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网文作者:夜行者陈拙,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声明:本文为小说,内容都属虚构,包括地名、职业、机构等等,皆是文学创作,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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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夜行者陈拙。

前阵子和一个警察朋友聊天,他提起自己喜欢两部电影,一个是《白日焰火》,另一个是《烈日灼心》。

他说,你们看警察题材的电影,主要图个热闹,我们看的是门道,“不说别的,就说《烈日灼心》里,刑警队长伊谷春和协警出门,驾驶的是未开制式车辆,说明不是警务活动;伊谷春后来从怀里掏出了枪,不是腰上拔的,说明这不是值班枪;拔枪之后他没上膛,只用手指拨动保险,我们就知道,他在防备那个协警。”

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影片中的协警辛小丰确实不无辜,他是一起灭门惨案的重大嫌疑人。案子7年都没告破。

这7年间,包括辛小丰在内的3个嫌疑人一直在逃:一个当了协警,执行危险的任务,却不敢考正式警察;一个当了出租车司机,帮助无数人却从不接受采访;还有一个智商更高的,装了7年傻子,连朝夕相处的兄弟都没发现。

逃避罪责的7年,他们哥几个的日子过得不怎么样。“这么多年,每天都没指望还有明天。”“那只鞋如果要掉,那就让它掉下来吧。”

今天的故事和逃亡有关,主人公何芳东在冲动杀死继母后逃了18年,在此期间,他被诬陷偷钱却不敢反驳;想做点小生意,被人砸了摊子不敢报案;就连女朋友被飞车党抢了东西,也得忍气吞声。

他再没做过一次恶,可就像伊谷春说的,法律是人性的底保,它又讲人情,又残酷无情。它踏踏实实地告诉你,做人最起码该怎样。

犯了案,总得付出代价。

铁轨交错延伸,铺向很远的地方。

沿着铁轨徒步行走的何芳东神情恍惚,胡子却刮得异常干净,不像是个 流浪汉 。没人知道他走了多久,直到一辆火车朝着他的方向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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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的几栋房子早已搬空,挂有“火车扰民,心惊肉跳”的白横幅依然醒目,一阵汽笛声急促响起。

何芳东被两名铁路警察扑倒,半侧脸颊贴着地面,耳膜里传来轰轰隆隆的巨响,直至火车呼啸驶离,两位铁警才拉他起来,让他去派出所走一趟。

在路上,铁警问他是不是想 自杀 ?何芳东说自己不想自杀,就是看到护栏那里可以进来,就想看看。

“快四十了,没有坐过火车。”他自嘲地笑了笑。

警察说,这样最好,以前这里出过事,死者家属沿途用烧火钳一点一点地夹碎肉,走了几公里,尸块也没找着几斤。你去所里做个笔录,接受一下批评教育,以后不要再犯。

收录指纹时系统坏了,姓张的警官让何芳东明天方便时再来。

第二天,何芳东早早动身。他和前一天判若两人,明显能看出特意收拾了一番:推了个利落的平头,皮鞋鞋面虽然起皱,却被仔细擦过。

在派出所等了半个多小时,值班民警一直在抽烟。何芳东望着他,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他想走。

刚推开玻璃门,张警官迎面走来,何芳东喊了他一声。

张警官愣了一下,没想到他真会回来。

何芳东说,昨天说好要过来的。

那跟我过来录一下吧,张警官说。

何芳东不自然地跟上去。

拍照时,张警官发觉何芳东脸色发青,右手手指不停地在大腿上来回移动。指纹比对的结果出来后,在场的人都为之一惊。

经过电脑筛查、人工干预后,系统显示何芳东的指纹与在一位逃18年涉嫌故意 杀人 强奸 网上在逃人员指纹的分叉点、短脊、眼形、端线等十几个特征相同。

警察给何芳东戴上手铐,问他,知道为什么吗?

何芳东回答:“应该是杀了人吧”。

“有些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但我感觉何芳东是个老实人,当时只是例行盘问,没想到他真的过来了。”张警官事后说。

张警官还告诉我:“可能他有自首的想法却不愿主动交代,或者心怀侥幸,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他的案子销了。”

2017年3月18号,何芳东被当年案发地S市过来的民警带走,他挠了挠头,一脸茫然。

这年何芳东36岁,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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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会见何芳东前,曾有狱警特意提醒我,不能问与案件有关的问题。案子拖了这么多年,基本事实也比较清楚,警方似乎急于结案。

我给对方递了支烟,笑着问:“那像娱乐记者一样,挖人家八卦?”

