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博士后工作站主管、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来源：新财富
瘟疫改变历史进程和世界政经版图的事件不胜枚举，为此有学者以新冠为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乐观看，2022年将是经济政策全面重启之年，但更深远也更值得思考的，是政治、社会与行业的大重构。
经济推断的基本概念框架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由于目标函数大致是确定的，决定最优解的更多时候是约束条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经济预测和预期管理面临极大挑战。疫后经济的弹性和全球通胀的持续性都超出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从未如此频繁地调整经济展望数据，不同机构之间的预测也从未出现这样大的分歧。几乎所有预测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下，基于线性模型外推而得到的。在Omicron变异株的情况尚未明确的情况下，预测也将面临修正，甚至是被推翻的可能性。所以，在疫情扩散、病毒变异、疫苗研发与接种和政策防控等尚未进入均衡态的情况下，我们仍面临的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不可能预测每个偶然场景会有什么结果。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需要为不确定性支付更高的溢价。
我们的基准假设是：Omicron变异株对疫苗保障体系的突破是有限的，或者即使有显著的突破，医学界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发出同等有效的疫苗，从而对全球经济的运行不构成新一轮与2020年初同等量级的冲击。那么，在2022年，随着疫苗在防住院、防重症和防死亡的有效性得到印证，辅之以科学防疫观念的建立，西方国家将渐进地接受与新冠长期共存的现实。但新冠病毒的易变性和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全民免疫”实验的经验都证明，全面重启仍面临考验。Omicron为重新开放边境增添了新的变数。
千百年来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传染病对社会的影响是持久和深刻的，即便说传染病塑造了这个世界也毫不夸张。新冠纪元后，政治、经济、社会、地缘等方面都面临大重构。太阳照常升起，但世界已面目全非。
01、重启：无条件“清零”
还是有条件“共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扩散的第五波正在进行，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仍处于上行区间，欧洲首当其冲，美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展望未来的前提是观察疫情以来世界发生了什么，理解背后的原因，关键是疫情扩散的轨迹、不同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应对；还要更进一步思考疫情改变了什么，不会改变什么；以及厘清什么是暂时的，什么是持久的。
截止到2021年11月20日，全球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数为2.5亿，占总人口的3.4%；累计死亡人数超过500万，病死率（累计死亡人数/累计确诊人数）约为2%——在2020年二季度疫情扩散高峰期一度超过7%，粗死亡率（累计死亡人数/总人口）约为0.07%。
更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区域（或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方面，新冠病毒的特性决定了，哪怕只有一个国家还没有消灭病毒，它就有可能再次扩散；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不一样——粗略意义上，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是上游资源国，中国是中下游生产国，美国是终端消费国，美欧日等是上游零配件的供应地——疫情在不同地区的扩散对不同的供应链有不同的含义。
从累计确诊病例看，非洲、大洋洲和亚洲比其他地区更好地经受住了新冠的考验。截止到2021年11月中旬，在每百万人当中，这三地累计确诊人数分别0.62万人、0.66万人和1.7万人，而南美、欧洲和北美对应的数字分别为8.9万人、9.4万人和9.5万人。累计死亡病例状况基本相似，南美位居第一，每百万人高达2700人，北美和欧洲分别为1900人和1800人，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分别为257人、161人和71人。
