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犯赖昌星的双面人生:给受贿官员吃鲍鱼,自己躲办公室吃粥

2022-01-25 09:55:18 苏文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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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一辈福建晋江人心中,赖昌星是个不愿提起的名字,他凭借一己之力,白手起家,从农村小混混成长为商界大亨,在晋江乃至整个厦门叱咤风云;但与此同时,他又凭一己之力,制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走私案,涉案金额高达530亿,为了走私,贿赂了小半个厦门海关,其行贿手段之巧妙,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咋舌。

在赖昌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有一个词始终萦绕身旁:双面性。他一方面有着吃苦耐劳的品质,肯吃苦,不抱怨,乐观积极,赚了钱知道回馈家乡,给人一种“大好人”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忌惮地行贿官员,称“我不怕领导干部官有多大,就怕他没爱好”,被通缉后仍然不知悔改,不认错,让人痛恨至极。

赖昌星究竟如何走上这种极端矛盾的双面人生。恐怕得从他的童年开始说起。

赖昌星

福建晋江

赖昌星1958年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青阳镇烧厝村,家里兄弟姐妹有8个,赖昌星排第七,小时候家里穷得很,十几口人挤在三间小屋里,贫穷是赖昌星童年绕不开的标签。因为穷,赖昌星直到9岁才上学堂,结果没读几年就辍学了,开始在社会上打拼,自谋职业。

不过赖昌星身上有一点好的是,他虽然穷,个子也不高,相貌平平,没什么文化,但性格却很好,吃得开,能说会道,有人曾评价:“他矮胖矮胖的,有力气,每次都能挖很多,而且人缘好,讲义气,看见跟他一起去的孩子捡得少,会主动把自己挖到的地瓜分给别人。”

不仅如此,赖昌星头脑也很好,能轻松记住300多个电话号码,小学的时候就跟着村里几个孩子,倒卖油条、冰棒、水果等货物,都是他们从别人买来,然后再自己各处吆喝叫卖,赚个差价。

在赖昌星几个哥哥眼中,弟弟似乎非常想要赚钱,想做成什么大事儿。

赖昌星小学没读完便辍学,之后几乎什么都干过,种田、卖菜、挖水井、挖防空洞、捡破烂等等,基本都是脏活累活,好在他肯吃苦,又有人缘儿,因此都干得很不错,逐渐积累起了自己的小圈子。

16岁是赖昌星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开始自己创业了,他和几个青年每人拿300块钱,凑成1500块钱,办了个小作坊,就是帮别人加工机械小零件。

生意虽然不大,但赖昌星凭借非常不错的经济头脑,很快就将事业走上正轨,他自己购买了机床,然后自己出去跑业务,办成了一个小型的汽车修配厂,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

不过,这还不足以改变赖昌星的命运,真正让他尝到成功的滋味的是25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生产整台纺织机,当时全国做这个的没几家,赖昌星眼光很精准,他及时从机械维修厂抽身,转到了纺织加工上。

为了做成这个,他自己高价从江苏一个工人手上搞到图纸,然后又自己跑到无锡请师傅,从加工到生产到销售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一台纺织机做成后,卖出去大约7.5万元,但他的成本能控制在只有2.5万,相当于仅一台纺织机,就能赚5万块,而他当时生产了几百台,相当于一个纺织厂给他带来了上千万的利润。

所以赖昌星后来曾非常自豪地说,他根本不是因走私而发家,他早在移民香港的时候,就已经拥有几千万资产了。几千万资产,别说当时,哪怕是现在,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赖昌星,用富甲一方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赖昌星凭借纺织厂赚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后,从此迈上了新台阶,他利滚利,关系网越织越大,又连续开了印刷厂、雨伞厂、服装厂,总之什么赚钱就开什么,他不缺本钱,为的就是把摊子铺大。

客观来说,要是赖昌星后来倒卖芯片原油,干违法犯罪的事情,要是能走上正道的话,也许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实干家,但是,人生就怕一个“但是‘,赖昌星欲望膨胀后,便没有踩过刹车,他的人生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从晋江移民到香港,开始触碰法律的红线。

知名港商

赖昌星33岁通过一个关系户,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凭借庞大的资产,迅速购置了一座山庄,然后凭借敏锐的嗅觉,在香港房地产低潮期,大肆购置房地产,一两年就赚了一亿多。

不过香港终究不是赖昌星的归宿,他还是想回到福建,毕竟这里是他的家乡。36岁,他以知名港商的身份“荣归故里”,搭上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厦门先后成立了远华电子产品公司、远华集团。

赖昌星的不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当时国家还没有严格的走私法,他利用这种制度的漏洞,开始大规模走私芯片植物油原油汽车手表等等,什么俏他就走私什么,一来一回赚取巨额差价。

而在这中间,厦门海关扮演着关键角色。如果不是打通了厦门海关,赖昌星不可能那么如鱼得水。

比如赖昌星走私的时候常用一个法子,就是“假转口”。“转口”在国际贸易中,是指出口国货物运到中转国,再从中转国运到消费国。远华集团在实际操作中,把厦门海关做成中转地,但香烟等货物到了厦门海关就不会被运走了,运走的只是空集装箱或者其他货物。厦门海关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打通厦门海关,赖昌星的行贿手段之精明在现在也是令人咋舌的。