见对方接过烟,我又补了句,“不会让大家为难的。”

何芳东在18年前杀害的人,是他的继母,同时也是他的三婶。卷宗显示,何的继母死于开放性颅脑损伤,临死时尸体右手垂落在地,一团头发被血块粘在一起。

而何芳东就在那晚之后,开始了长达18年的逃亡生涯。

畏罪潜逃时,何芳东拿走了家中抽屉里的500块钱,由于杀人潜逃的嫌疑明显,把人抓住是警方最重视的,没想到的是,逮捕一个少年会花上那么多年。

何芳东在案发当晚就一路逃窜,躲进了一个垃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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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自己埋进恶臭的垃圾堆,只露出头,耳边萦绕着蚊子翅膀扇动的嗡嗡声。他听见外边有汽车驶过,还有醉酒的人在大喊大叫。好几次他想跑出去,最后都忍住了,他害怕外边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围堵。

大概凌晨三四点,何芳东才因为口渴爬出垃圾堆。他找了许久的矿泉水瓶,用里面残存的水把嘴唇打湿。

其实当晚并没有警察追捕何芳东,继母的尸体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发现。

连夜逃跑的何芳东,在第二天登上了南下的大巴。躲在大巴里,他不住地向窗外望,沿街的房屋在迅速倒退。

正当他看得入神时,一辆警车从大巴侧面驶过。何芳东的心一沉到底,紧接着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一秒一秒地等待。

警笛声越来越远,他依然不敢抬头。大巴车每次刹车,他的头都要撞在前座靠背上,反复多次,少年何芳东的脖子被硬生生扭伤了。

“我怎么就把人杀了呢?不然躺在床上多舒服啊。” 逃亡的路上,少年何芳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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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会见何芳东,觉得36岁的他看上去很腼腆。他刚见到我就抬起身子,不住地说“麻烦你们了。”

我问何芳东,侦查人员有没有对你进行刑讯逼供。何芳东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也不算吧。就吼我,说不老实交代……可能睡眠会、会不太好。”

我让他脱了衣服,发现他左臂有些淤青。何芳东着急地挥手,说这是自己摔的,不能怪警察。

我接着问,他们为什么吼你?

“因为我问了句,我真有强奸我那个妈妈?他们就说我自己干的好事,怎么能不记得。”说完何芳东仰着头,好像是在等我接话。

我告诉他这一点很关键,目前公安机关那边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

“死我不怕,一命抵一命。但强奸……我不希望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何方东带着哭腔。

鉴于该案嫌疑人时隔18年才落网,公安机关很重视,何芳东刚被押解回来的时候,侦查员说一定要在24小时内拿下审讯。

审讯室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蓝色大字。何芳东在侦查员审问下,竭力回忆18年前的细节。

1999年的暑假,才读完高一的何芳东辍学了。案发那天,是何芳东高中同学的生日, 他晚上去参加了生日宴会。

同学的父母准备了一个六层的大蛋糕,周围的人拍手唱《生日快乐》歌。何芳东从没吃过蛋糕,不知道奶油这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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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岁那年,何芳东被过继给了三叔。三叔家有两个女儿,一直希望添个儿子,因妻子身体不好已无法再生育,就领养了何芳东,传宗接代。

何芳东被过继到三叔家后,继母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么一个儿子,她不想自己的女儿吃亏,对这个外来的儿子也就没有太多好感。

继母对何芳东很是苛刻,在吃穿、零用方面厚此薄彼,他的衣物被褥要自己洗,自个缝。十岁出头的何芳东平时穿得破破烂烂,身上打满补丁,被人笑话有两个爸妈还活得跟叫花子。

长身体的时候,何芳东总吃不饱。18岁生日,他犹豫许久,向继母提出要20块钱,去外面吃顿好的。继母没同意,去厨房给何芳东炒了个蛋炒饭,饭是馊的。

何芳东几次跑回家,说不给三叔三婶当儿子了,都被生父生母赶了回去。回到三叔家,他又被责难,说是靠不住的白眼狼,养不熟。

后来何芳东每次吃饭前,继母都会问他,自家的米会不会喂了狗?真喂了狗倒也好,狗不听话,就一棍子打死吃狗肉。

每次何芳东都说,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爸妈,还跪在餐桌前不停磕头。

案发前几个小时,何芳东在同学的生日宴上不停喝酒,直到灯光在眼前摇晃,临近散场时才稍稍清醒,他与同学又干了几杯,一个人走回家。

当晚10点多,继母还没睡,只穿着内衣坐在沙发上,见何芳东回来,骂他:“一天到晚鬼混,不找工作,窝家里等我伺候你?”