与历史经验相同的是，由于人和物的频繁往来，经济和贸易中心国（或地区）受传染病影响的风险系数也更高。对于新冠疫情，中国以外的主要经济体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失控，相对控制较好的是韩国、新加坡（2021年8月之前）和日本等亚洲发达经济体。韩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了40万，日本则超过了170万，累计死亡病例数分别为3200人和18000人，病死率分别为0.8%和1%，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已经历多次扩散周期。美国疫情反反复复地出现了5个周期，当前正处在第五个周期的上升阶段，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7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4%；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万人——远超其在二战中的死亡人数，病死率为1.62%。至今，美国每天仍有1000多人、全球每天仍然有7000多人因为新冠丧生。
欧洲是当前全球第五波疫情的中心，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疫情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从新增确诊病例角度看，法国和意大利的形势好于之前，英国维持在高位，而德国则创下历史新高，单日新增已接近5万人，两倍于此前高点。但从新增死亡病例看，所有国家都显著好于此前。英国日均新增死亡病例为150-200人，历史峰值为1200人。德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约200人，也显著低于此前的峰值（900人）。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和技术的改进，感染率、住院率和致死率均已大幅下降。所以，英国并没有加强防控措施，而德国的防控强度虽有加强，但仍处于低位。
以色列被认为是首个实现全民免疫的国家，但2021年4月发源于印度的变异毒株Delta再次将人们拉回到冰冷的现实世界。6月，以色列疫情开始反弹，至9月达到高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万人，超过了此前高点；死亡人数也有所反弹，单日新增的高点约为30人，低于此前的60人。7月，以色列政策严格指数（Stringency Index）开始持续上升，数值从22提高到了57。新加坡是类似的案例，截止到2021年8月，疫情都处于有效控制当中，疫苗完全接种率也达到了78%，理论上已经达到了全面免疫水平，但8月以来，疫情还是出现了大爆发。可见，全民免疫不能一劳永逸。
发表在《科学》杂志的基于美国78万人的大样本研究表明，疫苗对于传染的保护率呈现加速衰减态势——期初为88%，但6个月之后下降到了48%。高盛预计，截止到明年春季，发达国家和中国的加强针疫苗覆盖率将超过50%；截止到2022年底，全球对感染的保护率将从55%提高到70%——仍低于全民免疫水平（80%），对住院的保护率将从70%提高到85%。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国家正在渐进地放松管制，美、英等国已经开始实行有条件的国际通航，主要经济体当中只有日本仍全面封锁国境。由于新冠的高传染性和疫苗有效性的加速递减特征，除非成功研制出低成本的特效药，疫情在短期内消失的可能性不高。在基准情形下，假设疫苗完全接种率持续提升，且在防护有效性加速下行之前循环接种，加强针覆盖率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那么，2022年新冠疫情的各项数据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新增确诊和死亡人数的趋势将向下，住院率和致死率将维持低位，全球疫情防控的形势会显著好于2020年和2021年。
当然，经济全面重启不可能一蹴而就，由于中国占据全球近30%的工业产能，又是第一大贸易国，“清零”政策的延续也具有全球意义。但我们依然认为，中国疫情的反复和政策的限制仍然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不足以构成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扰动因素。
全球医学界的一个共识是，新冠可能会与人类长期共存，成为季节性传染病。随着疫苗和治疗方案有效性的提升，人类的应对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不同的政策选择，表面上看是政府外生决定的，实际上是内生于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无条件“清零”方案基本不可能在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尤其是在注重个人主义的美国。
当前，新冠的“冬季攻势”正在展开，很可能迫使各国政府重启遏制措施。阶段性提升管控程度仍然是常态，甚至不能排除大面积封锁的可能性。随着疫苗完全接种率和加强针覆盖面的提升，以及自然免疫的防护，只要住院率、重症率或死亡率没有明显反弹，新增确诊病例的反弹将不足以催发与2020年、2021年类似的政策响应。不确定性的最主要来源仍然是病毒的变异。当然，医学专家也表示，变异是有限度的，不会无限重复。展望2022年，新冠病毒的变异大概率会变慢。即使再次变异，疫苗在传染性的防护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02、重构：病毒的宿命史
与新冠的当代性
病原体似乎改变了一切，又犹如它什么都未曾改变。
直至20世纪初，英国和美国因传染病致死人数占比仍然高达40%，当时全球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3岁。但到21世纪初，全球预期寿命增加到70岁以上，心脏病成了死亡的第一大元凶。这反映了文明的进步，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都活不到心脏衰竭的年纪。
