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缉凶》,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08年,因为奥运会的关系,我被借调到派出所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奥运会闭幕后,我才返回重案大队。派出所的工作已经交接完,而重案队又暂时没什么案件,因此我有了一个难得的空窗期。

趁着空闲,我打算把自己的柜子和抽屉收拾一下,翻开最下面的抽屉时我看到了几本卷宗,其中一个是故意杀人案,封皮上写着犯罪嫌疑人的名字。

我想起来,那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朱哥带我从档案室里拿出来的,已经是六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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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如山的卷宗

我参警前后那几年,当地治安状况不太好,很多时候两个人只是相互碰撞一下,就像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相互殴打,一喝点酒,下手就不分轻重。很多案子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故意杀人案也算是其中之一。

案件的性质不算太严重,我之所以对它印象深刻,是因为它贯穿的时间太长了,案发的时间是2000年,当时我还在上大学。两年后进了警队,这个案子的 罪犯 身份已经确定了,但人一直没抓住,所以只能算侦破,但是没法结案。

屈指一算,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八年了。

这份卷宗让我觉得有些羞愧和沉重,因为当时拿的时候,我信誓旦旦说要好好学习,结果放在抽屉里一直没看,连案件的具体情况都不清楚。

现在正好有时间,我终于翻开了这份卷宗,开始仔细阅读。案子的材料做得很详细,我很快就摸清楚了当时的情形。

刘国柱 、于豪、阿常都是工地的工人,因为三个人是一个地方的,所以平时走得很近。2000年的初春,刘国柱和于豪被工地办公室的王总叫去了办公室。回来后,刘国柱告诉阿常,王总想让他们帮个忙,办好了年底先给他们结款。

原来,工地的土石方车晚上被人堵了,王总想让他们班组的几个人晚上去吓唬吓唬对方,能让大车开过去就行。

几个人想着不就是吓唬吓唬人嘛,没什么好怕的,就决定干了。

当天晚上,刘国柱把自己班组里几个关系不错的人都找了出来,一一说了这件事,大家伙都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刘国柱把大家召集来,分给他们一人一个锄地用的镐头和铲地的铁锹,说晚上吓唬人的时候一人拿一个,效果比较好。

晚上八点多,刘国柱带着于豪和阿常一共十几个人,拎着镐头铁锹等工具,去和对方碰面了。本来也没动手,后来不知怎么的,两边对骂了起来,你来我往的一句比一句大声,骂着骂着就有人开始动手,紧接着现场乱作一团,镐头铁锹的砸人声哐哐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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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斗殴的事件现在也不少见

阿常是他们中最小的一个,本来也想跟着大家往前冲,可是腿怎么都不听使唤,僵在原地一样,这时候不知道从哪儿飞过来一块石头正好砸中他胸口,等疼痛过去,阿常忽然感觉自己的腿能动了。

看见面前的人打成一团,阿常没敢继续待下去,之前被热血冲昏了头,这会儿冷静下来,害怕得不行。他转身就跑,直到跑回工地才缓过神来。

那天晚上陆续有人回来,有的头上包着纱布,有的衣服被撕破。阿常向回来的人打听,结果回来的人也一头雾水,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有人动手了,自己就跟着往前冲,结果不知道打了谁,也不知道被谁打,最后听到有人喊警察来了,才稀里糊涂地跑了回来。

但刘国柱和于豪一直没回来。

隔天中午,工地里来了两名警察,他们给阿常做了一份笔录,问了他许多问题,直到这时阿常才知道,昨晚的打架死了人,还死了两个。

案情大概就是这样。

我继续翻看卷宗材料,两名死者一人是被钝器击中头部,另一人是被刀刺入胸腔,钝器的照片就是一把工地用的铁锹,而刀则是一把折叠水果刀。

材料里有一份证人材料,证人专门对水果刀进行了辨认,确认这把刀是于豪的,他切水果时拿出来用,大家都看见过,平时则揣在兜里。

那时候人们对于刀具没有管制物品的概念,经常有人喜欢在身上带一把刀,有些是为了防身,而有些则单纯的是为了好玩,至于于豪为什么要带一把刀,谁也不知道。

后面还有十几份材料,都是当天参与斗殴的人的供词,其中有几个人清楚地看见了抡起铁锹砸向被害人脑袋的人的面目,并且都指向了同一个人——刘国柱。

对于于豪的指认同样十分明确,同时有好几个人看到于豪从兜里拿出水果刀捅人,连续三刀捅在同一个人身上。当时打架的场面非常混乱,有人被捅之后根本没人注意,直到有人大喊警察来了,众人才作鸟兽散。