比如他很少直接贿赂高级领导, 一般都是打通基层的关键岗位人员,让这些小罗罗出面,而上级领导只需要对此当作没看见就好了,届时哪怕东窗事发也可以推脱说自己没发现,最多落个渎职罪。

比如赖昌星不直接给钱,而是以借钱付息的名义行贿,即他向别人借钱,然后付给别人20%的利息。

比如赖昌星会专门招聘许多官员的孩子到远华上班,通过这些亲属来远程遥控官员。

比如赖昌星在一些官员到自己的红楼玩乐的时候,他会用针孔摄像机,趁机录下许多淫色影像,事后再以此要挟,让深陷其中的官员越陷越深。

赖昌星似乎具有非常出众的“公关才能”,他以自己为核心,在厦门打造了一个庞大的走私帝国,很多人甘愿对他“俯首称臣”。赖昌星在外人面前,展现出一副非常崇高的道德形象。

比如在厦门红楼,这是赖昌星的重要基地,当外面的人都吃着鱼吃人参等山珍海味的时候,他常常只是在饭桌上露一面,陪着喝一杯,然后就回到办公室,吃着最简单的地瓜粥,抽着非常经济实惠的香烟;而红楼里的许多妙龄女子,他从不染指碰触。

比如在晋江赖昌星老家,很长时间一直保留着赖昌星捐资修建的公路,以及能容纳1500人的远华中学,昌星幼儿园,等等,赖昌星没出事前,在家乡的名声非常好,都说他致富不忘家乡人,带着兄弟姐妹,村里人一起办厂盖房子赚大钱。

一边是用尽各种手段贿赂政府官员,最著名的就是所谓“七子”——女子票子房子车子位子本子,展现出对法律的毫不畏惧;另一边是艰苦奋斗,慷慨解囊,扶危济困,展现出对自己极高的道德要求。这种极端的双面性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恐怕得跟他的成长有关。

赖昌星从小没有上过什么学,所有道理都是混迹社会时自己摸索的,而这种道理简单说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只要能赚到钱,什么都可以做,做成了便是真理。这是赖昌星一生信奉的生存逻辑。

红楼七层电梯口前的"天下唯我"鹰鱼图,为赖昌星处世哲学作了最好的注解:画上一只虎视眈眈的鱼鹰正窥视着水中一条硕大的肥鱼,在赖昌星眼里,天下所有他可利用的人,都是他所瞄准的猎物。

赖昌星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处世哲学,依靠关系,依靠金钱。赖昌星没有养成对法律和公权力的敬畏,他似乎拥有一种封建社会“土皇帝”的思想,所有外人都可以利用。

正因为如此,他在顶峰期的时候,竟然敢拿着几千万,通过关系想要求见朱镕基总理,这是何等的狂妄。

逃往加拿大

这种骨子里对公权的不以为然,一直延续到了境外。

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开始大力打击走私犯罪,赖昌星因此东窗事发,1999年,一封举报信将他送到了法律的边缘,后来在准备抓捕他的时候,赖昌星从福建公安厅和厦门公安局某官员提前得到内幕,最终在被捕前夜望风而逃,先是躲在香港,后转机去了加拿大,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

然而即便是被公开通缉,赖昌星仍然“不服气”,他根本没觉得自己犯罪,他天真地认为自己只是非法避税,“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他一方面对媒体放话称极其想回家,想念家乡,想念中国食物,平常只看中国《亮剑》和斗地主,装可怜,装穷;但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对政府的不信任,中国外交部曾对外承诺只要赖昌星肯主动回国投案,保证他不会被判处死刑,但赖昌星不信,他甚至有一次故意用头撞柱,博取加拿大司法的同情,展现出对政府和法律的蔑视和不信任。

凭借此前积累的巨额资产,赖昌星即便是逃往加拿大,依然混得风生水起。他不惜花费巨资聘请了一个知名律师,帮他打移民官司,因为他是非法入境,面临着被遣返的风险。

他的律师利用我国当时在引渡法上的缺陷,以及加拿大司法的“弊病”,不断地跟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称加拿大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国,因为可能会被判死刑,可能会遭受到酷刑,等等。

而加拿大司法又有着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只要你对判决不服都可以提出上诉,赖昌星律师就这样,从上诉—判决—重申—再判决—再上诉—再重申等等,仿佛是个无穷无尽的道路,一直无限拖延着。

从1999年逃往加拿大,我国政府花费了长达12年的时间,期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花费了大量的外交资源,最终终于和加拿大司法机关达成协议,赖昌星被遣返回国,并于2012年5月18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赖昌星一案在当时影响极其巨大,走私金额达530亿,偷逃税金额达300多亿,涉案人员更是数不胜数,尤其是重灾区厦门海关,几乎渗透到了角角落落。

赖昌星之所以能制造出如此大的走私案,跟他对法律无知又无惧的特点,以及当时特殊的时代,都有很大关系。他一方面在成长过程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晋江乃至整个福建,依然犹如一个小型的家族社会,而赖昌星以及背后的远华就是最核心的存在。

据悉,赖昌星老家村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小到篮球场、家庙的栏杆,大到水泥路段,均由村民集资修建,因此,村里最随处可见的是刻在石碑上的捐资名录。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自然发生的一种情感,是对宗族的强烈依赖和认同感。较之村落共同体的现实利益,国家利益显得遥远而抽象。

赖昌星一案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法制教育尚不完善时候的一个小型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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