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为时越来越短的微博、短评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媒体事件,很快会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知识分子道德选择、良心勇气的问题,还会一直被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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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不沉默是怎样一种道德义务?

在一个知识分子还多少能够起到一点批判作用的社会里,他们对公共事务保持沉默,并不证明是他们是在行使自己的正当公民权利,而是显示他们未尽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尽管不尽责并不违法,但却仍然是一种失德行为。

这就像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见死不救、袖手旁观一样。虽然法律并不禁止,但却并不被普遍接受为道德上应该许可之事。把沉默说成是不作声的权利和自由选择,就像把袖手旁观说成是不动手的权利和自由选择一样,是在曲解自由和权利,也是一种伪善。

知识分子的社会道德责任,也被视为他们的“义务”或“良心”。康德把人的义务分成两种:“完全义务”(perfect duties)和“不完全义务”(imperfect duties)

完全义务,主要就是“遵纪守法”。例如,所有人有不偷盗、不杀人的完全义务,因为“鼓励偷盗、杀人”的规则,不能成为普遍法则施行于群体之中。如果所有人做一件事,会在逻辑上或实行中引发冲突,那么这件事就不能去做。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恪守这些完全义务,还不能真正算是有良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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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做一件事,奉行的

是一个他希望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虽然他不强迫别人也这么做,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也这么做),那么他所尽的便是不完全义务。

不完全义务,主要是个人道德。例如,虽然别人不助人,他却可以助人;虽然别人明哲保身,他却可以见义勇为。一个人的道德高下,主要就是从“能否尽不完全义务”“尽哪些不完全义务”中比较和区别出来的。

作为一个人,不完全义务感越强,就越应该有所道德担当。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身为一个知识分子,通常比普通人更清醒地知道,实事求是、揭示真实、公正待人应该是普遍善行的原则。

当你看到别人被罗织罪名,被不公正地对待,你就会为他们鸣不平。你能够站出来为他们喊冤,以行动证明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含冤者漠不关心,甚至落井下石的社会里,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所以是不完全义务。这个义务对你产生的约束力,是良心的作用。你的良心是你个人的,但也是你在一个小范围里联系他人的方式,其他有良心的人会赞同你、尊重你、爱护你。

正义和良心行为经常招致祸端,大多数人不能坚持良心,选择了沉默。正因为如此,环境也就变得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知识分子的沉默问题——逃避道德责任,游离于公共事务和社会正义之外(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身份,首先应该具备的是“人之为人的义务”。批判知识分子的道德冷漠,并不是在干涉他们的“个人权利”,或是强迫他们去承担自己无须担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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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知识分子的沉默为什么更恶劣?

为知识分子的道德沉默辩护,就像为民众的政治冷漠辩护一样,不能以个人权利来泛泛而论。因为不同情况下的“沉默”和“冷漠”看似为相同的行为,实质上是有不同内涵的。

就拿人冷漠来说,它指的是没有或缺乏公民参与行为——冷漠的民众不关心公共事务,也不关心普遍权利。然而,这只是表象。

有的人本来就只关心自家的事、眼前的事,将公共的事情全然抛到脑后。这是一种公德缺失导致的冷漠。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就是这种冷漠。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制度结构性的冷漠,许多人本来是有公共参与意愿的,但却被强制地剥夺了参与权利。这种剥夺可以是显性的制度(例如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不对人们开放),也可以是隐性的(例如机会的开放完全沦为摆设)。

公德缺失的冷漠,比制度结构的冷漠更容易导致犬儒主义。有些人明明是因为自私自利不关心也不参与公共事务,但却善于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用制度结构的限制来为自己的不参与制造借口。

他们不但自己不参与,而且还自视优越,觉得在见识上高人一等,看不起积极参与的人。他们嘲笑参与者天真幼稚,预言任何参与者必定只能是徒劳无功的愚蠢行为。这样的犬儒主义对社会是一种极大的毒害。

与民众的冷漠一样,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保持沉默,同样也包含了不同的情况,也可能隐藏着自视优越的犬儒主义。

知识分子沉默,有的是因为从来就不关心别人的事情,早已养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处世方式。有的是想发声但被噤声。还有的则是想发声但惧怕发声带来的麻烦和惩罚,因此不得不闭上嘴巴,明哲保身。后面两种是制度性的沉默。

知识分子的利己主义沉默,也很容易变成犬儒主义,它经常会把自己打扮成迫不得已的制度性沉默。更经常的是把自己标榜为“独善其身”的生活哲学,自命清高,孤芳自赏,明明不敢发声,但却偏偏还装作高人一等,不屑多管闲事的样子。而那些敢于发声或竭力发声的人们,反倒像是“不入清流”的庸俗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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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知识分子的沉默简单归结为纯粹个人性质的“说话或不说话”的选择权利,其先在的假设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能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并且他们是可以为自己的选择充分负责的自由主体。

某一个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文化人个体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某一个人的褒贬。

03.

打破沉默,先从讨论沉默开始

讨论沉默,而不是对沉默保持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公民觉悟的进步,而不是像有些指责者所说的“逼迫别人说话”或“道德绑架”。

美国社会学家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里把对公共事务的沉默称为“政治性沉默”,这是一种与社交礼仪中寡言少语不同的沉默。

政治沉默中有世故与禁忌之别,但这二者间的界限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泾渭分明。这样的沉默中经常包含着对沉默的沉默,形成一种“超级沉默”(meta-silence)

对超级沉默保持警惕,并有意识地打破这种沉默,这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就像区分发声与沉默一样,区分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是否负责任,也是从两个极端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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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已故的思想家托尼·朱特认为,知识分子为暴力统治曲意辩护,就是“不负责任”,而坚持抵抗和独立批判才是“负责任”。但在现实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其实都处于中间地带。在这一大片模糊的中间地带里,存在着不同程度上容忍现状的“沉默的大多数”。

当前讨论的某文化名人,是否也在这个大多数里呢?沉默者的沉默是统治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权利。看清这一点,与这一个案或是对某一个人的褒贬,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不沉默?朱特在《思虑20世纪》一书中展示了一些案例,其中一个叫“假戏真做”——知识分子以为或假装可以和权力认真地对话,可以严肃地讨论“法律至少不该是虚伪的”……于是,权力使这些话题变成了一种“操作性”语言。

因此,今天我们讨论“权利”“勇气”“良心”“犬儒主义”“拒绝沉默”“知识分子责任”等问题,其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对某一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个人是否真的有勇气?是否运用了什么巧妙、高雅的方式来表现勇气?这些针对具体人猜测和想象,远不如讨论“沉默”重要。

1894年,法国一名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遭革职并处终身流放。左拉写了为此写下《我控诉》,引发了法国知识分子中“反德雷福斯派”和“挺德雷福斯派”的争论。但是,也有像巴雷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案件本身并不太感兴趣,关注的却是背后公共文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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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兴趣和评论聚焦在为时越来越短的微博、短评上。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只是一个媒体事件,很快会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知识分子道德选择、良心勇气的问题,还会一直被持续下去。

文字 | 选自《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第三章,徐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编辑 | 阿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