在《圣经·启示录》中，“四骑士”——刀剑（即战争）、饥荒、瘟疫和野兽——被派来杀害地球上1/4的人，相比较而言，瘟疫塑造世界的力量，是战争和饥荒都难以匹敌的。雅典败给斯巴达，部分是因为一场瘟疫。鼠疫杆菌（即黑死病）先是动摇了波斯、罗马和拜占庭三大帝国的命脉，后又卷走了欧洲大陆1/3-1/2的人口。三次十字军东征分别因为鼠疫、痢疾和伤寒而裹足不前。拿破仑征战俄国时，也受到了斑疹伤寒的困扰。瘟疫还是新大陆征服旧大陆的“杀手锏”，是南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覆灭的元凶。瘟疫改变历史进程和世界政经版图的事件不胜枚举。假如没有新冠，特朗普大概率会连任总统，这对美国和世界又意味着什么？
在古代社会，瘟疫带来的死亡是马尔萨斯在《人口学原理》中描述的“人类发展的恶性循环”的重要机制。马尔萨斯的基本假设是，长期而言，人类的繁殖速度快于资源和产出的增速，前者为指数增长，后者为线性增长，这就导致人均产出趋于下行，总是存在某个临界点，社会将不堪重负，只能以人口锐减的方式，回到可持续路径上。“原因包括……一切有害身体的职业、过度的劳动，以及季节变化的影响、极端贫困、糟糕的儿童生养环境、大城镇病，凡此种种，再加上一连串的常见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灾害和饥荒。”马尔萨斯生活在工业革命早期的英国，当时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
马尔萨斯的论述在较长历史时期都是正确的，但最近200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大爆炸”，使人类社会得以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后世对马尔萨斯的讨论，除了批评其缺乏预见性，还质疑负反馈形成的因果逻辑。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人口下降并不是资源匮乏的结果，而是原因。“让人口保持分散且数量保持低位的，是传染病导致的高死亡率。”所以，某种意义上，“马尔萨斯陷阱”是与易发性和致命性的传染病相关联的宿命论。
病原体与死亡是第一层关系，其次生影响和产生的连锁反应也值得关注。以14世纪上半叶的黑死病为例，其病死率基本为25%-45%，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病死率高达50%，意大利也至少有33%，导致欧洲死亡人数超过2000万。这使得欧洲劳动力供应极度紧张，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大幅提升。雇主们给政府施压，要求遏制工资上涨的势头。1349年6月，英国颁发《劳动者条例》，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人都有义务以合理的报酬接受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前言中还有国王爱荷华三世对颁发该条例必要性的论述——由于民众，尤其是劳工和仆役最近在瘟疫中大量死亡，很多人都看到了雇主的需求和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因此除非能拿相当高的薪水，否则他们可不会提供服务。“相当高的薪水”指的是两倍或三倍的工资。所以，黑死病后，欧洲劳动力工资上升，人均生活水平也随之提高，收入和财富分配也更加平等。自然而然地，也就出现了技术进步及其对劳动的替代，例如用盐腌鱼的方法使得渔民可以在海上停留更久，更先进的水泵节省了矿工，蓄力耕种方法得以推广等。
瘟疫还促进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变革。公元541-542年，查士丁尼瘟疫第一次大爆发，动摇了西欧原始奴隶社会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农奴制，14世纪的黑死病又让封建农奴制度土崩瓦解，此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权威减弱，享乐主义和禁欲主义兴起，随着恐惧情绪的蔓延，慈善活动也有所增加，甚至连艺术风格都受到了影响。不可避免地，传染病会深刻地改变人的观念，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在一个传染病风险较低的社会，国际关系会更加稳定，更崇尚合作，暴力也会更少。传染病还可能增加一国内部的冲突，体现在性别平等方面：在古代，正因为婴儿死亡率太高，女性才被锁定在生养孩子这项“事业”上。
作为技术进步的一部分，卫生革命和医学的进步对人类社会有深远影响，是人类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重要解释，也是女性获得解放的重要背景。文艺复兴以来，医学界开始反思其长期秉承的原理。细菌理论的完善、疫苗与抗生素的应用，使得宿命论不再流行。与社交隔离这种本能性的防御措施相比，卫生和医学革命是一场人类与病菌的战争。
