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浚《与祖国同行》连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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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 老师 我要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海,家庭是人们一生一世离不开的港湾。 我的家庭如同昆明的气候一样,具有春天的清风惠畅,夏天的丰沛雨量,秋天的凉爽丝意,冬天的和煦温暖。春风轻拂着我的躯体,夏雨浇灌着我的脾肺,秋气浸透着我的骨骼,冬日温暖着我的心扉,使我从一个幼小的嫩芽,成长为一棵能够经受各种狂风暴雨考验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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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与年少的儿女照相

在我的眼中,父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是刘氏宗族的功臣。

我的祖上生活在云南曲靖。曾祖父不知是什么原因,过继给杨氏家族,所以我的祖父叫杨宝斋。按照中国传统,到我父亲这一辈必须归宗还姓,可是我的姑姑、孃孃还被别人叫为杨姓。我父亲认为这不符合三代认祖归宗的礼教,力主我的姑姑、孃孃回归姓刘。

我父亲的上辈是善良勤劳的城市居民,在曲靖北门街经营着一个不起眼的小杂货店。我的祖母除了操持家务外,还要自己染布在小店里出售。我的祖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非常忠于职守,无论有没有人来光顾,都端坐在店里,随时准备迎接客人。每到赶街天,他都要在小店前面,放上几个凳子,准备一些凉水,让乡下来赶街的农民歇歇脚,解解渴。在祖父母的辛勤经营下,全家能够勉强维持生计。

我的父亲 不甘心像上辈那样,平庸无趣地生活一辈子,从小就勤奋读书,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云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曲靖县当上一名小学老师。这在当地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了。但是我的父亲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等待更好的深造机会,迈向更好的生活。1931年的一天,他得知云南军医大学招收新生,就徒步走了6天,到昆明报名参考。在众多的考生当中,他的名字如愿以偿地出现在被录取名单中。

这个军医大学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医科大学,它在医学界的地位,应该与云南讲武堂在军届的地位不相上下。教员基本上是从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请来的外籍人员,教学仪器是最好的,学校管理严格,教学质量较高。我父亲在同学中年纪偏大,学习非常刻苦,星期天很少上街,休息时间还抓紧学习。他为人忠厚,学习又好,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

1935年,他大学毕业,按惯例须在军队服务一段时间。两年后,他转业到地方行医。1938年,云南省云州县(今云县)发生恶性疟疾大流行。因病致死的人不知其数,不少人离乡背井逃离县城。整个城关镇十室九空,几乎成为空城。当局先前派去的抗疟队没有控制住疫情,又派我父亲当队长到云州继续抗疟。在我父亲与全队人员的努力下,云州的疟疾终于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到外地躲避疟疾的人,陆陆续续地返回家园。云州得救了,恢复了昔日的生气。云州商会会长的女儿 王淑媛 ,被我父亲治疗好后,为了表达再造之恩,拜我父亲为干爹。当地乡绅则赠送我父亲一块雕刻有“云邑救星”的匾额。县里恳请我父亲继续留下,组建云州县卫生院。这样,我父亲就成了云州卫生院的第一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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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临沧军分区任政委时的工作留影

50多年后,我有幸到临沧军分区任政委,同时担任临沧地委委员。我到云县检查工作时,向县里领导讲述了我父母当年在云县抗疟的事情。在场的马付县长曾主持编纂《云县县志》,说我父亲的这段事迹在县志上有记载,并送了我一本县志。

父亲回到昆明后,为了让家人过上殷实的日子,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地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参与了筹建昆明市传染病医院的工作。当时的卫生局局长颜义泉邀约我父亲,与他一道为医院选址,最后确定在吴井桥,也就是现在第三人民医院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原是私人生生农场和云南起义将领安恩溥捐赠给国家的私人别墅。两处占地面积约50亩。从修建病房,盖职工宿舍,到建立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我父亲都亲力亲为,我父亲是昆明市传染病院的创建者之一。 昆明市传染病院的成立,结束了云南没有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昆明地区先后发生脑膜炎流行,小儿麻痹流行,猩红热流行,肝炎流行,他都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第一线。为此,他被评为昆明市劳动模范。在他的一生中,不知挽救了多少奄奄一息的生命。 有一次,我陪他上街,迎面走来一位带着10多岁小孩的中年妇女,这位中年妇女携小孩走到我和父亲面前,叫小孩向我父亲下跪,口中说道:“赶快感谢老主任,他是你的 救命恩人 ,你这条命是老主任捡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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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刘振纲

