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林：在“中美博弈”和“共同富裕”两背景下，看司马问杨柳事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牟林

当下，阿里、蚂蚁、恒大、嘀嘀、联想相继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阿里被罚128亿，蚂蚁金服被约谈且被暂停上市，恒大主动要求政府派工作组进驻，嘀嘀从美国极速上市又快速退市，联想正被硬汉子司马南逼问……

这一连串事件的大背景是什么呢？从国际上看那就是中美博弈，从国内看那就是“共同富裕”的中国国家战略。中国民族企业必须经受住这两个大背景的考验！那么，具体要经受哪些方面的考验呢？其实根本的考验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企业的态度是什么？企业不外乎三个选择，一是服从国家利益哪怕暂时牺牲一些企业利益，二是坚持企业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当然以最理想的第三种选择：既不损害国家利益也不损害企业利益。但如果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种选择在技术上很难操作。

这里有两个概念须先明白：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一、什么是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其实就是全民利益，尤其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语。通俗的说法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也包括企业家在内。比如，国家安全，就是典型的国家利益。即便你的企业做得再大，如果国家安全都不保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那么，有的企业会说，只要我足够强大，成为跨国企业、世界企业，跳出巢，你奈我何？这次嘀嘀退出美国股市就是例子，国家总是有办法的！嘀嘀顶着风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上市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如果真拿国家安全利益做了交换，那么有关责任人就不是简单的退市可以了结的。七部委进驻嘀嘀还没有明确结论。如国家安全这种国家利益也就是老百姓自己的利益多了去了，做企业的如果不看清并恪守这条底线，那么这个企业做得再大也是没有前途的。有人会说，像苹果这样的巨型企业，美国政府就招不回去，其实这是误会。苹果的总部在美国加州，它没有回不回去的问题，它只是在中国设有分部而已，即使在中国的分部它照常给美国政府交税。因此，苹果始终坚持维护美国利益，其它在中国设立分部的美国公司都是如此，没有例外。如果像网传的联想真的把总部搬到美国，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企业，甚至做一些不顾民族大义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事，那问题真就大了，中国政府依法处罚它就是合理合情的了，但愿这只是网传而已。

二、什么是企业利益？

通常理解，企业利益就是赚更多的钱，没有上限，多多益善。当然，这是最基本的，无可厚非。但是，当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时候，也就是说企业必须突破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才能赚到某笔钱的时候，当企业必须损害国家、公共或百姓利益才能赚到某笔钱的时候，企业最好止步。蚂蚁金服被约谈，事实上是国家对企业的保护行为。因为蚂蚁金服从事的某些金融业务涉嫌P2P模式，会损害百姓利益，最终企业也会受害的。有的企业喜欢打政策和法规的擦边球，利用政策和法规漏洞赚钱，这种行为已经损害了国家利益。由于政策、法规未及，钱是赚到了，但没有下一回了。一是国家会补上政策和法规的漏洞，二是企业形象受损，国家有关部门会持续关注该企业的行为，会做重点预防。三，如果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也可能引来法律纠纷。长远看，于企业弊大于利，或叫吃大亏占小便宜。当今世界毕竟还没有到全世界只有一个政府的时代，国家的存在决定了每个正常人都属于某一个国家。而且即便是国籍变了，祖根犹存，一两代人的血脉是割不断的。人必须有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归属感，道德底线是不做损害自己这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做就是不道德，不做就是有道德，这应该是人之共识。如果不道德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违法，承担责任是合理合情的事，这也应该是人之共识。尤其是中国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企业，除了个人奋斗这个因素外，事实上是中国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滋养起来的，无论企业做得再大，这个根本都不能忘。在如何评价民族企业处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这个问题上，可不可以这样说：最好的企业始终坚持初心：办企业是为了振兴民族经济，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解放前，有许多民族企业家是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办企业的。

今天，相信许多民族企业家是抱着实业兴国的理想办企业的。比如，联想和华为的创始人应该都有这个初心，如果网传为真，可否认为华为比联想坚持得好，甚至好很多？网传任正非占股1%，柳传志年退休金一个亿。这个对比如果是事实，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还有网传，华为的研发资金占总营收的15.9%，联想的这个比例为2.75%，这个对比如果是实，是不是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华为是响当当的科技企业。据说联想变成了金融公司，有这回事吗？当然，联想有自己的发展战略，问题在于初心有改，不再那么在意自己的国家责任，淡漠了国家情怀总是不够好的事对吧？如果，我是说如果联想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那就更不好了。由此，公众质疑也是合情合理的。应对公众质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事情说清楚，如果事实证明网传非真，公众自然不会再揪住不放，对吧？

三、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

其实，只要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就不难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了。这个道理就是，从长远来看一个企业越是有国家情怀，越愿意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有利于民众，自己的利益也就在其中了，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尤其是民族企业，性质是私营的，到了一定规模后，如果说个人财富满足个人消费简直不成问题，累积太多反而是包袱。在这个世界上，顶级个人消费不外乎去火星旅游一趟吧？按本文列举的这些企业的掌门人似乎都不算困难吧？还有什么呢？之所以还想进一步做大，事实上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社会理想了，得到社会的尊重比得到他人的羡慕更重要。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即便是私企也不可避免地被公共化了，有的私企员工达到数万、数十万，遍布全球。它的意义仅仅是一个私人企业吗？有的私企太大了，反过来就有政治野心了，在美国是有条件实现的。美国事实上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美国政府负责公司经营，总统相当于CEO，议会相当于董事会，联邦最高法院类似于负责公司内部监管的部门，它本质上是政商合一的政体，所以大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权钱交易参与政治是合法的。在中国不行，政商是分开的，商人通过权钱交易左右政治是违法的。即便在美国，美国政府也不允许企业威胁政府，例如，脸书掌门人扎克伯格想建立一个基于“元宇宙”的“超级政府”，遭到美国议会反复质询。当然它只能管住那些还不具备影响政局的能力的企业，对类似于军火工业这样的超大型利益集团美国政府只能做他们的代言人，不然控枪问题早就解决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族企业成长很快，有的已经进入世界500强。不排除有的人野心膨胀，想利用资本左右国家政策，尤其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风险太大，一旦失控，整个国家都承受不起，所以国家才果断出手，必须控制住资本的疯狂。过去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资本也是需要被套上缰绳的。

