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纷纷退出世界大学排名，就是因为玩不起吗？|世界大学排名|北大|大学|大学排名|大学排行榜

教育一直是社会中的热点话题，而大学排名也成为应届生报考院校、人才市场招聘员工的重要参考因素。然而最近，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兰州大学等高校却反“排名热”而行之，宣布退出世界排名并不再向国际排名机构提交任何有关学校的数据，消息一经发布便引来了热议与分析。

对于大学排名，相信很多大学都是又爱又恨。形形色色的排名标准犹如万花筒，稍一晃动，马上变出新的花样，是很有娱乐性；可看着大学也像商品一样被炒卖，心里又觉得不是滋味。不同的排名，提供了自由解说的无限空间，人们不妨各取所需；但反过来，总有让我们感觉很尴尬的时候。

打开微博、知乎等社交平台就会发现，“如何看待高校退出排名”的热度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来自社会各方的解读也成为网友们附和或吐槽的核心焦点。

有些网友认为，人大、南大等老牌985高校的实力有目共睹，但反观今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人民大学竟只排在601位，在其他诸如U.S.News、QS等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成绩也都是500名开外，甚至落后于一些“双非”或“四非”大学。与其参与到不准确客观的排名中，倒不如直接放弃这条赛道，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除了对排名公正与否表示质疑，还有网友对排名背后的学术话语权问题进行反思：不得不承认，目前全球学术话语权仍然被西方掌握，排名评价标准中单就科研成果就对国内高校相对不利，因为那些鼎鼎大名的核心期刊往往都处于西方学术阵营，很多时候辛辛苦苦做出的研究成果却要抱上国外大牛的大腿才能发表。基于这种情况，是否还要遵照西方国家的评价标准就值得商榷了。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将话题进一步延伸，“排名”本身就成了质疑的对象：退出了世界大学排名，国内的排名便可靠真实了吗？为什么一定要靠排名来展示一所大学的实力呢？综合类大学和理工科类、医科等专业院校能在同一标准下被衡量吗？

实际上，大学排名的背后涉及学科建设、教育评价体系、教育理念等多方面话题，而这些问题汇聚在一起，指向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教育之路，应走向何方？当我们提倡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应以什么为标准？

对于这些问题，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早在十年前便开始了深入思考，今天，就让我们通过《大学何为》这本书，走进知名学者的思想世界，深入教育的本质，或许能为学子提供新的启发。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目前中国的大学排名，主要有三类：一、民间的排名，比如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的排名；二、教育部的排名，比如一级学科排名等；三、外国媒介，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

大学排行榜好不好，取决于评价标准的设计、获得数据的方式，也取决于具体操作时是否严谨。教育部做一级学科排名，要求各大学填表，这些相较之下认真客观的方式却也引来了颇多非议：排名根据各大学填报的表格，可谁来核实这些数据呢？这么说来，填表的技术和表格的设计都变得相当关键。

比如，科研经费和学术声誉，二者各自所占比例的大小就对学校的排名影响很大，注重前者还是注重后者，决定了北大、清华哪个在前。按国内的大排名（即不考虑理工院校和综合大学的区别），清华在北大之上；但如果在国外，北大在清华之上。这其实是评价标准设计的问题。

在大学评价指标里，还有一项是学术声誉。所谓的学术声誉，也就是学界以及社会对于这所大学的认可程度，不靠统计，凭印象、直觉和口碑来下判断。相对来说，外国人更看重学术声誉，而中国人则更相信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堂而皇之拿出来的数字。于是，差异就产生了——

如在2004年《泰晤士报》颁布的大学排名中，北大名列第十七位，引来喝彩无数，但深究背后的原因则显得有些微妙。该大学排名一共有五项标准，分别是国际教师比例、国际学生比例、教师与学生比例、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和学术声誉，其中，北大在前四项的排名都相对一般，而在学术声誉上则加分颇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带给世界的整体印象，而非大学本身的声望。中国在崛起，而且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

《泰晤士报》2022年大学排名

大学排名引发热议的背后，是新媒体时代下公众对大学日益提高的关注度，而这种关注，最终落实在媒体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上。

从五月底便开始预热的高考构成了这场新媒体时代大学盛宴的前奏，从微博、抖音到微信公众号等各大平台争相发起了加油帖；

到了至关重要的日子，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上了热搜；

紧接着，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将这场新媒体的狂欢推向高潮，有人欢天喜地，有人唉声叹气，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

再接下来，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高考状元有无奖励、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新生还没入学，“故事”已经讲了一大堆。