酒劲还未散去,何芳东一阵眩晕。他幻想同学们过来给他补过生日,在众目睽睽下遭到辱骂,他的自尊荡然无存。

继母尖锐的叫骂声不绝于耳。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人是狗”。何芳东将继母按在地上,用高跟鞋狠狠砸向她的脸,“我受够了!”何芳东记得自己砸了二三十下,回忆这一幕时,他的眼睛突然睁大,双手放在右肩,还在不断做出向下砸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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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凶时,鲜血溅到何芳东的脸上,他怎么都擦不掉,还觉得越擦越多,“一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多血?”他闭上眼睛,回忆那个杀人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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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家门后,何芳东一直不敢回头看,就是不断跑啊跑。

载着何芳东南下的大巴停在了G市。起初何芳东居无定所,时常睡在桥洞。他梦见自己被押送到刑场,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脑袋,醒来后发现,只是脑袋下面硌着粒小石子。

肚子饿了他就在小饭店后门的泔水桶里翻找剩饭,偶尔老板可怜他,会给一个盒饭。吃完饭,何芳东会主动留下来,洗两个小时的碗再走。

有流浪汉跟何芳东讲述过被收容遣返的经历,不交钱的话,挨打是免不了的。有些还被送去劳教,出来只剩半条命。之后碰上治安队查暂住证,何芳东毫不犹豫地跳出桥洞扎进水里。

直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才得以废止。在此之前,收容制度导致流浪汉的日子很不好过。

逃过几次后,何芳东意识到如果不找份事做,被收容是无法避免的。

何芳东化名刘冬,在码头找了份搬运工的活儿。南方的船吃水很深,要把货物搬到岸上,得走一段差不多三四十度的陡坡。搬运沙子5块钱一吨,水泥6.5块一吨,一袋一百斤,工资月结。最多时,他一次扛过300斤。

白天的劳累身体可以习惯,难熬的反而是晚上。

工友们下班到外面的录像厅看片,他以攒钱为母亲治病为由,从不参加活动。总是一个人困在工棚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实在无聊,他托工友从街上带书回来。其中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让他爱不释手,不知翻了多少遍。 “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何芳东把书里这句话写在了笔记本上。

有次何芳东下定决心,要去看一场路遥小说改编的老电影《人生》。看电影的前一夜,何芳东辗转难眠。平时连生活必需品他都是托工友买回来,他已经有日子没接触过外面的世界了。

第二天下班,何芳东第一次走出工棚。他特意找了本杂志,在往录像厅走的路上闷头翻看。路边有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在巡逻,何芳东看见有拄拐的老人经过,主动迎上去,刻意大声询问老人是否需要帮忙。

那天治安人员拦下的几个人里,并没有他。

何芳东要看的电影,不是工友们喜好的口味,录像厅里只有寥寥几人,其他人都跑去隔壁房间看三级片了。何芳东独自坐在漆黑的屋子里,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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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男主角辜负了痴情女巧珍,何芳东幻想,如果自己也能遇到巧珍那样的伴侣,一定不会背叛她。

这点幻想成为了何芳东工作的动力。他安心做了3个多月的工,攒下2000块钱。眼看日子有了盼头,江上一艘船突然扣翻,惊动了警察。

何芳东不敢继续留在码头,他工资都没结清,只和工头说家里有事便匆忙逃离。

他又换了名字,在碎石场干了一段时间。期间有工友丢了300块钱,怀疑起何芳东,他没有争辩,当即赔钱走人。

他担心,警察来了的话,抓走的不是小偷,而是他这个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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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东被刑事拘留后的第30天,检察院根据公安机关的提请,审查案卷材料后,下发了批准逮捕书。何芳东故意杀人,从程序上讲没有地方不对。但关于强奸的判断,似乎有些勉为其难。

我注意到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里写着,死者家里的沙发有部分精斑,但阴道内没有检查到精斑。因为条件受限,当年只提取了现场的指纹,并没有对精斑进行留存和检测,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何芳东实施过强奸行为。