卷宗里也有喊“警察来了”的那个人的口供,他当时看到人群打成一片,心里害怕于是大喊警察来了,其实警察根本没来,不过多亏他这么一喊,所有人都开始散开逃跑,不然继续打下去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更惨烈的情形。

当时警察一共抓获了八个人,其中刘国柱一方六个人,另一方两个人。八个人都是按聚众斗殴处理的,但是致人死亡的主犯刘国柱和于豪都未到案,目前在逃。

这份卷宗很厚,我看了好久才看完,看完之后我将卷宗摆放在桌子上,用夹子夹在上面做了记号。我想着趁这段空闲时间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案子,看怎么把这两个人找出来,不过隔了这么长时间,我心里也没什么底。

第二天,宋队一早就来找黄哥,让他陪他去局里,说是有个信访案件,局长让他们去接待一下。快到中午两个人回来了,一头扎进档案室开始翻找材料,中午吃饭也没出来。到了下午宋队要开全队会议,让所有人都参加。

开了会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局里接到信访局的一个转递信访单,信访的内容大概是要求尽快侦 破案 件,为儿子沉冤昭雪。

局里查了一下案件的侦办单位,发现是我们大队,又查了下案件的登记,显示办案人是黄哥,于是就把宋队和黄哥叫去了局里。

回来后两个人在档案室找卷宗,找了一圈都没找到,这下宋队急了,让大家一起开会回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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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转送单

“好好想一想,案子是八年前的。”大队领导拿着信访转递单仔细看了看,但是这个单子上只有信访内容,和案件有关的信息不多。

一说到八年前,我脑子里咯噔了一下,追问了一句:“有什么其他信息吗?”

“被害人叫马强,上访人是他父亲,叫马立。信访单上就这些,没写案件信息,上访人只是说他儿子死了,要求查明案件情况,抓获凶手。”大队领导看着信访单说。

八年前的案子,信息量又这么少,大家一时没了头绪。

“哎,等等,”大队领导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今早信访局给我单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说马立还递了一份破案告知书,所以他们才把信访单子收下的。”

“案子都破了他还上访个屁啊?”

宋队这句话一出,办公室瞬间陷入了沉默。

一般来说,案件只要在确认罪犯身份后就会认定告破,然后把罪犯立为网上逃犯。马立能拿着破案告知书上访,那就说明他儿子被害这起案件的罪犯身份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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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破案告知书

这种没抓到罪犯的破案告知书是公安机关的一块遮羞布,案子表面上告破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根本算不上告破,知道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只是法律上的认定告破而已,对于警察来说,罪犯没有被抓获,案件就永远是悬案。

这类案件可以说是我们的一块伤疤,所有人都不愿意去碰,也可以说是一种经过粉饰的耻辱,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

听到这里,我一下激动起来,天下难道真有这么巧的事?我昨天刚看的卷宗,今天就收到了被害人的上访?

我问:“是不是八年前工地打架死两个人那起案子?犯罪嫌疑人叫刘国柱和于豪。”

我话一出口,大家都诧异地看着我,八年前我还没来队里,怎么会知道这个案子的? 还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赶紧翻了翻桌子,找出那本昨天刚看过的卷宗,卷宗封皮上写着案件名称“刘国柱、于豪故意杀人案”。

我说:“卷在我这儿,我昨天刚看过。”

“怎么跑你那儿去了?”宋队一脸惊异的表情。

“我刚工作的时候挑了几本卷想学习下,结果没顾上,一放放了这么多年,昨天才给翻出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操,你可真能选卷子,赶紧把卷子拿来。”

