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 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对于人类繁衍功不可没,却不等同于完全优化了人类生存模式。

对它的追问与否定反映在诸多指标中, 结婚 率下降,离婚率升高, 生育 率下降,人均子女数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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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韩国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1998年建立了普惠国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养儿防老”这一生育理由被最终替代,韩国开始赶超以“少子”著称的日本,成为世界上首个“零生育率”国家。

“零生育率”意味着什么?

一个国家或地区若想保持一定人口规模,其生育率需要达到2.1‰的标准,而低于 1.3‰则被视为“超低生育率”。

韩国从1994年放弃限制生育并实行改革后,情况改善并不明显。2019年上半年生育率仍为0.98‰,韩国已成为“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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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撰文称“韩国或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年轻人对于婚姻的向往程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人口规模的保持,这是整个世界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未曾想过的。

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和中国一样,“多子多福”的观念都曾影响着全民。

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带给社会巨大负担,韩国也曾从1962年开始实行“自愿计划生育”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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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免费提供避孕药物和服务、人工流产合法化、避孕知识和新生育观念的传播、对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福利等方法进行控制,效果卓著。

也正是因为有了“只生一胎”的真实经历以后,人们体会到了其中种种好处,对于生娃的理性思考也逐渐萌发,“只生一个,好养育”成为了全民共识。

“重视孩子质量”成为了新阶段全民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成为了民众亲手为自己背上的使命和职责。

“理性生育”进而延伸的“理性婚姻”,却将婚姻本身逼上了两条路,要么高质量,要么“ 不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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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今的年轻人示范的反面案例,最为直接的便是他们身后的父母,儿子不想过爸爸的生活,女儿不想过妈妈的生活,对婚姻持有“极端理性”观点的人,仿佛将“不结婚”当作了一种自救。

韩国婚姻的主要负担

韩国在“零生育率”的威胁下,所进行的政策力度可观,比如子女6周岁以前,母亲可有一年时间进行照料,国家补助40万-50万韩元。

首尔为生4胎却没有住房的夫妇提供住房;全罗南道康津郡规定,生1胎每月补助10万韩元,生二胎每月补助15万韩元,生三胎每月补助20万韩元,为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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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这样的政策感召下,年轻人依旧保持着绝对谨慎的生育态度,其主动选择“不婚不育”的理由,主要是高昂的育儿费用以及婚姻对于个人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理性生育”的影响下,民众观念逐渐变为“若是不能给予后代足够的生存能力,将会给整个家族拖后腿”。

韩国家庭开始在孩子的教育支出上下足功夫,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显示:韩国人养育一名子女,从出生到大学毕业需花费2.6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

其中,课外教育费用占总教育费的23%,比重之大以致有人说“韩国将因课外教育而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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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韩国《结婚和生育动向调查》显示,只有14%的 已婚 女性和20%的未婚青年持有“一定要结婚”的看法,5%的已婚女性和2.6% 的未婚青年认为“不结婚更好”。

不想结婚的理由,男生主要指出经济负担,女生多指家务和育儿负担。

全世界年轻人找不到“结婚理由”

不难看出,韩国年轻人对于婚姻的顾虑与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同样也是全世界年轻人面对婚姻问题共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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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告诉我们,盲目结婚可能会带给自己灾难,盲目生娃,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会给自己的孩子带来灾难。

这些理性因素,促使了年轻人“反向”的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结婚”这样的当代奢侈品,他们宁愿不碰。

除此之外,促使年轻人结婚的感性动力:爱情,其发挥的效果也越来越小,很多人早已认清两者的差别。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社会大发展下的我们,对于爱情的憧憬度越高,对于婚姻背后的一地鸡毛就会越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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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俄国出生的美国社会活动家艾玛·古德尔曼在《婚姻与爱情》中宣告:“婚姻与爱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日本女作家曾表示“我立志独身,因为我看到了太多婚姻的不幸,不管哪一代人,都支持已婚者,但是没有人说结婚本身是有魅力的,结婚是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不想玩火。”

“婚姻”作为一种契约,约定着一旦达成二人便承诺将与其他人断绝爱情关系,也就意味着关于爱情的所有情感需求,需要向对方索取。

可婚姻的安稳感首先会让强调“征服欲”的男性将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比如业绩上获得成绩,地位上再进一步,这些实际意义上的获得远比对爱情的经营更能吸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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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社会赋予男性的“养家”责任,也使得男性即便想要保持婚前对于妻子的关爱和照料,其心态上的焦躁,也使得“谈感情”变得更为奢侈。

这样一来,女性在婚姻当中得不到足够的情感满足,男性的对于感情的追求又不拘泥于二人相濡以沫,使得仅有部分夫妻能够在婚后感受真正的爱情。

这样的结果让年轻人感到困惑,长辈所强调的人生大事“结婚”,付诸于实践的理由是什么?

婚姻“威胁着”每个人

婚姻潜在的危害性更是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可以说,与主流的“不想结婚”的理由相比,这些威胁杀伤性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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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也能揭示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婚”潮流早于韩国,最先陷入“零生育率”的国家却是韩国。

以美国为例,他们放弃了婚姻,但不意味着放弃了爱情、性甚至是孩子。

“婚姻不是唯一归宿”,没有结婚的美国人之中,包括单身、同居伴侣以及单亲母亲,社会并没有给这样的人群任何压力。相反,在医疗保险等等具体问题上,单身母亲和孩子也不用担心没有福利。

西方人放弃婚姻这种形式,以更为自由的两性关系相处,反而减轻了他们对于生育本身的紧绷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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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东方人,以中国为例,就连离婚以后,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减分”影响。

对于韩国、日本这样男女地位相差大的国度,“离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评价更甚。

这是社会文化带来的一种有害“舆论”,本该被逐步铲除,对于女性莫名的“高要求”又作为一种风潮,让部分女性对于婚姻持有坚决的防御姿态。

第三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起来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可获得足够的职业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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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时机,随着人口死亡率的降低,被越来越推向与事业黄金期重合的位置,生育对于女性职业的破坏性,让无数有事业心的女性望而却步,也让女性对于婚姻的恐惧程度大于男性。

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却是包含了原有的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与如今做好经济独立的职场女强人,这映射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责任,共存的畸形状态。

“丧偶式育儿”“诈尸式育儿”逐渐成为常态,各类弑妻社会事件逐步发酵,让女人恐惧婚姻。同时,男人背负的家庭压力与自由被限制也让男人恐惧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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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仿佛变成了一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选择,这样巨大的威胁性带来的后果便是择偶观的苛刻再苛刻。

只接受“高性价比”婚姻

很多“被动”不婚者,大多数原因是找不到理想的伴侣,付出的代价太大,风险太强,没有足够经济基础和心里状态承担起这样风险的人,往往会选择更加优质的配偶去尽量保障婚姻的“性价比”。

世人皆寻求“救赎者”,世人却又大多为普通人,在“门当户对”的清醒意识影响下,很多人放弃了固守,选择了婚姻,很多人却就此放弃了这场“冒险之旅”,去寻求更佳的生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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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本就是属于人类的文明,并非不能改造。在发掘已经无法适应时代时,应做的是从根源处寻求变革,仅仅通过物质奖励,政策督促解决无法根治问题所在。

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减少婚姻、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是人们重新回归简单婚姻关系的重点,也是真正解决生育率低迷走势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