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陵为何在绍兴?有专家说夏文化起源于东南?小伙伴你怎么看?

2022-01-18 11:48:22 丹青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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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说夏文化起源于中国东南、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这一点还可以经由典籍所载夏朝第一王大禹与江南会稽(今浙江绍兴境内)的密切联系以及该地区大禹传说的大量民俗学资料的验证中得到确认。

据先秦文献记载,夏禹曾在会稽之山会盟诸侯,《韩非子·饰邪》:“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夏族北迁中原、争霸天下,控制黄河流域的局势后,禹还曾巡狩东南、国归越地

《史记·夏本纪》:“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在会稽举行“禅”礼以祭地祗,《史记·封禅书》;“禹……禅会稽.”甚至禹死之后:也葬于会稽,《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

历史上,江南会稽作为夏禹会盟诸侯、祭祀土地、朝见群臣、死后安息之地,作为夏王朝建国初期的主要活动的中心地带之一,这里从夏代以来的几千年间留传下大量的关于夏禹的故迹和传说。

这些故迹和传说也从民俗学的维度,向我们传递了东南地区作为夏文化发祥地和夏族原居地的历史信息,江南会稽的夏禹故迹,从文献记载看大概可以追溯到夏代。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夏后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越绝书》所记更为明确:

《越绝书·记地传》云:“昔者,越之先君无余,乃禹之世,别封于越,以守禹冢。……故禹宗庙在小城南门外、大城内,禹稷在庙西,今南里。”

如果《越绝书》所载不误的话,江南会稽的夏禹故迹如宗庙、禹冢等,在夏代时已经存在了,当然,由于年代久远,禹迹渺茫,夏代时会稽是否建有禹冢、禹庙已经无法稽考,但从文献记载看,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江南会稽已有禹冢、禹迹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了。请看下列文献:

《墨子·节葬下》:“(禹)葬会稽之山,……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出游。……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禹陵、禹庙、禹穴、禹井等与夏朝和大禹有关的古迹,几千年来饱经沧桑,其中的建筑屡废屡建,至今犹巍然屹立于浙江省绍兴市东南约六公里处的会稽山麓。现在的大禹陵,包括禹陵,禹祠和禹庙三部分建筑,其中:

禹陵坐东朝西,背靠会稽山,面临禹池。从会稽山脚越“告成桥”,入“棂星门”,沿一条长约百米的甬道缓缓而上,甬道尽头就是大禹陵的碑亭,为明代绍兴知府南大吉所立。碑刻“大禹陵”三字,每字一米见方,笔势雄浑有力。石碑上方覆以木构四角亭子、古朴典雅。相传大禹就葬在这里。

禹祠在大禹陵之南,史称少素立祠于陵侧,以奉守禹祀。该祠屡毁屡建、现存建筑是近年修复的。禹祠边上有“禹穴辨”和“禹穴”两座碑亭,系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所立。其中“禹穴辨”是一篇考证大禹葬地的文章,为“西泠八家”之一的丁敬所作。碑亭北方有咸若亭,为石构建筑,所处地势高敞,可以鸟瞰禹庙全景。

禹庙在大禹陵的西北部。从《越绝书》、《吴越春秋》的记载看,禹庙的始建年代当不晚于汉代。其后屡坏屡建、现存的殿宇主要为清代早期建筑。整座建筑因循地势,逐层升高,峻拔雄伟,给人以仰之弥高之感。从山麓的东、西两辕门进去,庙宇建筑在一条南北向的纵轴线上展开。最南端为照壁、其次是碑亭、午门、拜厅、大殿,依山面上,前低后高,蔚为壮观。

峋蝼碑亭为一石构建筑,内竖一碑,碑文奇古,唐代文人韩愈称其文“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因此碑原来刻在湖南衡山峋蝼之巅,故名。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书,故又称“禹王碑”。碑文共六行七十七字,内容不得而知,系明代绍兴知府张明道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据岳麓书院拓本摹刻于此,自峋嵝碑亭至午门之间,原有棂星门、后被拆毁,形成一条长达四十多米的甬道。

禹庙最后一进是正殿。重檐飞角,画栋雕梁。脊顶上塑有游龙、凤凰等形象,栩栩如生。珠眼两旁,书有“地平天成”四字,为康熙手笔。正殿正中的平台上,塑着高6米的大禹立像。大禹头戴冕旒,手捧玉圭,面呈慈祥,身着黑底朱雀双龙华衮。像后壁上绘有九斧丹扆,象征大禹治水、平定九州的丰功伟绩。大禹立像前的栋柱上悬有一联,其辞云:“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大禹是一代“圣王”,作为第一王朝的创建者,禹位居“三王”(夏禹、殷汤、周文王)之首。大禹治水,身先士卒,“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劳身焦思,“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被尊奉为传统帝王的典范。

汉唐以降,各地兴建或附会的大禹故迹、遗址几乎遍布长江、黄河流域各地,他的出生地、娶妻处、行功路或治水行迹,几乎散布大半个中国,但禹的安葬之地——大禹陵,却独此江南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处,从先秦至于今,没有别的禹陵、禹墓山现与之争抢。因此、大禹陵在江南这一事实,就已向世人宣示了中国东南地区与夏王朝的特殊关系。

在历史文献的记载里,夏人习水性,善舟楫,其首领如鲧、禹,在历史上均以建筑水利工程、治理水患而著称。

《史记·夏本纪》: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鲧治理水患的方法,文献称作“湮”、“障“。所谓“湮”、“障”,即筑堤以防洪也。鲧死之后,禹又继父业向治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耒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风,栉疾雨,置万国。”

总括上面征引的文献,鲧、禹和夏人在水利方面的技能,大抵有如下几项:

1.习水性;2.擅长舟楫;3.筑堤防洪;4.开沟排涝,疏川导水。

无论从上古文献还是考古发掘资料看,习水性、擅舟楫都是东南沿海地区古代先民固有的习性。要之,东南地区先民习水便舟,而中原的土著则是不习水性、善于驾车而不擅舟楫的。

东南地区史前先民习水性、擅舟楫,也是考古发掘资料所证明了的。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先民们使用过的木桨6支。出土文物显示,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早在河姆渡文化时代便已掌握了舟楫之类水上交通工具;而良渚文化遗址中多次发现木船桨,更表明那个时代太湖流域的水上交通已经相当发达,舟楫之类水上交通工具为东南史前先民普遍采用了。

田野考古还表明:东南原始先民不仅习水便舟,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发明和运用了水上交通工具,他们的水利技术也堪称一绝。

综上所论,文献记载中的鲧、禹和夏人是以治水著称于世的

大禹治水成功,与夏人习水性、擅行舟,且拥有当时最发达的水利技术显然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学者据此称誉大禹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水利工程师。鲧虽因治水失败而被杀,但他以““息壤”埋塞洪水的做法,不禁使人联想到良渚文化以来存在于东南太湖流域的座座土墩,例如著名的上海福泉山遗址,位于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略呈方形的土墩之上。

据清朝光绪年间修纂的《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虽属推测之辞,未足为据,但习水性、擅行舟、善于治水等特征,却不是黄土高原内陆民族的特长。

文献记载禹和夏人在史前期中国各民族中最擅长水利建设,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水利技术,向考古发掘显示那一段历史中水利建设最发达的地域在东南,习水,便舟,凿井,兴修水利工程均是东南先民的特长。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正可以说明:建立夏王朝的夏人,非东南地区土著先民莫属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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