就这样,这个搁置了八年的案子一下又摆上了案头。

因为这个案子当年是黄哥办的,所以他自然要继续负责,除此以外,还得给他配个人。

案子发生在八年前,现在捡起来侦查难度很大,我本以为宋队会找个经验丰富的人和黄哥一起配合,没想到竟然选上了我。

“你昨天不是刚看了一遍卷宗吗,对这起案子应该比较清楚,你和黄哥一起办吧。”宋队说。

“好。”我有些兴奋,本来自己就想继续研究这个案件,现在送到我手里来了。

接下来,我和黄哥把手里的工作做了个简单的移交。我本来就没事,倒是黄哥,一下子移交了三份卷宗,一个杀人,一个群殴还有一个连环盗窃,用我们的话说这叫“净手”了,就是手里没有侦办的案件了,按照习俗值得买挂鞭炮去单位门口放一放。

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个安排是为了让我俩安心做接下来的工作,这个案子虽然确定了嫌疑人,可是抓捕的难度一点不比其他案件低。

刘国柱和于豪都是本地人,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刘国柱的个人信息已经八年没更新了,这也正常,他逃跑之后就被立逃了,无论他的身份证在哪儿出现,当地的公安机关都会接到警报。不过八年前的信息显示刘国柱和他父母住在一起,地点是山东街的一栋老居民楼。

我和黄哥先去了刘国柱在市里登记的地址,和预想的一样,房子已经换做别人在住,而房主所说的卖家名字和刘国柱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又去房产局查房子买卖的登记,查到最后,发现房子登记的是一个叫王阳的人。

我们找到了王阳,他说当时房子是通过一个叫小鬼的人买的,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小鬼究竟叫什么名字。

我们问他知不知道买房子时这栋房子的房主是谁,王阳说他也记不清了,而且他买完这个房子住都没住,又转手卖给了别人。

我们没办法又返回房产中心去查,可是当年房产买卖的时候还没有电脑登记,都是用纸质合同直接存档的,后来正逢市里搞房产改革,市里的公房可以私人买断,而刘国柱住的房子是他父亲的,他父亲是国有企业的员工,趁着买断的时候把房子私有化了。但这个变动并没有纸质记载,已有的纸质材料里登记的房屋产权人直接就是王阳,连小鬼的姓名都没有。

那会儿房屋刚开始买断,程序什么的都比较混乱,登记也不谨慎,只要你报名字交钱就行。刘国柱的房子应该是在发布买断政策之前卖的,等到买断的时候就直接变成王阳的名字了,再想查从哪儿买的就无从查起了。

刘国柱这边的线索断了,我和黄哥继续去查于豪,结果更让人绝望。于豪登记的地址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连楼都没了,空地周围围着蓝色的挡板,里面到处都是垃圾。

我们一打听,这地方早在五年前就动迁了,动迁后原本要开发的公司破产了,这块地就一直这么空着,而动迁的时候,这里的住户几乎都是拿赔偿款,现在搬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

黄哥从工地挡板的空隙间钻了进去,踩在于豪曾经住过的地方抽了一根烟,然后若有所思地告诉我,当年案发之后,他来过这里,那时是一栋四层小楼,于豪住在三楼。小楼是外置楼梯和走廊,于豪他家门口的酸菜缸上面压了一个酒坛子,当时别人家压的都是石头,所以于豪家特别显眼,黄哥就在于豪所住的对面楼道里蹲了三天三夜。

那时候冬天家家都腌酸菜,楼道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菜缸子,能站人的地方只有一小块。等蹲点结束黄哥回家的时候,衣服上全是酸菜味,洗了两遍,他媳妇打趣说把洗衣服的水拿来直接泡白菜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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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里的酸菜缸,又占道又熏人

这事黄哥是当笑话说的,我听着也觉得挺好笑,可是我心里清楚,大冬天在连个窗户都没有的楼道里待三天三夜是什么感觉,拼到这个份上还没把人抓住,我心里忽然觉得很不是滋味,对于自己能不能把跑了八年的人抓回来越发没底了。

我把心里想的跟黄哥说了,黄哥笑了笑,把吸完的烟踩灭,和我一起往外面走,继续说当时的事情。

那时候队里的决定是轮流蹲坑守候,从案发一直蹲守到快过年,蹲守结束那天是腊月二十九,大队看实在没有机会了才让撤岗了。

可是黄哥不死心,大年三十那天正好是黄哥值班,晚上八点多的时候,黄哥开着队里那台油门踩狠了都冒黑烟的拉达轿车又来到这个地方,站在对面楼道里眼巴巴地看着于豪家里人吃完年夜饭,一直蹲守到十二点于豪都没露面。