我父亲在昆明市传染病医院工作的30年生涯中,刻板地过着从病房到住房,又从住房到病房,“两点一线”式的生活。回到家中则是清茶一杯,坐在他专属的椅子上,边看业务书籍,边品茗香茶。他的心中,除了病人还是病人。特别是对危重病人,更是时时挂在心上。危重病人不脱离危险,他不会离开。有时晚上临睡觉前,还要到病房看上一眼才放心。对于从农村来的病人,他会掏钱为他们买营养品,给他们粮票买饭吃。他从来不收取病人的礼品,从病房到我们家要经过一片果林,有一个病人家属诚心诚意地要感谢他,便蹲在果树下面,耐心地等待他回家,为的是想送他一点礼物,表示一下心意,结果被父亲拒绝了。父亲的大多数人生,是在与各种烈性传染病作斗争中渡过的。在我的心中,父亲是病人生命的守护者,直到他74岁高龄的时候,才被批准退休。报纸上曾刊登过一篇颂扬他的文章,称他是云南传染病防治的先驱。《云南科技志》等书籍中,都对他进行过介绍。

父亲是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他的正名叫刘振纲,字植三。意思就是要在自己的身上,培植忠君爱国,孝敬父母,承担家庭重担的“三纲”精神。他安然自得地做一个无党无派的医务工作者。在他的兄弟姐妹中,他最崇敬的人是我的姑妈王刘氏。原因是在我祖母病危时,需要一块人身上的肉做药引子,姑妈王刘氏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臀部上的一块肉割下来,用在祖母的中药里。在父亲的眼中,孝道是为人之子的本分。他曾对我说,他听到我祖母去世的消息后,正在昆明读书,不能回家送葬,内心十分悲痛。只有站在高处,遥望远方的家乡,含着泪水对祖母深情哀思。没有回家为自己的母亲送葬,这是他一生中最内疚的事情。

我人生中也有一件愧对父亲,没有尽到为人之子守父送终的隐痛。1989年8月8日,父亲躺在昆华医院干部科的病床上,几经抢救,病情稍有稳定。我在云南省军区开完会,到病房看望了他,见他虽然仍处于昏迷之中,但脸色红润。我想他的大限尚未来到,就离开他前往部队,准备传达完会议精神,再回昆明陪伴他。汽车离开昆明往蒙自方向前进的路上,我呵欠不断,全身无力,十分疲惫。 下午五时许,回到部队,刚一下车,李正贤政委就迎上来说:“老刘,赶快调转车头回昆明。你刚离开医院,你父亲就去世了。” 虽然对父亲的逝世我已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父亲驾鹤西去的消息,心里仍然免不了一阵阵剧痛。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向李政委汇报了我的想法。我说:“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明天上午开完会后,我再请假回昆明处理我父亲的后事。”李政委当时就拍板,按我的意见行事。

当天晚上,我连夜准备汇报材料,直到深夜才休息。第二天传达完会议精神,我立即乘车回昆明,回到昆明家中便生病不起,躺在床上了,经过两天的治疗,病情才有所好转。父亲的丧事办得还可以,老红军颜义泉也来送他最后的一程,他的老朋友林景泰为他献上了墨宝,宣纸上书写着“福寿康宁”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我想这是对他好人得好报的赞誉。

父亲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叫孙育兰,是曲靖当地一个殷实人家的小姐,生了我大哥刘智斌和二哥刘智敏(参加革命后改名叫刘汉),是我的大妈。她是一位忍辱负重,识大体,顾大局的女性。父亲与第二个妻子结婚后,她就单独生活了。后来,她帮二哥刘汉带大了所有的孩子。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叫姚国萱,出生在巍山县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经济拮据的家道,迫使她从小就得帮着做家务事。她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卫校,学习护理。毕业后分配到云州,参与扑灭疟疾大流行的工作,是我父亲抗疟队的一个护士。她伴随我父亲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直至去世。她是我的生母,先后生了我和一个姐姐、二个弟弟。父亲使我们这个家庭枝繁叶茂,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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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现在,我们这个家族已经发展到第五代,40多人,出了3个厅局级干部,若干个县处级干部,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还有的经商和在国外工作。各个小家庭的生活都过得不错,每年中秋和春节,家族中的亲人都要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增进亲情,缅怀先辈,畅谈家风,使我们这个家族更加开枝散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

母亲是我们这个家庭的内当家。她能干勤劳,敢于担当,不论碰到什么事情,总是沉着不慌。大小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家中的一切事务都要她操心。解放以前,她除了管家,照顾孩子外,还要帮助父亲打理诊所,给病人打针。有一段时间,她还在宝华医院工作和南警中学当校医。家里的开支都由她管理,她能把生活安排得全面周到。特别是在香油巷租别人房屋居住的时候,生活不能差,应酬不能少,衣着不能土,要能够融入周围的环境,否则就会被别人看不起。同时,还要不断地攒钱,盖房子。辛苦之处自不必说。我常听她说,当家人责任重大,“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要穷”。

新中国成立以后,急需医务工作人员,她响应国家号召,重新参加工作,一直与我父亲在一个单位做事。这对于照顾家庭是个好事,可是对她的发展却不是好事。她是医院里技术最好的护士之一,难度较大的操作往往要她承担;她1930年代就从事医务工作,在单位上资质最深,可是每次有什么好事,都因她是父亲的妻子而沾不上边。比如按比例晋级涨工资,每次张榜公布都有她的名字,她都该有份。这时,领导就会出来做她的工作,说你爱人工资高,你们家不缺这点钱,把名额让给别人吧。领导已经这样说了,我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接受领导的意见,主动表态退出工资晋级,这样的事情不止―次。