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外在原因有四：其一，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学术发展、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其二，由于连年扩招，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大学的是是非非，牵涉到千家万户。其三，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他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最后，各大学官方账号介入传媒并以拟人化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高校揭开了昔日的神秘面纱，加上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其中的佼佼者也有不少坚定的“粉丝”，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可以说，大学与公众之间的距离正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而不断拉近，而各大新媒体平台本身也成为大学宣传的一个重要途径。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第一，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第二，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中国大学也在转型；第三，正因为有问题，在转型，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

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需要冲刺，而且还不一定成功，在传媒日益发达的当代，我们更要对此保持警惕：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

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其关注大学，自有理由；然而大学也必须有自己的立场、目光与襟怀，才能推动教育走得更远。

教育不必事事向“西”看齐

除了在排名上要与国际接轨之外，近年来，各大高校中还出现了不少外籍教师的面孔，许多学校也不约而同地推出了颇有海外氛围的课程，无论你是留学生还是本土学生，课堂中全程都要讲英语，虽然这项措施的确锻炼了人的表达和思维能力，但也有不少同学表示不堪重负：为什么身在中国的课堂还要讲外语？

虽说中国高校“国际化浓度过高”一事始终都存在不小的争议，但究其现象本身的原因，主持者最初很可能基于这么一种良好的愿望：无论教师还是同学，应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可当这样的愿景落实在现实生活、学习中就会发现，从大学课堂到线下讲座，名家们所开书目，绝大部分是外国人的著述（中译本）。这可真应了鲁迅早年的激愤之辞：“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念及此，既感叹今日中国人之视野开阔，再也不会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又有点担心，与原本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五四那代人不同，今人之不读中国书，将如何接地气、续血脉，重建中国文化。名家如此，大众也不例外。

研究生们挂在嘴边的，除了众多如雷贯耳的西哲，再有就是海外汉学家。孔孟的书有人读，《红楼梦》及鲁迅也常被引证，至于当代学者的相关著述，对不起，没时间看；即使看了，也不屑于引用。当代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全都孤身一人，背靠长城，凝视远方，与海外学界对话。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及文化界，与百年前相反，长于“开眼看世界”，短于“低头思故乡”。

我们为什么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说的是师生的自我修养与表率作用：“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大学之反哺于社会，不仅仅是人才与技术，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这只是从人文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普遍意义。实际上，作为专业设置，文、理、法、医、工、农等各有其独立性，评价标准不一；但作为整体的大学形象，是人文（或社科），而不是科学（或技术）。这不仅仅指“教育”的学科定位，更包括“办教育”这一行为本身所蕴含的文化理念。

大学不只需要SCI或诺贝尔奖，更需要信念、精神以及历史承担。在一般人看来，后者有点虚幻，不像前者那么言之凿凿，可这种“草色遥看近却无”，正是古人所谓“教化”的微妙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读书回归大学教育之本

从高中到大学，读书似乎永远都不只是兴趣那么简单，而是涉及一系列关乎人生的重要选择，在高中时，绝大部分学生都面临选文选理的问题，而“文科生不好找工作”的刻板印象也已经深入大众心中，有不少文理兼修的同学处于未来就业的考虑毅然投向理科的怀抱；进入大学，又要面临选择何种专业这一更纠结的话题，经济前景同样是被纳入考虑范围内的重要因素。

于是，讲机会，讲效率，讲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时尚。当人们说起“读书”，便要先算算投入与产出之比看是否值得，这无疑是现实的；但此刻不妨让我们放下这些顾虑，展开一场关于真正的大学教育的遐想，回归一种作为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状态的“读书”。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读书与职业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都变成纯粹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太过可惜。或许，理想的状态是，不只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

读书必须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种可能性：好读书，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读书；好读书，且求甚解——那是学者读书；不读书，好求甚解——这叫豪杰读书。

作为在大学读书求知的学生，我们都对徜徉恣肆的学习生活抱有期待和想象，然而，自由发挥、随意曲解，虽说别具一格，却不是“读书”的正路。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必须跟下面一句连起来，才有意义：“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关注的是心境。

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如何解说？为自家功名读书，为父母期待读书，或者为祖国富强而读书，都有点令人担忧。为读书而读书，或许才是真爱书、真爱读书；读书这一行为自身，就有意义，不待“黄金屋”或“颜如玉”来当药引。将读书作为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或者像龚自珍自嘲的那样“著书都为稻粱谋”，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考试？何必拿学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当然，如此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读书”，是一种理想境界，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