对何芳东强奸继母的指控,和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但何芳东对这一事件的供述并不完整。

何芳东16岁那年,有天夜里迷迷糊糊地去洗手间,撞见继母在洗澡。关上门后,他愣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弯腰说自己不是故意的,他以为继母在外打牌还没回来。

继母气汹汹地打开门,质问何芳东打了什么主意。何芳东靠墙慢慢往下蹲,拉起衣服蒙住头,不停地道歉。

继母用手指戳何芳东的额头,转身进了卫生间,她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三叔。何芳东当时以为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以后的日子,继母却患上了疑心病,她开始说丈夫与何芳东的生母有染,怀疑何芳东是私生子。子虚乌有的事情渐渐被继母认为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何芳东的继父原本想靠着侄儿养老,生活变得一团糟之后,他自顾不暇,撇下一切外出打工去了。

这件事成了何芳东与继母关系更加恶化的导火索,直到案件发生那天,继母只着内衣坐在沙发上,何芳东回忆自己动手时,心里想的是,“我要砸烂这张脸,我受够了。”

到底是否进行了性行为,何芳东的记忆里只留下一团迷雾。

在递交法律意见书时,我去找过检察官。当时有两位律师正在他办公室协商别的案子,现场气氛有些僵硬。我不敢多说话,只告诉他我的法律意见书大意是:故意杀人供认不讳,关于强奸我们不认。

检察官等其他人都离开了,敲敲办公桌说:“这个案子如果法院肯放过你,我们不抗诉。”

一切稳妥后,我去看守所会见了何芳东。他告诉我:“现在比之前的任何一天都过得踏实,我不用再自欺欺人了。”何芳东紧绷的脸舒展开来,他抬起双手,伸出中指和食指放于鼻尖处,深吸一口气,尴尬地一笑,说想抽根烟。

后来我给他带去几根在免税店买来做纪念的KENT香烟。不过这种行为是禁止的,事后我遭到了处分。

何芳东曾小心翼翼地问我:“就是那种从家里得到了很多关爱,所有人都喜欢他的人,是不是就不会犯这种大错?”

“多少有点关系,但有的人家庭美满也会犯滔天大罪,有的人即便身处炼狱也在坚守社会的底线”,我回答道。

我宽慰他:“执法部门的人是有感情的,很多人关心你的案子。”

“谢谢,你相信我吗?”何芳东低着头。

“从证据上看,我是想相信的。但隔了这么久的往事,个人的记忆都有可能出现偏差,你说呢?”

“我也不知道,如果有,那我一定会后悔到棺材里。”他再次强调这一点。

何芳东吞了几次口水,表情好像被噎住了一样,继续说:“我到底是错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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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的逃亡之路,何芳东已经记不住自己有过多少化名。遇到前工友,对方喊出的名字他总要愣上许久,心想“以前好像用过这个名字”。

何芳东不敢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为了得到一个可以办银行卡、住旅店的新身份,他联系过街边办证的小广告,被骗去身上所有的钱。没工作也没钱,他又把自己藏进了垃圾堆,时间久了,何芳东觉得自己仿佛和垃圾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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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日子无聊又绝望,我想着去垃圾堆乱翻。你可能理解不了,人到那种状态,会觉得那里就是座金山,说不定就翻出个照片和我长得像的身份证。”何芳东告诉我。

他收集了很多大白兔糖纸,那是他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糖。

何芳东翻捡垃圾时踩到过铁钉,痛得他破口大骂,将木板丢出好远,“我当时就想,连木板也和我作对,我要和这片废墟同归于尽”。

我插了句话,“就是这种愤怒才是悲剧的根源,所以不能全怪家庭。”

后来何芳东在垃圾场遇到个叫强哥的二流子,他自称是劳务公司经理,专门给兄弟介绍赚大钱的工作。

强哥带着何芳东来到东莞的厚街镇,和四五个胸前手臂满是纹身的男人同住一间房。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砍刀、绳索、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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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哥告诉何芳东,“这些哥们身上都背了事,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听到这句话,何芳东心里安稳下来,他想着都是同类,在一起有安全感。