下班以后,母亲要操持一家人的饭菜。那个年代,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所以,做家务事时动作必须快,否则就会迟到。学习是不能迟到的,如果给领导造成学习不积极的印象,那可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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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与重孙唐昊辰

父亲在家里是油瓶倒了都不会扶起来的人,家务劳动全靠母亲一个人承担。吃完饭后,母亲要收拾清洗碗筷,打扫卫生。平时还要负责一家人的缝补浆洗。那时没有洗衣机,全都要用手工搓揉,每星期都要洗涤几大盆。父亲从来不过问我们的学习,从来没有打过我们和骂过我们,教育子女的责任,全部落在母亲的身上。

母亲对我们是严格的,我们家孩子的衣服,往往是大的穿了再让小的穿。常听母亲念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知这话是说给她自己听的,还是说给我们听的,在我的头脑里,已经有了小孩子穿补丁衣服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大学毕业到双江学生连时,我还穿过补丁衣服,也不觉得寒酸。

对于我们身上的缺点,母亲从不护短。我上初中二年级时的一个夜晚,母亲在打扫卫生,而我却在另一间房子里拉小提琴。母亲几次叫我放下乐器帮她做事,我都没有理会,结果遭到母亲的责怪。我一气之下把小提琴摔了。第二天,母亲就到学校向老师反映这件事。老师找我谈话,批评了我的错误,规定我以后要帮母亲分担家务,自己的衣服自己洗。从那时起到现在,我的衣服基本上是我自己洗。母亲打过我们,罚我们跪过搓板。在母亲用鸡毛掸子打我们的时候,父亲总是呵护我们,不让母亲打。 这时,母亲就会抱怨:“别人家是严父慈母,而我们家是严母慈父。”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母亲的鞭笞是为了让儿女成才。打在儿女的身上,疼在母亲的心上。母亲鞭打儿女时,儿女身上受的只是皮肉之苦,母亲遭受的则是心头的煎熬。其实,母亲是爱我们的。我们姐弟几个,不论是谁的生日,母亲都要单独带着上街,进一次饭馆,拍一张生日照,买一样生日礼物。在困难时期,母亲拿出了家中的积蓄,向有海外关系的人购买侨汇卷,到特供商店换取营养食品,购买高价饭、高价点心给我们吃。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们家姐弟中,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母亲长期没日没夜的超负荷操劳,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过早地患上心脏病,身体经常浮肿。正是由于她对家庭的全力付出,父亲才能够全心全意的工作,在医生这个职业上有所作为,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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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二哥刘汉在北京留影(1982年)

大哥刘智斌是我们这辈人中的主心骨。在传播家风中,起着承先启后,发扬光大的积极作用。他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的人生。小时候大哥就领着我玩,教我唱歌跳舞,带我理发,买东西给我吃。他天性乐观豁达,敦厚孝悌,追求真理。在干部中,他算是年轻、能干,有文化,懂技术的人才了。他二十三四岁就是县处级干部。他负责修建的个(旧)金(平)公路,是一条通往越南的战备公路。我们支援越南抗法抗美的武器弹药物资,有不少是从这里运送出去的。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第一条水泥跑道,是他领导的第二公路工程处在1958年修建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巫家坝机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条跑道的建成,结束了巫家坝机场不能起降大型客机的历史。尤其是他担任云南科委常务副主任期间(主任是云南省副省长马文东兼任),参与了云南科技发展中许多重大事项的决策,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我在昆明军区工作时,参谋长李文清对我说:“你大哥刘智斌年轻,有文化,有能力。”大哥忠诚于党的事业,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做出成绩。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大哥也是我们的楷模。他对我们这个家庭所做出的贡献无人可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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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们在一起

我的大弟刘智聪,天资慧颖,个性倔强,小候时有一阶段逆反心理较强。有时离家出走,父母对他无计可施,就让大哥对他进行帮助。大哥在学习上关心他,生活上照顾他,心理上抚慰他,使他克服了逆反心理,一路发展顺利,最后成为昆明市计算机中心的领导,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我上高中时,学校开家长座谈会,每次都是大哥代表父母参加。学校对此很满意,我脸上也感到荣光,促使我更加努力学习。大哥对父母恭谦孝敬,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他曾带着年迈的父亲一起去疗养,每天晩上为父亲洗脸洗脚,父亲十分高兴。在他的带动下,二哥刘汉也把父亲接到家中尽孝,我则把父亲接到部队上,让他享受天伦之乐。大哥90岁高龄时,还带领我们兄弟乘高铁回曲靖老家为祖父上坟。其拳拳赤子之心,日月可鉴。在大哥的带领下,我们这个家庭尊老爱幼,互相帮助,和睦融融。我早过天命之年,向着耄耋之年靠近。回首家庭对我的耳闻目染,父母兄长忠孝仁爱、勤学尽职、敢于担当、不断进取的高尚品德和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家风,无形中对我潜移默化,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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