那时候黄哥就感觉这个案子要完,这个人恐怕抓不住了。那个年代的罪犯有个共性,就是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过年基本会回家,因为警察也得过年,你大年三十晚上回家初一早上走不会有人来抓你。

黄哥当时就是想利用罪犯的这种心理将于豪抓获,结果没想到他连过年都没回来。

黄哥讲完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俩刚从空地围挡的缝隙中钻出来,黄哥意味深长地回头又看了一眼,这个地方恐怕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谁能想到曾经有名警察在这片空地的某栋楼里蹲了一个除夕夜呢?

幸运的是,虽然于豪和他家人的户口依旧空挂在这栋不存在的楼房上,但是我们通过于豪父亲的社保基金查到了他登记时填写的现住地址。

这个地址和实际的楼号有些出入,在一片偌大的居民区里,我和黄哥七拐八拐,终于在31号楼找到了于豪父亲家。

家里没人,通过打听我们得知他还在上班。我和黄哥就在楼下等着,快到四点的时候,一个女人出现在家门口,我们上前亮出了身份,女人愣了一下,然后有些纠结地告诉我们,她是于豪的母亲。

于豪的母亲看到我们后眼神有些别扭,但还是让我们进屋了,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两室一厅的房子,一间是卧室,一间是仓库,仓库里堆着杂七杂八的东西,连个能坐人的椅子都没有,而且满是灰尘,和其他干净的屋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屋子里摆着的那些物件来看,这间屋子应该很久没人进去过了。

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能看见侧面的墙上挂了几张照片,但都是他俩口子的,没有一张于豪的,连小时候的都没有,整个家里看不出一点儿子的痕迹,就好像丁克家庭一样。

“于豪和家里有联系吗?”在这种气氛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幸好黄哥在,他先向于豪的母亲问道。

“没有任何联系,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于豪的母亲平淡地回答,就好像在说别人家的事情一样。

“案发后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已经八年了吗?反正一点联系都没有,我连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于豪平时在家和谁比较亲近?有没有他能联系的亲戚?”

“刚开始我也像你们一样,每隔一段时间都向亲戚打听,这样坚持了多久我也记不清了,反正于豪就是没和任何人联系过,我们也不找了。”

“如果能联系到于豪,我希望你们让他快点投案自首。”

“如果我能找到他,我肯定带他去自首。”于豪的母亲回答得斩钉截铁。

“已经八年了,这个案子的同案人员判得最轻的两年前就已经释放了,如果当时于豪投案的话,估计再有两年也出来了。”

黄哥说完这句话,于豪母亲愣了一下,失神般地呆了几秒钟,面无表情的脸上出现了一丝微妙的变化,说话的语速也变快了。我能感觉出她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可是言语间还是有些急切。

“他不是杀人了么?不是死刑也得是无期,怎么还能放出来?”

“他属于聚众斗殴,又不是故意要打死人,顶多算是故意伤害,正常来说被抓的这些人都是一个判决标准,最轻的关了六年,于豪算是最重的,如果在监狱里表现好再算上减刑,估计待十年也差不多了。”

“如果我能联系上他,我会和他说的。”于豪母亲轻轻叹了口气说。

我和黄哥离开于豪家时,他的母亲一直坐在那里没动,门还是我们给带上的,能看出来我们的出现给他母亲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也许两口子多年来趋于平静的生活被我们给打破了。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果这两名罪犯不被缉拿归案,我们的工作永远也不会结束。

离开于豪家之后,我和黄哥继续寻找刘国柱的家人,刘国柱的父亲是一名国企职工,我们查找到他的单位,一问才知道刘国柱的父亲在几年前就已经买断工龄离开了,而且和单位的同事工友们再也没有联系。

我们简单走访了一下刘国柱父亲的单位,他原来的工友说,自从刘国柱出事后他的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也不和大家说话,平时看见人就躲,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绝开来,买断工龄之后和大家更没有联系了,时间这么长很多人都几乎把他给遗忘了。