然而何芳东发现自己和这群人并不一样。

加入的第三天,他们被要求砍人一只手,酬劳3000块。因为脚伤未愈,何芳东没有跟去,他独自在房间里,心情忐忑。

没两小时他们就回来了,看上去有点累,坐下来开始打牌。何芳东以为这些人只是去吓唬别人。

晚些时候,众人喊何芳东一起去喝酒,说钱到手了。

何芳东不肯相信。

“一只手,两斧头就卸了,还要捡来给你煲汤?”有人调侃道。

被整治之前,厚街就像是港剧里的九龙城寨。何芳东待了半个月,发现在这里械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何芳东说自己在厚街没赚到一分钱,因为下不去手,“我是杀过人,但要我再拿起刀,我有一万个理由丢掉它”。

强哥安排何芳东到联防办帮忙,在检查一个男人的暂住证时,联防办的人看对方态度不好,就示意何芳东找点麻烦。何芳东撕毁了那个男人的暂住证,男人还被扇了一巴掌,然后被联防办带走。何芳东说这是他当时做得最出格的事。

在联防办待了十八天,何芳东觉得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做不了坏人”。周围的人都让他“威一点”,把外省人当野狗对待。

何芳东说:“我也是一只野狗。”

因为频繁变换身份,他已经分不清自己应该是哪里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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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守所里,何芳东对我说,“现在我觉得比逃亡的时候简单多了,不用惊慌,而且看守所至少比垃圾场好。”

他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但我其实还是想活的,等有一天出去了,我想去找雁子,如果她还是一个人,我就守着她好了。不过就算是判了我死刑,我也觉得是该。”

雁子是何芳东逃亡中遇到的姑娘。

一天半夜,他蜷缩在城中村路边的门板上,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喊救命。他看到两个30岁左右的男人,正在抢劫一个中年阿姨。

何芳东冲了过去,对方说自己身上有恶性传染病,警察都不敢管,让他赶紧滚。

他完全不在乎对方的恐吓,拦住了那两个男人。

“我不怕死,兴许还能赚回点名声。我不想死的时候只能被人骂是‘杀人犯’。”何芳东说。

何芳东被他们踢了几脚,两个人就消失在夜色里了。获救的阿姨向何芳东道谢,还问他为什么睡在路边。

何芳东谎称自己被爸妈赶出来,没身份证进不了厂。阿姨让何芳东先住到自家平房里,租金等赚到钱再给。

何芳东在阿姨的帮助下弄了张身份证,他摆起了地摊,尝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2002年,他在摆地摊期间遇到雁子,过上了逃亡期间最大胆的一段日子。何芳东带着女友去转商城、逛公园、看电影、溜冰、唱卡拉OK。以前不敢出入的公共场所,他都不再躲避,有时见到警察还主动过去问路。

“你看过《无间道》没有?我想做好人。”何芳东说这是他很喜欢的电影。

影片中刘建明是在警局卧底的黑社会,即使想做好人,却摆脱不掉坏人的身份。另一位主角陈永仁在黑帮当卧底,哪怕在做坏事,也还记得自己是个好人。何芳东说自己想当陈永仁。

可惜何芳东后来的经历,更像刘建明一些,他精心维护的美好形象,逐渐被现实一一打破。

有天下午,一辆摩托车从雁子的身后疾速驶过,当她反应过来时,她的耳环被扯掉了,耳垂血肉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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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劫走的那对金耳环,是何芳东送给雁子的生日礼物,她执意要拉着何芳东一起去派出所报警。

何芳东这时猛然想起,他犯下的事比抢劫更大,一进去可能就出不来了。

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何芳东出门摆地摊,被几个年轻人敲诈,雁子顶了几句,这几个人就动起手来。

何芳东护住雁子,向那几个年轻人求饶,事后也不愿报警。雁子质问何芳东为什么如此软弱,何芳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软弱,我一活死人。雁子带我见她老乡和朋友,介绍我叫什么名字,还说自己找了个最好的男人。她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我头皮就麻,想快点走。”

雁子的朋友曾向他俩倾诉自己生活的难处,因为孩子是超生的,为了躲掉罚款,孩子一直是没上户口,眼看就要上学了,还是个黑户。

雁子一直安慰朋友,何芳东听得心里难受,还得跟着雁子一起劝她们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总会有办法的。

那天回到家,何芳东像得了失心疯一样,反复问雁子:“今天我没有哪句话说错了吧?我没有吓到你吧?没有吧?你觉得他们会怎么看我。”

