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列传第一百十二·严清》（局部）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明代万历首辅王锡爵在其《王文肃公文集》中对一个云南籍官员大加赞扬：“明主眷遇优渥，而海内至今称大人之能，安国家、镇雅俗者必首公”“斤斤其明，濯濯其廉”“万历朝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三公之一”。此人便是被百姓称颂为“严青天”的昆明人严清。
严清（1524~1590年），字公直，号寅所、直甫，云南后卫人（今云南昆明），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历任工部主事、郎中、保定府知府、都察院都御史、两京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后积劳成疾，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病逝。
严清为官以“廉俭恤民”而闻名，他坚信“吏不廉而治道衰”，真正做到崇廉拒腐，勤政为民，在他身上，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思想所推崇的“民本、廉俭、举贤、修身”品质。
以廉为本，修身尽职。严清任工部郎中时，负责督修京师外城及皇陵。他严格管理修建工程，严禁所有官吏侵占牟利，“吏无所侵牟，工成加俸”。在他严格监督管理之下，为国库节省下经费近乎“巨万”。严清“为人清正，宦四十年始终一节，为士论所推服”。万历二年（1574年），明神宗继位之初，内阁首辅张居正权倾朝野，严清任刑部尚书，据《明史》载，当时六部尚书中，唯有严清不攀附、不贿赂献媚张居正、冯保等人。在张居正死后，大太监冯保被抄家，搜出了载有大臣们给其送礼贿赂往来的“馈遗录”，朝廷上下大多官员名字在“馈遗录”中，唯独没有严清。“中外吏师其廉俭，苴牍之间几无一迹”，官员均知他廉洁清正，不收受贿赂，不攀附权贵，不崇尚奢华，没有人找他徇私情。
以民为要，严官薄赋。严清在地方为官期间，做了许多利于百姓的实事，备受百姓爱戴，其廉能的名号也被广为传颂。由于其杰出的声望，有朝臣十多次举荐他赴京担任要职，“以其清望，荐章十余次”。严清任保定知府时，适逢大旱，当地盗贼横行，民不聊生。严清始终将民生摆在首位，赈灾弥盗，惩治蠹吏，帮助百姓度过旱灾。依照旧俗，保定府的百姓每年都要到北京服“库役”，严清上疏废除了这一规定，“岁籍民充京师库役，清罢之”。严清“振荒弭盗”，人们称赞他堪比以前的太守吴越，无不感激颂扬其爱民之心。隆庆年间，严清在四川做官，担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他深知百姓疾苦，痛绝强宗悍吏，凡事以惠民为本，严格约束手下的官员，“僚吏惮其风采，相率厉名行，少墨败者”。属官们畏惧他的威严，往往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贪污腐败的官员大为减少。为减轻蜀地百姓负担，严清还推行了裁减驿传银改革，“一切公私费，悉徒减省，奏改金钱，当输京师者二十余万，就近抵陕西佐边费”，有效减轻了百姓负担，避免了劳民伤财。严清在四川严格约束官吏，当时官吏对他既怕又恨，后遭到巡按御史王廷瞻弹劾，被诬为“放纵强盗”。而大学士赵贞吉知其品行，仗义执言，出言为其正名，“（严）清约己爱人，省事任怨。今蜀地岁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弃之！任事臣欲为国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论者不察，动以深文求之。”
尚俭戒奢，两袖清风。“与童仆食粗，衣敝萧然也，橐中虽有图书琴鹤，不取诸人。”严清一生清贫，衣着俭朴，吃饭出行与其童仆一致。严清初做尚书时，因条件所限，无法置备正规颜色的朝服和佩绶，“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带以朝”。严清在任吏部尚书半年后，积劳成疾，久病缠身，不得不告病归乡。明神宗专程派人前往云南昆明慰问，至严清榻前，惊觉“布袅破敝，寒士不如也”。万历十五年（1587年），兵部尚书一职空缺，明神宗特诏严清补位，又让人去昆明宣旨，严清因病情严重不能赴任。此后神宗不时询问阁臣：“严尚书病愈否？”并多次遣使催促严清到任，但严清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积劳成疾，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病逝，赠太子太保，谥“恭肃”。
严清一生清正爱民、廉洁奉公，正因他一生不改为国为民之本心，坚守为官为吏之德行，而成为明代廉吏之典范。《明神宗实录》评价其“仕宦四十年终始一节，为士论所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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