我们查了一下买断时间,是三年前。不过有的工友还存着刘国柱父亲的手机号码,我试着拨过去,和预想的一样,已经是空号了。

我和黄哥又去了移动通讯公司,查到这个号码的取消时间是三年前,看来刘国柱的父亲在买断工龄后就取消了手机号码,估计是想彻底断绝和其他人的往来。

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我和黄哥在市里市外来回奔波,前后找了十几个人,结果一丁点有效的线索都没查到。我们找到了于豪曾经念书的学校,他的同学说从来没和于豪联系过。而对于刘国柱,我们连他的父母都没找到。

那个时候全国只有六个城市刚试行了二代身份证的更换,大多数人还在用印着黑白照的一代身份证,连脸都看不清楚。如果一个人想躲起来,随便拿张捡来的身份证,把照片弄得模糊点就可以蒙混过去,而刘国柱和于豪也许正是如此,他们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融化在这个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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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着黑白照片的一代身份证,身份信息还是手写的

我和黄哥又仔细翻看了一遍材料,黄哥提出接下来从这个案件的同案人入手。当时涉案的工友全都被判刑,最短的已经释放两年了,黄哥拿着材料指着一份笔录对我说:

“咱们先去找这个叫阿常的,我记得做笔录的时候他对当时的情况描述得最清楚,这个人当时没被判实刑,现在应该在外面。”

阿常真名叫常春,当时做笔录登记了一个地址,就在西山附近。有准确的名字,又是本地户口,找一个人对我们来说并不难。

没过几天我和黄哥就联系上了阿常,他现在做海员,不过正好这段时间他没上船,在家休息,我们就去他家和他见了面。

常春对八年前的事历历在目,当时他没动手,但是由于他拿着工具参与了,也被一起刑事拘留了,后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没有对他进行逮捕。

但这三十多天的看守所生涯让阿常成了有“前科”的人,阿常说这件事对他日后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找工作没法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最后只能办理船员证去海上打工。

阿常说自己再也没和那些工友联系过,他对那件事深恶痛绝,对刘国柱也有些怨恨,觉得他害了自己。可现在听说刘国柱在外逃了八年,觉得他也挺可怜的。

“你再仔细想想,毕竟你和他俩还比较熟。”黄哥鼓励阿常回忆回忆,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我和他俩熟是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一般柱子都是和小豪在一起,只有吃饭的时候我才和他们一块。小豪这人挺乐于助人的,有时候我们班里其他人有什么事他都愿意帮忙。柱子是班长,为人比较公正,分派活儿的时候都是一碗水端平,大家也都比较认可他。”阿常一边回忆一边说。

“你回忆一下,他们有什么特点?”

“特点?我们都是在工地打工的,哪有什么特点?我当时初中都没念完就出来干活了,柱子也是看我比较小,对我挺照顾的。”

“再想想。”

“还能有什么事,工地就是天天上班,下班睡觉,稍微有点空闲时间就在一块说说话,打个牌。哦,对了,我当时还不会打扑克,是柱子教我打的。

“刘国柱教你打扑克?”

“对啊,我们平时下班了也没什么事,大家伙就喜欢在一块打牌,玩点钱,也不多,就打一毛钱的。柱子牌玩得不错,一直都是他赢,后来别人都不敢和他玩,凑不上手了,柱子就让我学然后一起玩,我学会之后玩了几把感觉没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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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牌是工地上不多的消遣活动之一

“那于豪呢?他和于豪一块玩扑克吗?”

“于豪不玩,我们工地当时雇了一个做饭的,于豪嫌他菜做得不好吃,都自己做,我们班的饭都是于豪做的,所以他一般没时间玩牌。”

“于豪还负责做饭?”