何芳东知道,他和雁子的未来不会比朋友过得更容易。他自己都无法以真实的身份示人,不敢领结婚证,就连拍婚纱照都担心会留下隐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杀人犯。

压力过大的何芳东开始出现各种幻觉,雁子以为他发烧,倒凉水给他洗脸。雁子告诉何芳东,自己过的很幸福。

洗脸的时候,何芳东哭了,也彻底清醒了。

何芳东开始故意刁难雁子,俩人大吵了一架,以分手告终。

为了隐藏身份,何芳东觉得自己骗谁都可以心安理得。但是骗雁子,“真的比死还难受”。

何芳东问我:“你谈过恋爱没有?”

我说谈过几次。

“你肯定有好多女人可以选择,我就遇到一个,还怕哪天暴露了,她会怎么看我。”最后他说,这辈子到这里,就算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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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十月下旬,何芳东的案子开庭了。公诉人说何芳东对强奸的行为供认不讳。

这让我有很大意见,我直接站起来指着公诉人说:“你告诉我什么叫供认不讳?就一句,‘我真的杀了我那个妈妈’这就叫供认不讳?你们证据链不完整就扯供认不讳?”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辩护人请遵守法庭纪律,发问之前先申请。”

公诉人继续说何芳东的强奸行为证据确凿,不能因为以前的刑侦技术不够成熟,就表示何芳东没有实施强奸行为。

我听了依然无法控制情绪,又站起来反驳他:“你是说以前刑侦技术不成熟就不用破案了?就破不了案了?”

审判长又警告我:”辩方律师请遵守法庭纪律!不要问与案情无关的问题!”

我说,那好,我现在申请发言。

审判长说,你可以发言。

我说,“检方说被告人对强奸的的事实供认不讳,为什么在笔录里没有?只有一句,‘我真的杀了那个妈妈吗’,然后在公安机关进行诱供后,他才说了句,‘那我可能强奸我那个妈妈。’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辩方律师请注意你的用词和法律素养,什么叫‘欺负老实人’”公诉人未经允许也站了起来。

我当即进行反驳,“那你说什么叫供认不讳。”

何芳东站在被告席,一直合掌,向我投来抱歉的目光。后来见我情绪激动,他一直摇头,双手不停地做出不要的姿势。

审判长脸色铁青,对着法警说,“请带辩方律师出去冷静五分钟。”

我在庭外懊悔不已,认为自己的情绪起了副作用,如果强奸被认定了,那一定是我工作上的失误。

好在审判长等时间一到就喊我进去了。

庭审结束后,我心情烦躁,故意拖拖拉拉,等其他人走了再出门。

没想到公诉方的人已经在外面等我了,他跟我握手,“辩护得不错,以后一定要控制住情绪。”

我尴尬地笑了笑,客套一句,“你们也很不错。”

后来我得到消息,案件要在审判委员会进行内部讨论。那天我坐立不安,大白天打亮房间所有的灯,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宣判那天,我特地系了红领带。当听到结果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整个人平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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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会见。我问何芳东,那天为什么去铁路边?

他没直接回答我,“我喜欢的那个女孩,雁子后来嫁人了,老公家暴。过了几年,她离了婚,打听到我地址,堵在我家门口,说不能错过一个对的人了。我是杀人犯,不能让她才从一个坑里出来,又掉到另外一个坑里。”

“所以你就去铁路边,后来又去了派出所?”

何芳东摇了摇头说:“我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是沿着看似没有尽头的轨道,迈着蹒跚的步伐,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

刘焱曾告诉我,对何芳东来说,伴侣是代表正常生活的符号,雁子给了何芳东逃亡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正常生活体验。

故事里没写到的是,何芳东曾央求刘焱找到雁子,除了道歉以外,他还想问雁子一个问题:“如果我当时坦白,你还会和我在一起吗?”

刘焱告诉何芳东,按照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雁子是必须举报他的。

但何芳东不在乎,“在外面一天,就是监狱里的十天,如果她举报的话,那我就安心了。”

带着懊悔与不安去生活,日子确实难捱。电影《烈日灼心》里,邓超饰演的逃犯小丰,在被抓捕归案后说,“太煎熬了,我们都在等这一天,也许你们不会理解”

多年后,何芳东也依然记得,逃亡路上自己的片刻想法:“我怎么就把人杀了呢,不然躺在床上多舒服啊。”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