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家庭要用煤气，本来是件小事。市建委负责人当时就曾提出可以先批个液化气供他家用，而倪天增婉谢了，他说：“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在用煤炉，我怎能用液化气。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倪天增夫人有一次去市郊出差，遇上卖大闸蟹的，价钱比市区便宜许多。不少同行者都买上几只，带回家全家尝尝鲜。后来有人发现她没买，就轻声问：“为啥不买点？”她回答说，“吃不起”。副市长家连蟹也吃不起？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可知道倪天增个人收入，这是不难明白的。他当了副市长，连所有的津贴加在一起，月收入仅有250元。
1992年6月11日13点，从北京起飞的5144航班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的夫人郑礼贞望着骨灰盒，低声呼唤，满目泪水，缓步走出机舱舷门。“倪天增同志死得太突然了！”那天，前往迎接亡灵的吴邦国同志，以及倪天增生前的同事们，此时此刻无不感到茫然。副部长级的中共干部在任职期间，按规定，都得到中央党校学习。当时，倪天增任上海市副市长已9年多了，却一直不能如愿前往——每次即将动身，就被换了下来。
这位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实在太忙了，一年365天，天天都是工作日，自上任以来只休息过3次，都是因病住院。这年，组织上满足了他希望在任职十年期满前，有一次学习机会的请求，才安排他在2月份去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满了，原定6月13日返沪，飞机票已订好了。6月7日，是他在京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本来这天他安排去亲戚家辞行，谁料想突发心肌梗塞，猝然去世。
他曾是上海最年轻的副市长。倪天增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在华东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他曾是上海设计院中最年轻的副总建筑师，他也曾是上海各设计院中最年轻的副院长。1983年，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又是上海市历届政府中最年轻的副市长，第一次上任，年才45岁。第一届任职期满，参加第二届副市长差额选举时，他的得票数最高。当年，上海老百姓对他印象良好，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亲民形象”——上海的一个副市长，长期以来，过的却完全是平民的生活，这在20多年后的今天，让人不可想象。读了当年解放日报的这段文字，绝对相信会有人认为，这是在说“天方夜谭”。
倪天增原先住在南市区老城厢一间平房里，没有卫生设备，没有煤气。在他当副市长的2年多时间里，妻子、女儿、儿子也依然挤在这间平房里。副市长的家和左邻右舍一样，要倒马桶，要买煤饼、要生煤炉。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台为工作需要而装的电话机，可是没有适当的地方安置，只得放在五斗橱上。当年，有记者找到倪天增家采访，没有想到副市长会住在连采访车都开不进的弄堂里；有一次市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他汇报工作，还遇上他在给煤炉加煤饼，看着副市长弄煤球炉的熟练动作，他许久说不出话来。
倪天增是主管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副市长，煤气、液化气也全归他管。可谁会料到，管煤气、液化气的副市长，那时还用不上煤气，还依旧在家里生煤炉。每月买一次煤饼，每次都是他用扁担挑着回家，邻居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一介书生，费力地挑着煤饼担子的情景。倪天增一定要自己买，自己挑，为什么？为了了解煤饼供应和质量情况，作为一个清贫知识分子，要了解老百姓的难处。
儿子长大成人，要结婚了，婚房也落实了，他就是不让儿子办理进户手续。当时，倪天增是分管住房的副市长，有人劝他：“马上要房改了，方案一出台，分房要买债券的。你经济也不宽裕，早点让儿子办手续吧。”倪天增说：“我是分管住房的副市长，是市房改领导小组组长。上海要房改，我家就得参加。我就是知道出台方案中分房要买债券，所以不让儿子现在办手续。”结果，房改方案拖了一年才出台，他让儿子买了债券，为此，儿子的婚期也耽搁了一年。 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还在家生煤球炉，用不上煤气；分管住房的时候，又不让儿子享受“内部消息”的福利；副市长的太太，连吃顿大闸蟹，也买不起。恐怕至今，依然会有上海人在回忆起倪天增的时候，会说他“戆”，但是，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的，嘴巴上说“戆”，心里却是由衷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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