烹饪是早期人类发明的一种卫生措施——在食用之前先将病菌杀死。世界各地不同的烹饪习惯，往往与当地的气候和空气湿度有关系。印度菜肴喜欢用多种香料，部分原因在于香料能够杀死细菌，有效防止肉类变质，阻碍细菌的扩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疫苗的发明。中国早在1549年就开始接种天花疫苗。1978年，英国伯明翰的医学摄影师珍妮特·帕克因实验室病毒泄漏而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位死于天花的人。1820年，两位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的奎宁，可被用于医治疟疾。类似的被疫苗根除或有效防治的传染病，还有麻疹、肺结核、狂犬病、霍乱、牛瘟等。艾滋病也已经得到有效遏制。2013年，全球艾滋病新感染人数首次低于服用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人数。政府也积极作为，英国早在1867年就出台了《疫苗接种法案》，宣称要将不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投入监狱。
历史是一幅拼图，应该从多个维度去观察，更重要的是全面把握不同面向之间的关联性。世界经济论坛勾勒出了全球不同风险之间的网络关系，显然，传染病与极端天气、城市规划失败、食品危机都直接相关（附图）。政府在应对新冠中采取限制性措施，又会导致经济衰退、失业增加、金融市场动荡等。笔者并不推崇传染病宿命论，但考虑其频发性、冲击力和影响的深远性，站在当下时点去思考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必须重视瘟疫的历史意义，在生物医学高度发达和快速发展的今天，重新审视其当代意义。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人类学系的罗纳德·巴雷特与他的同事们提出，全球化和抗生素的滥用正在增加疾病的威胁，世界正处在“第三次流行病学转变”时期。还有学者以新冠为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新冠纪元前”和“新冠纪元后”。
新冠疫情扩散的早期，几乎各界人士都没有现在这样乐观。对于美国，耸人听闻的预测数据是，如果没有任何政府和个人的防控措施，美国死亡人数将高达220万，相当于0.6%的粗死亡率，略低于20世纪初的平均水平（0.8%），这相比实际数据（76万）似乎是高估了。如果没有任何防控政策呢？经济和金融方面，2020年疫情扩散高峰期，生产和生活活动降至冰点，金融市场硝烟四起，石油期货价格甚至出现罕见的负值。当时有观点认为，全球将经历比1929-1933年更为严重的经济萧条，事后看也过于悲观了。但如果政府没有出台紧急救助政策呢？任何政府都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特朗普政府已经因为不当的防疫政策而下野。虽然疫情的前景更加明朗，但也不宜从过度悲观转向过度乐观，低估了其影响的长期性。历史的必然性是由众多的偶然性铺就的，一切未发生的都有可能在未来发生。
在《后疫情时代：大重构》这本书中，作者施瓦布和马勒雷分别从宏观、微观（或中观）和人性层面阐述了新冠的深远影响。原则上，新冠起到了“放大镜”和“催化剂”两方面的作用，放大各方面的弊病，催化已有趋势加速形成。宏观层面，经济脆弱性提升；全球化朝区域化演进；不公平的社会契约面临重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复兴；大政府归来，意味着税收增加，监管加强；地缘政治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环境破坏问题需要行动；数字技术加速扩散。上述倾向在拜登政府已经有诸多体现，这实际上也是拜登胜选的原因。
微观或中观层面，科技、医疗和保健行业将受益于新冠，而密切接触性服务业（如娱乐、餐饮、航空、履行、公共交通等）将受损。由于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汽车、电子和工业机械等行业也将面临大重构。商业理念将从过去的单方面注重效率或成本，转向兼顾韧性、效率和成本。“准时制”供应链模式将面临挑战。另外，企业或将从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转向利益相关者理念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发现，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不缺少证据。
当下，即使新冠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在疫苗有效性已经得到科学论证的前提下，西方政府仍在推行开放式防疫政策。以英国为例，即使每日新增确诊病例高达4-5万人，但住院和死亡病例人数与比例都显著低于此前，只有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才需要居家隔离，密切接触者无需采取任何医疗和防护措施；跨境通航已基本实现，外来人口不需要隔离，只需要在入境后的核酸检测中呈现阴性即可自由通行。英国政府还在持续宣传，提高居民防范意识，敦促居民接种疫苗——鼓励40岁以上居民接种加强针，16岁以上人口接种第二针。但居民似乎已经“忘记”了新冠，回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状态，公共场合基本不佩戴口罩。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的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计划于2022年春季完全退出防疫状态，包括核酸检测、社交隔离等。可以预见，只要目前的状态维持，英国的防疫模式将被其他西方国家效仿。
所以，乐观情形下，2022年将是经济政策层面的全面重启之年，但更深远、也更值得思考的，是政治、社会与行业的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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