“对啊,我记得他说过他是什么烹饪学校毕业的,会做饭,还有个什么厨师证。”

我和黄哥相互看了一眼,这可是一个重要信息:于豪有厨师证。

于豪作为被公安机关立逃的罪犯,八年没有音讯,肯定是在某个地方有稳定的住处。但为了生存他还得有一份收入来源,像他这种人想找一个正式的工作很难,只能靠手艺吃饭,于豪有厨师证,那么他很可能会选择在一个偏僻、管理不严的地方当厨师。

临走前阿常向我们保证,要是他能遇见刘国柱和于豪,肯定会劝他们自首,我和黄哥还好好感谢了下阿常积极配合工作的行为。

回去后,我和黄哥把各种线索捋了一遍,还是决定先从于豪的家人开始做工作,听了阿常的描述,我们觉得于豪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他不可能安安稳稳在外面躲藏八年,不给家里一丁点消息。

而从于豪母亲的态度来看,她很有可能曾经接到过于豪的消息,我们也能理解她作为母亲想要保护自己儿子的心情,强行采取措施可能会有反效果,所以我们打算从侧面开始调查。

我们把于豪母亲和父亲的通讯记录都调出来查看,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老两口在退休之前电话就很少,偶尔通话都是和亲戚,退休之后更是好像和社会脱节了一样,于豪的母亲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个电话。

虽然我们调查了话单记录,可是我们也知道,作为一名通缉犯,于豪给他母亲打电话的可能性很低。

这时候黄哥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提议:去邮局调查。

08年通讯已经很发达了,虽然还没有微信,但是电话、短信、QQ都很方便,想和一个人取得联系也很简单,邮局通信已经成为快被人们遗忘的古董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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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人会通过邮局寄信了

黄哥能想到这个问题也是经过思考的,虽然案发时于豪住的老楼已经动迁了,但后来于豪父母的家一直没有搬,期间于豪只要同家里有过联系就能找到现在住的地方。

我和黄哥来到市邮政管理局,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过黄哥对这里是轻车熟路,在我还没工作的那个年代,人与人的联系方式大部分还是靠信件,黄哥曾经无数次来调查过信件往来信息,跟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还很熟。

我们提供了于豪家的住址,这个人开始用电脑进行检索。黄哥在旁边和我说,以前没有电脑,要查只能按照邮局的单号一页页翻,遇到信件多的时候,要查上千张单子,他就蹲在走廊里一张张看。

没等黄哥说完,邮局的人忽然拍了下桌子,喊了一声“有了!”。

电脑上显示我们提供的地址确实收到过信件,时间不频繁,今年只有一次,是从外地邮寄过来的,邮寄人名字写的是小雨,邮寄的地点是辽宁省鞍山市,投递方式是邮筒。

小雨,于豪,这个名字几乎就是指一个人,于豪家里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了,根本没有鞍山的亲戚,而于豪父母的电话通讯记录也没有打往鞍山的号码,凭空出现一份从鞍山邮寄来的信件,几乎可以断定就是于豪寄来的。

这时我再回想与于豪母亲见面的情形,不像是一个和自己儿子八年没联系的人,尤其是当她得知已经有同案人员被释放的时候,那种恍惚的表情肯定是把这件事往于豪身上联想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一行六人前往辽宁省鞍山市,根据邮局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投递的邮筒,在鞍山的一个市郊。

接下来我们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对周围的所有饭店一个个进行摸排,寻找有关于豪的线索。我们认定于豪在做厨师,而且很稳定,至少几年内都没发生变化。因为根据我们调查,于豪的父母一共接过四封信,投递的邮筒都是同一个。

对于一个已经安稳生活了很多年的人,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很小心,于豪现在的长相肯定和我们当时掌握的照片有很大出入了,只能一点点慢慢找,虽然他稳定了一段时间,但是作为一名罪犯,稍微发觉风吹草动估计就会逃走,现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可不能前功尽弃。

我们做好了长期战斗的准备,打算从市郊的邮筒开始向四周扩散寻找,我们坚信于豪就在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也得把他找出来。

第二天我们在当地一家知名的大酒店进行排查时,酒店的经理告诉我们他们有一个厨师就叫小雨,只是下午才上班。我们都很兴奋,排查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顺利。

我们在酒店后厨的门口等着,到了下午,远远的我就看见有个人从外面溜达着走过来,这个人和我们手中于豪的照片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经理告诉我们他就是小雨,就算走个面对面我也认不出来。

小雨进了后厨通道后,看到通道里站了五个不认识的人,转身就往外退,被我们同事从后面堵住了。

“你就是小雨?”我问。

小雨没说话,点了点头。

“我们是公安局的,你是不是叫于豪?”

