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前面写了红军“草地分家”的两篇文章,引出一个话题,即张主席出走一事。

1938年4月4日,张主席借参加祭奠黄帝陵之机,从 延安 出走,投奔蒋氏。此事在当年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至今很多人不大明白,在抗战已经爆发9个月,正是在第二次合作时期,作为红色阵营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张主席连雪山草地都挺过来了,为什么此时要选择出走?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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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地分家”种下了隐忧,张主席从此留下心结

应当说,张主席出走,在“草地分家”时就种下了隐忧。

1935年6月,红一、四 方面军 在懋功会师。当时, 红四方面军 有8万多人,兵强马壮。而从江西一路长征过来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不到2万人。张主席是红四方面军的核心人物,资格老,能力强,此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张主席崇尚“实力”,8万红四方面军是他最大的资本。会师后,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在红一、四方面军之间挑起了争论。这正好给张提供了借口,遂以苏区和红军损失惨重为由,要求改组、分权。

当时的北上和南下之争,实质上是大局与私欲之争。数万红军困于川康地区,处境极为困难。当时,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红军只有顺应这个形势,北上抗日,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才是打出“北上抗日”旗号、坚持北上的根本原因。

川康地区四面受困,又远离抗日前线。所以南下无出路,主席多次说“南下是绝路”。

张主席坚持“南下方针”,就是要借助红四方面军实力,控制并改组,以攫取权柄。1935年10月5日,张主席在卓木碉召开干部会,公然另立,自己担任“一把手”。其真实目的此时充分暴露无疑,甚至开除毛、周、张、博4人,更是把事情做得太绝。

即便如此,高层仍从维护团结出发,始终留有余地,保持耐心,不把事情做绝,对红四方面军抱有希望。

“草地分家”一年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促成下,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红军再次团结起来。但张主席已经留下了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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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火批判,导致张主席不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主席没有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而是到了保安(西安事变后迁到延安)。

应当说,另立的错误,性质极其严重,况且还“开除”了毛、周、张、博。对此,组织上无论对张做出什么样的处分决定,都不过分。张在莫斯科待过3年,深知苏联在搞整肃上的严厉,自己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北上途中,张曾对徐向前等人说:“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

但主席等人对他并没有过分计较,仍然以礼相待。1936年10月,张随红军总部抵达同心城时,周副主席专门来迎接。当年12月2日,张、朱率红军总部到达保安时,主席等人一如懋功会师时一样,列队迎接。

此后,张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仍然以委员的身份工作。虽然如此,张主席内心总是不甚安宁,便夹起尾巴做人,事事低调。

历史上,张主席在苏联期间,便与 王明 一派斗得很凶。草地分家时,斗争的双方也主要是留苏派与张派之间。西征失败后,大为升级。这让张主席很不痛快,心情非常郁闷,工作上开始消极,得过且过,甚至连会议也不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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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回忆录中,虽然说了很多诋毁的话,但主要是针对战略和方针。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这反衬了主席的高瞻远瞩。

在一些大事上,主席还时常找张商量。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事起突然,事关重大,在如何应对上,主席曾与张主席通宵商谈应对方策;又如,因张主席不参加会议,1937年4月的一天,主席率所有委员到张的窑洞开会,讨论红军改编。张主席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烘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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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明对张发出死亡威胁

但毕竟有草地分家这一心结,在延安期间,主席不信任张也是事实,两人偶尔还有些语言冲突。张在回忆录中,甚至把王明派对他的批判,也认为是主席在“幕后操纵”,并耿耿于怀。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的主席,不可能喊得动王明。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明在他回国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在事先没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直接拿出一份委员名单,要求会议通过。主席虽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却也只得接受。

真正让张主席下决心出走的,是王明对张发出了死亡威胁。

1937年底,王明到了延安。在一次谈话中,王明问及草地分家的症结所在时,张主席说:“除批评路线外,可以说是军事指挥权”。但王明认为,“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说“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乌鲁木齐)经邓发审问,已招认,并已枪决了”。

李特、黄超都是张主席的亲信干将,草地分家时跳得比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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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此前的会议上,王明曾说“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坚决清算”,并介绍了斯大林雷厉风行的经验。王明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严厉警告和死亡威胁: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张主席在回忆录中说:“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延安”。1938年4月4日,张主席从延安出走投蒋,其间,周副主席等人多次劝阻无效,其态度非常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