症”,对欧洲大陆构成了可怕的威胁,必须“彻底根除”。

对此,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以牙还牙,称波兰对俄罗斯的仇恨才是最致命的病变细胞,伤害了所有波兰人民。这种疯狂的反智言论是俄方无法接受的。

俄罗斯国家杜马高官莫罗佐夫更是直言道,波兰急于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的下一个“去纳粹化”目标,国家杜马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的。波兰被扣上这个帽子倒也不冤,印象中,上一个公开说“根除”某个民族的,是二战的德国。

事实上,极端势力崛起并不是只存在于东欧国家,欧美也不例外。据美媒报道,德国超过300名政府安全人员牵扯到极端势力,有些人甚至参与极端主义宣传活动,将希特勒视为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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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1年期间,德国爆发了860多起极端主义袭击,政府调查后发现,极端势力和政府公务员有很多来往,尤其是德国联邦军事情报局,近100名工作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疑似“帝国公民”组织成员。

“帝国公民”是德国的一个极右组织,他们不承认德国政府和机关部门,拒绝履行公民义务,成天想着独立建国,还私自印刷签发了“本国护照”。

2016年,德国巴伐利亚州警方试图端掉“帝国公民”的一处窝点,结果却被反杀,极端分子的影子都没见着,白白损失了四名警察。从那以后,“帝国公民”的名声更响亮了,本以为德国只是打仗不行,没想到反恐也这么拉胯。

既然动不了极端组织,德国政府干脆曲线救国,先扫清内奸。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表示,政府部门相关涉案人员已被处分,包括撤职。她还提出要进一步立法,确保敌人不会渗透到政府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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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国极端分子的数量一直在上升,截止到2020年,内政部查到的极端分子就高达33000名,同上涨4%。要知道,小胡子发动“啤酒馆暴动”时才只有3000人。

美国就更不用说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时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利用亚速营打击亲俄势力,成千上万的乌东平民被残忍杀害。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坐视不理就算了,还暗中帮助训练亚速营,以达到牵制俄罗斯的目的。

俄乌开战后,亚速营在打击俄军上出了不少力,得到了西方国家的一味吹捧,就连八竿子打不着的日本,都把亚速营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去掉了。而西方为数不多的有良心的记者拍摄的亚速营恶行,不是被禁,就是被边缘化,很难被国际主流社会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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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种狂热支持乌克兰的氛围下,美国自身也遭到了反噬。纽约布法罗市的枪击案闹得沸沸扬扬,年仅18周岁的嫌疑人佩顿·金德伦,闯入非裔社区的一家超市疯狂扫射50枪,导致至少10人死亡,3人受伤。

美国政府及主流媒体给出的说法是,金德伦是一名狂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对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2019年在新西兰清真寺杀死51条人命的布伦顿·塔兰特,是他的偶像。

在舆论的渲染下,金德伦被认为是懂王的铁杆粉丝,又转移到政治斗争上了。除了三流小报《纽约邮报》指出,金德伦可能与亚速营有潜在联系外,其他媒体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装傻。

顺着这条线索,有网友扒出,金德伦杀人时穿的防弹背心,有一个类似亚速营的标志,巧合的是,激发他行凶杀人的塔兰特也佩戴过这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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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毫无关联的偶然,其实都是特定时代下的必然。二战时极端主义在德国盛行,是因为新兴帝国崛起遭受老牌帝国压制,一战战败后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

危机持续出现,意味着原有的统治手段不足以控制局面,需要在维持既得利益者优势的前提下,换一个政府班子解决危机。

解决危机最重要的,是国民一心共渡难关。显然,团结人心不是资本家擅长的,他们只会制造矛盾,激发各个群体内斗,避免底层民众联合起来围剿金字塔尖的少数人。

极端主义者倒是很有一套,他们的办法是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出本民族的优越性,将矛盾焦点转移到外族人身上。于是,有钱无势的犹太人成了德国的“全民公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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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一小部分,光是剥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旧秩序发起挑战,进行军事扩张,继续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

因此,极端主义的核心就是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冲突爆发。二战结束后,极端主义的余毒并没有完全肃清,一旦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再次爆发,无法通过常规手段来解决,极端分子就会再次出来为祸人间。

俄乌冲突只是极端势力抬头的导火索,内因是在不断叠加的。从大环境来说,全球化帮助十几亿人摆脱贫困,但同时也制造了新的矛盾: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和发达国家剥削者的矛盾,以及发达国家内部被抛弃的工人阶级和精英阶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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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数百万中东、北非难民涌入欧洲,进一步剥夺了发达国家底层民众的工作机会,激化阶级矛盾。而极端势力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时代的落伍者团结在周围,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新冠疫情爆发,更是扯下了资本主义最后一块遮羞布,“涓滴效应”不再有效,超级富豪手里的蛋糕更多了,底层民众别说喝汤,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国内矛盾和经济压力的积累,让美国统治阶层不得不对外转移矛盾,重新唤起西方国家对于冷战的回忆,挑起俄乌战火,利用极端民族势力消耗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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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是逐步恶化的,1914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费迪南大公,当时没有人认为是一战开始的标志,就连茨威格都说,奥地利人本来就不喜欢这个野心勃勃的大公,没有人同情他的死亡。然而,仅过了一个月,奥匈帝国就对塞尔维亚宣战了。

同样的道理,从对俄制裁和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开始,美国和北约就已经下场了。正如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斯特尼·霍耶所说,“我们正处于战争中”。

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科技文化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国际机构和军事联盟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