他愣了一下,但并不是惊讶,神情有点呆呆的,缓缓地出了一口气,拉了一个长音回答道:“是。”

于豪说他早就想来自首了,我觉得他这话半真半假,一个潜逃了八年,背负着一条人命的罪犯,即使真的想过自首,也不一定能有足够的勇气付诸行动。

于豪的顺利到案给了我巨大的信心,虽然这几年我也抓获过各种各样案件的罪犯、逃犯,但我确实没想过能将这个案子的罪犯亲手缉拿归案。

我们按照抓获于豪的方法,照猫画虎地又对着刘国柱用了一遍,可是没有丝毫结果,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共同点。

于豪好歹有健在的父母,我在追查刘国柱家属时发现,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户口迁到一个空挂户上,十多年也没有消息,连街道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是死是活。

黄哥提议,还是从房子下手,一步步追查,我们又把王阳叫了过来。

王阳什么信息都提供不出来,只知道房子是从小鬼那里买的,而这个小鬼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王阳都不知道。

我们在单位把以前的问题向王阳又问了一遍,依旧没有什么收获,我也不知道该继续问点什么,只能和王阳面对面坐着干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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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是技巧、耐力、心智的多重较量

这时黄哥忽然开口继续问:“这个人是不是耍钱的?”耍钱是赌博的一个俗称,玩过的人都能听懂。

“啊?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玩赌博的?”

“哪有,我以前玩过,现在早就不玩了。”

“我知道,你和小鬼认识是不是因为耍钱?”

“就是朋友相互介绍认识的,都不熟。”

“好了,你告诉我小鬼现在在哪耍钱,别打马虎眼,也别磨磨叽叽的。”

“以前玩过,现在都多长时间不玩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

黄哥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让我先出去,我心领神会地离开了办公室,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我再回去,王阳已经不在了,而黄哥在打电话。

这件事到后来我也没问黄哥当时究竟和王阳说了些什么,黄哥也没和我说过,它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但是在这十几分钟里,黄哥落实了小鬼的身份,是个老痞子,现在开了一个棋牌室。

我们顺利地在一个棋牌室找到了小鬼,这种混社会的老痞子都有过人之处,有时候你和他只见过一面,再看到你他就能认出来,小鬼也是一样,对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尤其是金钱方面的往来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和小鬼简单说了一下案件,小鬼立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略微思索便回忆起来,他告诉我们当时这栋房子确实是刘国柱抵给他的,价格是七万五千块钱,然后他加了一万块钱卖给了王阳。至于他和王阳,就是在赌博的时候认识的,黄哥判断的一点也不差。

小鬼还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这个房子要抵出去的事确实是刘国柱和他联系的,但是真正来办手续的不是刘国柱,而是一个叫 王涛 的人,这个人和刘国柱是什么关系,小鬼也不知道。他们这行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事,人家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房子能办完手续你安排谁来都一样。

我们继续问,小鬼将所有事全盘托出,也幸亏他记性好,我觉得要是换了我,隔这么长时间肯定记不住。

小鬼和刘国柱是打牌认识的,刘国柱喜欢打牌,还喜欢在打牌的时候耍点钱,他牌技不错,在工地没人和他玩,就出去找别人玩,一来二去认识了小鬼。小鬼还带刘国柱去当时的地下赌场玩过几把。

后来有一天刘国柱来找小鬼,说他急用钱,想把房子抵便宜了,小鬼手里一时没那么多钱,就找到王阳,王阳一听有便宜赚也就同意了。不过办手续的时候刘国柱没来,让别人来的,在办理的时候还多亏这个人找关系,房子才顺利转到王阳名下。

但王阳也没撒谎,小鬼为了能在中间赚一笔,至始至终也没让王阳和刘国柱以及那个办手续的人见面,至于后来刘国柱去哪儿了小鬼就不知道了,不过根据小鬼的回忆,来帮忙办手续的也是个本地人。

我把我们市里所有叫王涛的人员信息都调了出来,让小鬼一个个找,这件事我是真佩服他,一共八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一部分照片没更新,小鬼硬是靠记忆在里面把王涛给找出来了。事后我还在想,如果他凭这个本事干点合适的工作,说不定能成行业翘楚。

