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前面写了红军“草地分家”的两篇文章，引出一个话题，即张主席出走一事。
1938年4月4日，张主席借参加祭奠黄帝陵之机，从延安出走，投奔蒋氏。此事在当年曾引起很大的反响。至今很多人不大明白，在抗战已经爆发9个月，正是在第二次合作时期，作为红色阵营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张主席连雪山草地都挺过来了，为什么此时要选择出走？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件事。
（一）“草地分家”种下了隐忧，张主席从此留下心结
应当说，张主席出走，在“草地分家”时就种下了隐忧。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当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兵强马壮。而从江西一路长征过来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不到2万人。张主席是红四方面军的核心人物，资格老，能力强，此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张主席崇尚“实力”，8万红四方面军是他最大的资本。会师后，对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在红一、四方面军之间挑起了争论。这正好给张提供了借口，遂以苏区和红军损失惨重为由，要求改组、分权。
当时的北上和南下之争，实质上是大局与私欲之争。数万红军困于川康地区，处境极为困难。当时，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红军只有顺应这个形势，北上抗日，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才是打出“北上抗日”旗号、坚持北上的根本原因。
川康地区四面受困，又远离抗日前线。所以南下无出路，主席多次说“南下是绝路”。
张主席坚持“南下方针”，就是要借助红四方面军实力，控制并改组，以攫取权柄。1935年10月5日，张主席在卓木碉召开干部会，公然另立，自己担任“一把手”。其真实目的此时充分暴露无疑，甚至开除毛、周、张、博4人，更是把事情做得太绝。
即便如此，高层仍从维护团结出发，始终留有余地，保持耐心，不把事情做绝，对红四方面军抱有希望。
“草地分家”一年后，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促成下，红四方面军北上陕甘，实现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红军再次团结起来。但张主席已经留下了心结。
（二）过火批判，导致张主席不快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主席没有随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而是到了保安（西安事变后迁到延安）。
应当说，另立的错误，性质极其严重，况且还“开除”了毛、周、张、博。对此，组织上无论对张做出什么样的处分决定，都不过分。张在莫斯科待过3年，深知苏联在搞整肃上的严厉，自己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北上途中，张曾对徐向前等人说：“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
但主席等人对他并没有过分计较，仍然以礼相待。1936年10月，张随红军总部抵达同心城时，周副主席专门来迎接。当年12月2日，张、朱率红军总部到达保安时，主席等人一如懋功会师时一样，列队迎接。
此后，张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仍然以委员的身份工作。虽然如此，张主席内心总是不甚安宁，便夹起尾巴做人，事事低调。
历史上，张主席在苏联期间，便与王明一派斗得很凶。草地分家时，斗争的双方也主要是留苏派与张派之间。西征失败后，大为升级。这让张主席很不痛快，心情非常郁闷，工作上开始消极，得过且过，甚至连会议也不参加了。
张在回忆录中，虽然说了很多诋毁的话，但主要是针对战略和方针。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这反衬了主席的高瞻远瞩。
在一些大事上，主席还时常找张商量。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事起突然，事关重大，在如何应对上，主席曾与张主席通宵商谈应对方策；又如，因张主席不参加会议，1937年4月的一天，主席率所有委员到张的窑洞开会，讨论红军改编。张主席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烘烘起来。”
（三）王明对张发出死亡威胁
但毕竟有草地分家这一心结，在延安期间，主席不信任张也是事实，两人偶尔还有些语言冲突。张在回忆录中，甚至把王明派对他的批判，也认为是主席在“幕后操纵”，并耿耿于怀。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的主席，不可能喊得动王明。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明在他回国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在事先没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直接拿出一份委员名单，要求会议通过。主席虽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却也只得接受。
真正让张主席下决心出走的，是王明对张发出了死亡威胁。
1937年底，王明到了延安。在一次谈话中，王明问及草地分家的症结所在时，张主席说：“除批评路线外，可以说是军事指挥权”。但王明认为，“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说“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乌鲁木齐）经邓发审问，已招认，并已枪决了”。
李特、黄超都是张主席的亲信干将，草地分家时跳得比较凶。
联想到此前的会议上，王明曾说“托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坚决清算”，并介绍了斯大林雷厉风行的经验。王明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是严厉警告和死亡威胁：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
张主席在回忆录中说：“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延安”。1938年4月4日，张主席从延安出走投蒋，其间，周副主席等人多次劝阻无效，其态度非常坚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