四、必须给资本套上缰绳

我们说优秀的企业家是那些始终具有国家情怀的人，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办企业的人都有这么高的觉悟。而且，只要遵纪守法，无害于国家利益，企业追求利润是无可指责的。但是，人性的弱点决定了拥有资本的人和拥有权力的人一样，都可能为了利益铤而走险。最近又有高官落马，按照他们的级别国家给的待遇不低吧？可是他们就是克服不了自己追求金钱的欲望，冒死也要贪。官员如是，你能期望资本拥有者好到哪里去呢？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是对资本最形象也是最本质的描述。资本逐利性决定了资本会无节制扩张，如果不加以控制、规范和引导，任由手持资本的人恣意妄为，很难说不会危及整个社会。美国经济脱实向虚，本质上就是玩资本代替做实业，如果全世界都如此，实业萎缩，那么玩资本也会成为无根之木，最终会把人类玩死。作为个人或许影响不大，一旦成为社会主流那就非常危险。现代国家存在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规范资本行为，给它套上缰绳，让资本流向重要的科学技术与国计民生行业，流向各种实体经济。

一度时期，中国顶级企业也有玩金融、玩资本的倾向，目前网传是联想接近一半的营收来自玩资本，蚂蚁金服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玩资本，搞一个借贷公司，有意于推行P2P，这玩意在中国是玩不得的，它一旦操弄资本搞一定规模，就会冲击国家金融秩序，给百姓带来无妄之灾。嘀嘀纯粹靠玩资本烧钱占领市场，实现垄断，最后也是想把玩资本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资本这一特性与权力很像，资本如果失去控制，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不过，玩权力的门槛比较高，只有少数人才玩得起。相对而言玩资本的门槛不那么高，所以民间玩资本的人不少，一度时期民间借贷公司盛行，社会上经常发生的诈骗案件多与民间借贷有关。资本逐利与权力腐败归根结底都是人性弱点的反映，本质上是一样的。当下，如此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仍然不断有官员前赴后继地腐败，就是这个道理。给资本套上缰绳，当然就是制定相应的金融管理政策、法规，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有关部委约谈企业高管或进驻企业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及时拉企业一把，防止它跌下万丈深渊。我们说要把中国市场营商环境做好，有利于引进资本，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有良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理，让引进的资本既获利又不危害社会。如果连自己的资本都管不好，一派乱象丛生、乌烟瘴气，外国资本敢进来吗？至于是不是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那属于管理方面的技术问题，终归是会解决的。

五、大格局下看问题

（一）中美博弈

中国改革开放为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经济是基础。特朗普遏制中国发展，为啥首先从经贸、科技领域开刀。因为经济是基础。这是世人都懂得的道理。美国遏制中国，最紧迫的目的就是要遏制住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最重要的反制手段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国内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这个活力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因此，如何把资本引流向高科技企业是中国目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制造2025的着力点就在这里。而个别有影响的大企业名义上是高科技的，实际上正在向或已经向金融转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要应对中美博弈这个大格局的要求的。这次的整顿，不是要把他们搞死，反而是逼他们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发展方向，是国家赢企业也赢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如果相关企业家明白这个道理，就会积极配合而不会抵触。这正是一个现代企业家表现国家情怀的时刻。司马南逼问联想引爆舆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联想这类企业的美好期望。联想高管们如果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企业，还记得自己是喝中国奶长大的，就不会看到中美博弈中中国会落于下风。

（二）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下一个阶段奋斗的目标。但要知道，共同富裕既不是杀富济贫，也不是平均主义。它仍然是以劳动为基础的，即必须是全国人民努力工作，提高社会财富总量，再通过合理的一次、二次、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建国以来，前三十年重点放在工业化上。到1978年，中国基本上形成了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盒火柴（洋火）和一颗钉子（洋钉）也造不出来的落后面貌，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但那时中国的总体上还没有改变贫穷的面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了全面脱贫，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共同富裕。毫不夸张地说，联想和华为创始人那一代人是为中国这个宏大的国家战略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他们的贡献是先富起来带动了后富。联想和华为还不一样，联想脱胎于中科院，国有资产是联想先富起来的基础。至于是不是构成“国有资产流失”，又该如何看待当时的企业改制中存在的可视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司马南逼问的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估计国家有关部门在适当的时候会给出一个说法。企业改制，起码是没有像苏联解散时那样把国有企业人完全地私有化，如果那样做了，损失就大了，所以改制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稳健的。但摸着石头过河，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包括“国有资产流失”现象。联想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怎么回事，需要慎重对待，不能意气用事。但提出这个问题至少说明国有资产是支持过联想集团先富起来的，理论上讲国家，包括倪光南院士在联想集团中的占股不应该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