锁定王涛后,我们接着往下找,这个人的信息也是一片空白,十年没更新,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们又查看了他的家人,他有个妻子,叫刘秀梅,个人相关信息也是空白。为了能将这个案子线索发展下去,找出王涛这个人,我们只能按照户口信息去找刘秀梅的家人。

刘秀梅的家人还在市里住,我们找到她的父母,结果老两口说刘秀梅不是他们的女儿,是领养的。而刘秀梅真正的身份是刘国柱的姐姐,王涛则是他的姐夫。

这下一切情况顺理成章:刘国柱杀人后卖房子潜逃,而王涛帮他出面办理这件事。

刘秀梅的养父母还告诉我们,王涛做生意赔了不少钱,现在和刘秀梅躲在外地,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刘秀梅的母亲,也就是刘国柱的母亲。

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判断刘国柱很可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次不再是我和黄哥单独奋战,在发现了这个重要信息后,队里决定增加人手进行抓捕,我们一共去了五个人,除了我和黄哥,狐狸哥也被派来了。

他们居住的地方在一个风景秀丽的沿海城市,可是我们只找到了大概的位置,刘秀梅告诉养父母的只有小区的名字,可这个小区里有十二栋楼。

我们在物业查出了刘秀梅的住址,但是不敢直接找她,我们确定刘国柱和刘秀梅有联系,但万一刘国柱不在这里,我们草率地出动反而会把自己暴露了。于是决定继续采用最笨的老办法,但也是最好用的办法——蹲守。

抓获刘国柱那天颇具戏剧性。

我们都是天不亮就在小区门口守好,而小区门口正好有个买早饭的地方,那天我们也不知是怎么了,大家一致提出要换个口味,于是我们安排最年轻的同事开车去买早饭。

没了车子做掩护,我们剩下四个人也不能站在小区门口,于是钻进了小区院内,各自找地方藏起来。刘秀梅住的是四楼,通过这几天的蹲守,我们发现她家的窗帘从来没开过,我们在对面楼里也看不到她家的情况。

这时我忽然想上厕所,小区外本来有个公厕,可是这小区进门需要刷卡,我要是出去了再想进来就麻烦了,于是我直接找了个开门的单元走了进去,乘坐电梯去地下停车场,寻思在里面找个角落方便一下得了。

狐狸哥看到我要去厕所他也要去,和我一起来到地下停车场。

那时正值八月份,外面热乎乎的,之前在车里有空调,现在车子没了站在外面,不一会儿就全身都是汗,进了地下停车场反而感觉凉爽。狐狸哥这时候提议不出去了,就在停车场里待着。

我和狐狸哥来到地下停车场里刘国柱住的那栋单元门里待着,这里确实凉爽,比在小区院子里舒服多了。

这时我发现电梯从一楼开始上升,在四楼停了,然后从四楼下降,在一楼没停,直接来到地下一层。我和狐狸哥顿时警觉起来,地下一层只有我们,我们没按,那电梯来到地下一层肯定是四楼的人按的,而刘秀梅就在四楼,不会是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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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动的电梯数字让人紧张

电梯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看到我们他以为是等电梯的,侧身走了过去。

他刚走过去,狐狸哥忽然喊了一声:“刘国柱!”

这个人还在往前走,不过头却转了,但没有完全转过来,而是只转了一半便停了下来,被人喊了回头是本能,但头转了一半他就反应过来不能回应。就这样,他的头保持在转一半的姿势,身体也僵硬起来。

这已经足够了,如果他完全回头了,也许我们还得再问几句,这种转了一半却停下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

我和狐狸几乎同时扑了过去,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我俩一起压在身下。

事后刘国柱说他早已经改名了,但是听见有人喊刘国柱三个字后还是下意识地想回头,可是也很快反应过来不对劲,但心里还抱有一丝侥幸,想着可能不是警察,是不是重名,正纠结着跑还是不跑就被我们扑倒了。

我终于给了这叠卷宗一个交代,两个疑犯顺利地报捕诉讼,悬置了八年的案件终于结案了。

成功抓捕这两个人给了我莫大的勇气,也让我理解到什么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份信念在我心中扎根,那就是违法犯罪必将会受到惩处。