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罗荣桓之争，争的是权力？本质是留苏派和本土派理念之争|朱瑞|林彪|苏派

四野战将系列50：朱瑞（三）

作者：桅杆

前文说到，在山东期间，以朱瑞为首的山东分局与罗荣桓为首的115师，曾经闹过很大的矛盾，其核心是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延安前后花了4年时间才最终解决。本文说一说三个问题：朱瑞和罗荣桓之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延安以及当事人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这期间的矛盾对朱罗后来的合作有无影响。

（一）朱瑞在红军时期升职很快

朱瑞出生在江苏宿迁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小受过良好教育，先后在徐州、南京完成中学学业，1924年考上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入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从此与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后还牺牲在东总炮兵司令任上。

朱瑞1930年回国。当时是留苏派掌权，有留苏经历的人比较受重用，朱瑞的职务上升很快。正因为如此，他两次成为罗荣桓的直接上级。

一次是在红军时期。朱瑞1932年进入苏区，先是在红军总部工作，后直接担任军政委，1934年就担任了林彪任军团长的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罗荣桓曾担任红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朱瑞的直接部下。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瑞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这个职务不仅高于罗荣桓，也高于林彪。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朱瑞担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朱瑞1938年进入山东，先后担任八路军第1纵队（即山东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罗荣桓率115师进入山东后，是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分局的委员，严格地说，是在朱瑞的领导之下。也是在此期间，两人在工作上出现重大矛盾。

（二）矛盾的根源，是理念的差异

很多人都知道，罗荣桓是个大局意识很强的人。其实，朱瑞也是个很有大局观的人。这样的两个人，怎么会在工作上出现那么严重的矛盾呢？

客观地评价，留苏派普遍有文化，视野开阔，理论水平高；不足是缺少基层经历，尤其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工作中容易理想化，容易犯教条。这些优点和不足，在朱瑞身上一样存在。

而罗荣桓是土生土长的干部，是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也有文化，理论水平也高，更重要的是基层经验丰富，是从创建根据地和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干部。

上述两种经历的干部，在理念上的差别是巨大的。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遵义会议之后，留苏派开始走下坡路，但很多人仍在重要岗位上工作。到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根据地建设又成为我军最重要的工作。这时，以朱瑞和罗荣桓为代表的两种经历干部的理念差异，再次显现并发生碰撞。

一方面，作为“一把手”的朱瑞，不熟悉、不理解、不太懂根据地的创建，尤其对根据地创建之艰难缺乏切身体会，工作沉不下去，容易理想化，高标准、严要求、性子急。按主席的说法，是“朱的毛病在浮”。所以，朱瑞自然会对罗荣桓及115师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看不顺眼。

一方面，以罗荣桓为代表本土军事干部，对留苏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导致红军损失巨大的瞎指挥刻骨铭心，对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挥肯定会抵制。这才是朱、罗矛盾的根源所在。一些人认为他们的矛盾是权力斗争，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三）延安和当事人都吸取了教训

山东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问题，延安花了4年时间才最终解决。如此久拖不决，固然有复杂的历史背景，解决起来有很大难度，但因为是战争年代，日军频繁对根据地实施大扫荡，统一领导问题长期拖延，导致部队指挥不顺畅，最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应当说，对这个问题，延安是吸取了教训的。典型的例子，是进军东北的初期，出现的类似的情况：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方针问题上，以林彪为首的有创建根据地经历的干部，极力主张进入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积蓄力量；而当时的东北局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城市。当时在东北，两种思想也是激烈交锋，东北局势存在混乱。

这一次，延安没有久拖不决，四平保卫战后，1946年6月16日，延安下决心并打破常规，迅速调整东北局的班子，林彪成为东北“一把手”。这之后，东北的局面很快扭转。

同时，朱瑞自己也是吸取了教训的。日本投降后，延安原打算让朱瑞担任副总长，但他坚决要求上前线。作为炮校的校长，他率炮校师生到达东北后，他没有“安安心心”地去办炮校，而是一边办学，一边“捡洋落”，亲自带人走村串巷，到处找炮，尽一切努力组建东野炮兵；一边开展炮兵正规化建设，一边亲临前线战前和指挥等。也就是说，到东北后，他彻底改掉了主席说的“浮”的毛病。正因为朱瑞完全沉了下去，东北炮兵建设才有那么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